铁路物资节约工作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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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人民政府


辽宁省城镇生活饮用水卫生管理办法（修正）
辽宁省人民政府


（1991年9月5日辽宁省人民政府令第13号发布 1997年12月26日辽宁省人民政府令第87号修订 2000年9月6日发布的辽宁省人民政府令第118号将本文废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生活饮用水卫生管理，防止生活饮用水污染，保障人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省境内城镇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以及规划、设计、施工单位和用水单位。
第三条 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卫生行政部门在同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本辖区生活饮用水的卫生监督管理工作，其所属的卫生防疫机构负责生活饮用水的卫生监测管理工作。
民航、铁路、厂矿卫生防疫站负责管辖范围内生活饮用水的卫生监测管理工作，接受当地卫生防疫机构的业务指导。
各级环境保护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
各级城乡建设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城镇市政自来水的卫生管理和技术指导。
第四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对污染生活饮用水的行为，都有权向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环境保护部门报告。

第二章 卫生管理
第五条 集中式供水单位（以下简称供水单位）必须取得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生活饮用水卫生许可证》（以下简称《卫生许可证》）后方可供水。
第六条 供水单位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供水设施对水质无污染；
（二）直接从事供水工作人员无传染性疾病；
（三）水质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四）有消毒、净化水质的具体措施；
（五）有监测水质的设备和技术人员；
（六）有健全的卫生、安全管理制度。
第七条 供水单位的水质管理和水质检验机构具体负责生活饮用水日常性卫生管理工作。
第八条 供水单位必须履行下列职责：
（一）监测水质，并定期向卫生部门报告水质检验结果；
（二）对水质进行卫生管理；
（三）协助卫生行政部门调查生活饮用水污染事故。
第九条 供水单位应按国家《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和《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要求，设置水源卫生防护地带。需要征占划拨土地时，应按《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暂行办法》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条 凡新建、改建、扩建含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项目的选址、工程设计审查，应有卫生部门参加。工程竣工后必须在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参加验收，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方准投产使用。
第十一条 供水单位的制水工艺（包括净化、消毒）必须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要求，对供水设施定期清洗和消毒。
第十二条 建造、维修供水设施所用材料不得污染生活饮用水。供使用的新材料和化学物质（净化剂、消毒剂、塑料、橡胶、玻璃钢制品，防渗、防腐涂料等），必须经市以上卫生部门鉴定，报省卫生行政部门批准。
第十三条 严禁用水单位将其他用水管道与生活饮用水供水管道连接。室内给排水设施的设计、施工应保证饮用水的卫生安全。
第十四条 供水管道附设的消防井、水门井、水表井、共有水栓井等，井内不得积存污水、污物。
第十五条 供水管道通过污染区或与污水渠道交叉时，必须按国家《室外给水设计规范》要求设计、施工。
第十六条 对直接从事生活饮用水供应工作的人员，应每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凡患传染性疾病的人员，不得从事供水工作。
第十七条 在生产和供水过程中发生生活用水污染事故时，供水单位应立即告知当地卫生防疫机构，同时采取措施，控制污染。污染严重、水质无法改善时，应停止供水。
第十八条 医疗单位发现因污染出现水传疾病病例时，应及时向当地卫生防疫机构报告。

第三章 卫生监督
第十九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对生活饮用水的卫生监督，其职责是：
（一）开展生活饮用水卫生宣传，对供水单位人员进行卫生技术培训；
（二）为供水单位办理《卫生许可证》，并进行经常性卫生监督；
（三）对水质定期进行监测；
（四）调查处理生活饮用水水质污染事故，控制介水传播疾病；
（五）对供水人员进行健康检查；
（六）参加生活饮用水项目选址、工程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
（七）对有关单位执行生活饮用水卫生管理法规、规章和标准的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
第二十条 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聘任卫生监督员。卫生监督员执行卫生行政部门交付的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检查任务。
卫生监督员应由具有医师以上职称的专业人员担任。各级卫生监督员由省卫生行政部门聘任，并发给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员证。
第二十一条 卫生监督员执行职务时，应出示证件。检查结果应告知供水单位。需要采样化验、索取必要的资料时，被检查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或隐瞒。卫生监督员对被检查单位提供的资料和化验结果负有保密义务。

