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城乡规划建设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房屋建筑和关于进一步规范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活动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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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城乡规划建设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房屋建筑和关于进一步规范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活动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宜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城乡规划建设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房屋建筑和关于进一步规范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活动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宜府办发〔2009〕49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将市城乡规划建设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活动的若干规定》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OO九年九月一日
关于进一步规范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
工程招标投标活动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活动，维护招标投标市场正常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09〕27号文）的通知精神的要求，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国有资金投资或国有资金投资为主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禁止招标人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或提高资质等级排斥潜在投标人参加投标。对于公开招标项目，招标人提出的资格审查条件使合格的潜在投标人少于9个的（符合最低资质条件的潜在投标人少于上述个数的除外），视为不合理条件，应放宽资格审查条件，重新发布公告组织招标。
第四条 工程建设项目采用总承包方式招标的，只允许设置一项符合工程项目规模要求的施工总承包资质；专业工程项目采用专业承包方式招标的，根据该工程项目专业特点，合理划分专业工程标段，一个标段只能提出一项专业承包资质要求。确因工程专业需要可增加设置一项与工程相关专业承包资质，但最多不得超过2项专业承包资质。
第五条 国有资金投资或国有资金投资为主的工程建设项目的公开招标，应实行电子化招标投标、网上招标投标和计算机辅助评标，并实行资格后审。
第六条 资格审查实行资格后审制的，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应在资格审查文件中，明确资格评审的内容、标准和方法，并报招标投标监督机构备案。按照法律法规有关组成评标委员会的规定，组成资格审查委员会，在有形建筑市场内进行评审，不得将招标公告、资格后审文件中未明确的事项和条件，作为资格审查条件限制和排斥潜在投标人。
第七条 所有废标、无效标、拒收条款应在招标文件废标专项条款中集中列出并予以明确，不得设置不合理废标条款。招标投标监督机构应严格审查废标、无效标、拒收条款的设定。评标委员会在评标时，除法律、法规、招标文件中明确规定废标、无效标、拒收条款的重大偏差外，其他偏差均为细微偏差，不得评定为废标。
第八条 实行建造师（项目经理）投标负责制。投标人参加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时，需要进行法人委托的，应委派建造师（项目经理）作为企业法定代表人的委托代理人，负责投标报名、递交资格审查文件和投标文件、参加开标会等招标投标活动，并负责处理本企业在该项目投标活动的相关事宜。
第九条 采用电子化招标投标、计算机辅助评标的招标项目，其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全部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评标专家库中或宜春分库中随机抽取的评标专家组成。
第十条 招标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或处理。
（一）设置门槛排斥潜在投标人的；
（二）相关负责人的近亲属操纵投标或代表投标人参与投标的；
（三）泄露投标人的相关信息和有关评标内容的；
（四）不按招标、投标文件与中标人签订合同的；
（五）擅自允许中标人在施工过程中随意变更投标时项目管理班子的；
（六）设计变更工程造价不按规定报相关部门备案和核准的；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十一条 投标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处罚，并将其违法违规行为上网公示；情节严重的，列入黑名单，禁止进入本市招标投标市场；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一）以弄虚作假方式骗取中标的；
（二）相互串通操纵投标价格，排斥其他投标人公平竞争的；
（三）与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串通投标的；
（四）允许他人以挂靠方式参与投标的；
（五）中标后转包、非法分包的；
（六）施工中以投标时部份项目报价偏低等不正当理由而拖延工期的；
（七）工程竣工前，擅自更换中标时承诺的项目经理和项目管理班子其他成员（即:施工员、质检员、安全员）的；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十二条 评标专家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各级招标投标监督机构应按程序报请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取消其评标专家资格：
（一）一年内被抽取并接到参加评标通知后，有三次不按时进入评标室（迟到15分钟以上）或无故不参加评标的；
（二）在评标时随意扩大重大偏差的认定范围，将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中未明确规定废标、无效标、拒收条款的投标文件，评为废标的；
（三）泄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侯选人的推荐情况及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的；
（四）对存在明显错误的评审，在复议时不予纠正的；
（五）对投标文件存在明显围标、串标嫌疑不予指出的；
（六）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十三条 招标代理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处罚，并将其不良行为上网公示；情节严重的，列入黑名单，禁止进入我市招标代理市场；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一）出借或以办分公司及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工程招标代理资格证书的；
（二）设置门槛排斥潜在投标人的；
（三）泄露投标人的相关信息和有关评标内容的；
（四）在所代理的招标项目中替投标人制作投标文件的；
（五）不按招标投标法律法规及有关规范性文件规定提供招标代理服务的；
（六）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十四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招标投标监督机构应严格按照招标投标法律法规及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认真履行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职责。
招标投标监督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的，依法追究法律及纪律责任；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五条 本规定由市城乡规划建设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规定从2009年9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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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权利限制理论重述
何云笑
摘要 重述基本权利限制理论之意义就在于对宪法规范和宪政精神有更深之探索与追求。质言之，乃是一种在法律范围内侵害个人权利的行为。表面上显然与宪法保障人民权益背道而驰，然限制基本权利并非践踏人权，而是为更好地保障人权。宪法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应严格而明确的规定，但如何把握程度与尺度，实非易事。这就促成了当前通说应用的公益限制、法律保留、比例原则等一系列论调。实则，基本权利限制之问题，涉及面远不止于此，基本权利本身就是一个庞杂繁琐的体系，人们对其内涵的理解已有不同，限制基本权利理论关系到个体之间的自身基本权利以及个体与整体（公益）之间的权利法益，之中的具体关联复杂，逐步理清概念、分析内涵、探讨观点，是十分的必要。故重述该理论的关键在于归纳整理其发展过程与实际应用状况，在理清回顾基本权利限制理论后，更重要的是结合中国现有法制之实际，加深中国宪法学对于基本问题的研究，运用到现实法律生活，对促进人权保障及社会进步，有着其独特的意义。
关键词 基本权利； 限制； 公共利益（公益）； 宪法
Iterate basic right limit theory
Abstract Significance of iterating basic rights limit theory lies in to the constitution standard and the constitutionalism spirit has a deeper exploration. Virtually, this is conduct of violating personal rights in the law area. On the surface obviously safeguards the people's rights and interests with the constitution to run counter to, however, limit the basic rights does not mean trampling the human rights, but is for safeguards the human rights well. The constitution to the basic right limit should be strictly and explicitly stipulated, how but grasp the degree and the criterion, is not the easy matter. This facilitated the current logically coherent argument application public welfare limit, the law retained, and the proportion principle and so on a series of views. In fact, the basic right limit question affected area far continues this, basic right itself is a numerous and disorderly troublesome system, people had the difference to its connotation understanding, limits the basic rights theory to relate between the individual between own basic rights as well as individual and the whole right law profit, the concrete connection is complex, gradually clears off the concept, the analysis connotation, the discussion viewpoint, is extremely essential. Therefore the key of iterating this theory lies in the induction to reorganize its developing process and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condition, after clears off the review basic right limit theory, more importantly unifies the Chinese existing legal system the reality, deepens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study regarding the basic question research, using the realistic legal life, to promotes the human rights safeguard and the society is progressive, has its unique significance.