第四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二条 对在生活饮用水卫生管理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其主管部门或县以上行政部门给予表扬或奖励。
第二十三条 对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由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在限期内不改正的，可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新建、改建、扩建含生活饮用水的供水工程未经验收，擅自供水的；
（二）供水水质不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在限期内未改进的；
（三）擅自将其他用水管道与生活饮用水管道连接的；
（四）污染生活饮用水水体，造成传染病流行的；
（五）使用未经卫生行政部门鉴定、批准的新材料或化学物质的；
（六）供水人员健康条件不符合规定的；
（七）检验水质人员玩忽职守造成后果的。
第二十四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复议，但对生活饮用水质量控制的决定应立即执行；上一级主管部门应在收到申请复议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复议决定。
第二十六条 卫生监督人员应忠于职守，依法办事。对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触犯刑律的，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中的供水单位是指市政自来水的经营管理单位和自备供水以及二次供水的产权单位或管理单位。
第二十八条 省卫生行政部门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省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二日省城市建设局、卫生局发布的《辽宁省城镇生活饮用水水质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1997年11月20日辽宁省人民政府第144次常务会议讨论决定，1997年12月26日辽宁省人民政府令第87号发布）


1、将第二十三条修改为：对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由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在限期内不改正的，可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
2、将第二十四条修改为：对违反本办法的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3、删除第二十五条。



1991年9月5日
浅议死刑复核程序中存在的几个“悖论”问题
（优仕联律师事务所 王政 律师）

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死刑复核权原本就应属于最高人民法院。但考虑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所以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将部分死刑的复核权曾一度授权部分省份的高级人民法院来行使。凡事有利必有弊，这种授权死刑复核的做法自然有许多优势，当然也必然会伴随着不少的弊端。目前死刑的核准权全部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对其所可能产生的后果自然也是众说纷纭。其间，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这本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因为人类的一切法律活动都是一个社会实践的过程，甚至可以说都是在实践一种理想的 “悖论”。我想，对死刑复核程序如何进行选择自然也不会例外。在此，笔者属文的目的也是希望能与国人共同探讨一下死刑复核程序中存在的几个“悖论”问题。故，纵笔者观点错误，言之有过，还望法律大家不要见笑。

一、“死刑复核权收回”与“死刑复核权下放”的死刑控制模式优劣悖论。按照法律专家们的意见，死刑复核权收回最高人民法院的主要目的有三：一是，从程序上贯彻落实“慎杀少杀”的刑事政策，把死刑绝对数量降下来。二是，统一死刑的适用标准，避免同等情况下各地量刑不一，有违刑罚的公正的现象发生。三是，避免或减少冤假错案产生，提高死刑案审判的质量。但是我们反过来想一想，这一切理想的目的与“死刑复核权收回”又有什么必然联系呢？如果我们仅想减少死刑的数量，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减少适用死刑的罪名、提高适用死刑的标准、建立定罪和量刑分离制度、根据各省份犯罪率发生情况严格限定死刑犯的数量指标等方式把死刑犯数额降下来。现在各省份高级法院听说“死刑复核权收回”的目的是贯彻或落实“慎杀少杀”的刑事政策后，便纷纷减少适用死刑的数量，这足以说明即便是死刑复核权不收回，死刑适用数量也可降下来。关于统一死刑的适用标准问题，表面上看，似乎是公平的，但恐怕统一标准后会带来客观实际上的不公平。因为，在经济落后省份贪污或受贿一百万元人民币，与经济发达省份贪污或受贿同样数额的款项其社会危害性是不一样的；在毒品犯罪猖獗的地区走私或贩卖毒品与在毒品犯罪少发地区走私或贩卖毒品所产生的社会危害性也是不同的。我们若考虑到各省份的特殊性，对死刑适用标准存在差别，从一定意义上讲，反而更能体现刑罚的公正性。至于为达到避免或减少冤假错案产生并提高死刑案审判质量的目的，应该在案件一审和二审阶段通过适用严格的刑事证据规则并充分发挥辩护律师的监督职能来实现，为什么非得要等着一二审出错后寄希望于通过最高院复核程序进行补救呢？当然，对于特殊的死刑案件，应当赋予辩护律师有提请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的权利，并为死刑复核期间留出充分的时间。相反，若部分“死刑复核权下放各省高院行使”反而更能照顾不同省份或地域的特殊性，也会给最高人民法院留出更大的宏观监控或调整死刑政策的空间；而死刑复核权全面收回后，最高人民法院就必须直接为死刑案的办案质量负责，必须直接对死刑政策所产生的社会治安状况负责。所以，对“死刑复核权收回”与“死刑复核权下放”的死刑控制模式我们不能明确肯定孰优孰劣，二者之间存在悖论，其最终社会效果有待“死刑复核权收回”后实践结果进行验证。

二、“事实审”和“法律审”的悖论。关于死刑复核程序，有人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应从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两方面进行全面的审查，而另有人则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应当仅从程序上或法律适用上对死刑案件进行书面审查。主张“事实审”的观点和理由是：一、不进行事实审，无法全面发现和纠正死刑案件中存在的错误，达不到死刑复核的真正目的。实践中存在的大量冤假错案单从程序上看都没有问题，只有在通过对事实进行审查后才发现问题的。二、有些案件“事实”问题和“程序”问题本身就无法分清，比如对有关证据的采信和适用问题。只有通过对案情进行全面的调查分析后，才可发现事实的真伪和程序上的瑕疵。三、目前国家的财力现状和现代网络科技及通讯手段为事实审提供了充分的便利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进行事实审是非常容易做到的事情或非常有必要的事情。主张“法律审”的观点和理由是：一、对案件只进行书面审查符合各国最高司法机关的一贯做法，让最高人民法院进行事实审不利于维护最高司法机关的权威。二、最高人民法院法院法官在事实认定方面并不比一审或二审法院法官有优势，其优势就在于对法律的全面理解和对国家宏观刑事政策的把握。三、对死刑复核阶段所强调或保证的应当是程序法上的公正，对实体法上的公正应当是案件一审或二审阶段的主要职责。四、对所有案件都进行全面的事实审会耗费国家巨大的司法资源，在目前情况下难以做到或实在没有必要。看来，“事实审”和“法律审”的悖论还是困扰死刑复核程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所有案件都进行全面的“事实审”或对所有案件只进行程序上的“法律审”都是不可取的。

三、“疑罪从有”和“疑罪从无”的悖论。从“无罪推定”的基本刑法原则规定和各国的刑事司法实践看，对任何等级的刑事犯罪嫌疑人，包括死刑犯，在犯罪证据不充分的前提下，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角度讲，都应当按“疑罪从无”的原则进行处理。可是刑事司法本身是一件异常复杂的实践过程，对任何国家的刑事司法，不管其司法制度设计得多么完美，出现冤假错案的事情又是不可避免的。现实中大量的案件确实是在“疑罪从无”的“招牌”下按“疑罪从有”的原则进行处理的。这是因为：第一、就犯罪事实而言，人们自身所认识或所认可的犯罪事实只能是司法人员依据一定的证据材料（所依据的证据材料本身也可能是虚假的）并通过其逻辑判断推论所得出的或然性事实，可能不是真正的客观事实，有时甚至与客观事实完全相反。我们平常所讲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只是一种假设的逻辑标准或人类的理想信念而已，并非无可挑剔指责。因为现实的法律实践都离不开司法人员的“自由心证”，而且无论结果怎样，都可能被说成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地去严肃执行法律的结果。第二、由于人类自身认识的局限性，对什么是“疑罪”，不同的自然人会有不同的认识或看法。至于怎样算是“排除合理怀疑”，证明犯罪的证据怎样才算达到确实充分自然也会因人而异。第三，对追究任何犯罪行为，如果规定过高的标准，都要求所谓的证据绝对充分，大部分犯罪者的法律责任恐怕根本无法得到追究，犯罪者会不断地逃避掉法律的制裁，这样严格的证据要求会鼓励犯罪分子更加猖狂的从事犯罪行为。这对保障受害人的利益是不利的，这对打击刑事犯罪和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是不利的。所以，司法实践中对“疑罪”的把握只是一个“度”的问题，是与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密不可分的一件事情。第四、在司法审判程序公开、公正的前提下，在留给犯罪嫌疑人充分的伸冤或救济渠道的前提下，在司法判决建立在充分的说理基础上的前提下，法律为了多数人的正义，应不怕出错，即便是对剥夺生命的死刑适用亦是如此。所以，在死刑复核程序中，依然存在“疑罪从有”和“疑罪从无”的悖论。我们不赞成在确实存在重大“疑罪”的情况下不从严审核就滥杀无辜，也不赞成滥借“疑罪”之名而枉纵犯罪。对死刑复核程序而言，对“疑罪”的复核，关键是要恰当把握一个“度”的问题。因为一旦“度”把握不好，恐怕会给社会带来更为严重的灾难后果。

四、“对办案法官实施错案追究”和“对办案法官不实施错案追究”的悖论。尽管法官是受过法律职业专门教育或培训的人员，但法官不是神，而是和普通人一样，同样存在着“七情六欲”和各种认知能力方面的缺陷。就像医生误诊病情一样，在很多情况下（排除故意枉法裁判的情况），法官对对案情作出错误的分析和判断也是在所难免的。对掌握生死大权的法官而言，非因渎职行为断错案，对不该判死刑的人判死刑或对该判死刑的人不判死刑是否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呢？这方面恐怕也同样存在着悖论问题。因为法官断错案，要么是故意枉法裁判，要么是自身断案能力存在问题；而且有时故意枉法裁判和自身断案能力存在问题很难进行区分或被证实清楚。另外，冤假错案的发生，也不能全算到断案的法官头上，案件的侦查机关和检察起诉机关的办案人员往往存在着更大的责任。正是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如果对办案法官不实施错案追究制度，那么法官断错案将不会受到任何形式的惩罚，这样自然也就不会强化或保证法官的职业责任感，不利于督促法官提高办案质量，也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如果对办案法官实施错案追究制度，那么断案法官可能会因为避免错案发生而过于谨慎，对证据比较充分的案件也会找理由拖着不办，这样可能会造成太多的积案，不利于提高司法审判的效率；在另一方面，法官也可能会对证据不怎么充分的案件千方百计地设法搜集各类证据将其办成所谓的“铁案”或挖空心思地通过各种渠道让上级法院对其作出的存在问题的判决不进行改判等。这样势必会给案件的纠正工作带来更大的难度，甚至可能会人为地制造出冤假错案。看来，就死刑案件而言，对办案法官是否建立错案追究制度还确实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五、“法官判案是否独立”与“司法审判是否公正”的悖论。按照专家们的意见，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为了更有效地使死刑案件排除各种地方势力包括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或其他国家机关及组织的干扰，使案件处理结果更为公正。从一定意义上讲，最高人民法院排除不正当干扰的能力确实要强于地方法院。但是必须说明的是，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不是“三权分立制”，而且法院在组织上不能脱离党的领导，不能脱离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不应脱离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最高人民法院断案就一定能完全摆脱各种地方势力、国家权力机关、国家检察机关和舆论媒体的监督吗？不能，肯定不能，实际上也不可能。许多权威人士认为：司法不独立、法官断案不独立是造成目前司法腐败，是造成冤假错案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或许真有一定的道理。可是反过来想一想，考虑到目前我国司法官员的整体素质和审判制度架构，若完全允许司法独立，人民法院或法官断案可以不受任何监督或制约，就一定能保证司法公正吗？就不会产生司法官员的暴政吗？不错，各种地方势力、国家权力机关、党的机关、国家检察机关和舆论媒体的监督可能会引导或制约了法院或法官对案件作出独立的判断，从而可能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冤假错案。但是，不知有人统计过没有？各种地方势力、国家权力机关、党的机关、国家检察机关和舆论媒体的监督又避免了多少冤假错案的发生呢？又使多少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或纠正呢？我们无法肯定西方的司法独立体制一定能适合中国的国情，但我们可以确信的是：在目前的中国，“法官断案是否独立”与“司法审判是否公正”肯定存在一个悖论。
以上笔者所言之“悖论”问题，可能不仅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存在，还可以被“推而广之”到其他类型或形式的司法审判实践中。我们认识到“悖论”的存在，不是为了回避问题或矛盾的解决，而是为了取法“中庸之道”，使问题或矛盾按照“中庸”的法则得到最完美的解决。唯一可怕的是：我们只学会和运用了“中庸”两极的弊端，而完全忽略或摈弃了“中庸”两极的优势。那样，在司法制度的建设中，恐怕还是走点极端，舍弃“中庸之道”为妙。


2006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