Key words basic rights, restriction, public welfare, constitution
一、引论
基本权利乃一国宪政与法制之基石，申言之，实为民主制度及人类文明之根本性“物质”载体。凡宪法体制下国民，无不关注己身基本权利之状况。宪法与法律的意义，就在于维护国民之权。保护人人之基本权利，亦是保护个体之切身利益。现今，保护人权、自由、平等之观念已深入人心，并被各国宪法所充分实践。然则，但凡权利，总应有界限，或源于外部因素，或在于其本身。若人之权利无限，以权利（权力）之扩张本性，则必会伤及他人与社会之合法利益，基本权利亦是如此。平衡人权自由与社会稳定之关系，或曰，保障人民之权与调和社会公益乃基本权利限制理论之本质，宪法在保障之同时亦限制其滥用。法治国家之本质在于一切以法律为根本，没有任何权利（权力）可以逾越法律本身，包括法律所保护和以之为目的的人民基本权利,而限制基本权利，亦再有界限，否则，将淘空基本权利之实质。故，此论题之提出，法学理论和实践意义颇大，必慎重审视之。
（一）基本权利限制概念与渊源
对宪法所确立规定之公民基本权利进而约束、制约、调控，可谓基本权利之限制，基本权利受限制性是20世纪以来宪法之重要特征。从限制状态之视角可分为两类，即从动态性，国家可以限制公民行使其基本权利，惟在法律程序下，以公权力直接干预公民，譬如为公共利益征收或征用公民之私有财产。再按静态性，法律（包括宪法本身）载明规定公民基本权利受到限制，通过法律即在制定法律之时，就已对人民基本权利预先设定影响、制约、阻碍之规则，乃至于增加其行使上的困难，或使其根本无法行使，而亦为国家或个体之相关行为提供合法性依据。
限制之主体乃本国公民 ，其为宪法基本权利之惟一拥有者，而外国人之权利则为一国外事法律另定之，故限制之意专指为维护国家、社会之公共利益及他人之合法利益，禁止本国公民滥用基本权利，进而更好保护每个公民之利益。基本权利之限制，需要严格依法，亦即按法定程序，有法定事由（或为法律规定），且限制强度适当、合理，受法律监督，亦不违反宪法法律保护之底线。概言之，限制之主要原由来自维护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权益，或曰为保障公法益和私法益之需要，若不然，则形成所谓“基本权利之侵害”。故基本权利之限制，应当具备阻却违宪事由之能力，即必定采宪法或法律规定许可。
对基本权利之限制，根本还在于吾乃人之社会，个人不可能无视与社会的关系而生存，所以，人权尤其在与他人的人权之关系上受到制约，亦是当然。[1]近代民主国家强调天赋人权且人人自由平等，宪法是人民自由之圣经，基本权利则是“圣经”之核心条款，然人类社会自有之秩序及权利（力）之扩张特性，则不得不在保障人民权利充分之同时，考虑适当限制个人之权，以达社会安全稳定及有序之状态。
基本权利限制之兴起，早在法兰西《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就已阐明，其第四条规定：“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各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权利为限制。此等限制仅得由法律规定之。”此款表明，基本权利行使有其界限，且对其限制亦由法律定之；《宣言》第五条：“法律仅有权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为。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即不得受到妨碍，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从事法律所未规定的行为。”——基本权利限制手段中法律保留原则之前奏；第八条曰：“法律只应规定确实需要和显然不可少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在犯法前已经制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以外，不得处罚任何人。”此可认为限制的适当、比例原则之早期规范。随后理论与实践皆有发展，德意志联邦基本法第十九条（一）已明确规定：“基于基本法之规定，基本权利可由法律或依法予以限制。该法律应适用于一般人，不得适用于某个人，此外，该法律应明文规定基本权利并载明其所述条款。”意大利、日本等国宪法皆有类似之语词及观点。其实不仅德法意等大陆法系国家，英美的宪法权利（对基本权利的另一种称谓）限制规范亦有同样发展，毕竟人权的基本价值原无本质差别，法制的不同只是其表现形式的差异。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第十四修正案第一款规定：“凡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的人，均为合众国的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限制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任何法律；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对于在其管辖下的任何人，亦不得拒绝给予平等法律保护。”或直接或间接，各国之宪法皆承认基本权利的界限，而进一步规范之。从历史脉络观察，自权利的概念产生，随即便有了限制，两者相辅相成、关联紧密。宪法本质为社会规范，与其他法律（狭义之法律）属性相同，无非位阶之差异耳，权利亦有位阶之分法，虽有差别，但皆为法定之权。
凡法定之权，法律即有理由全力维护之。限制法定之权意即在法律框架内对权利进行“合理侵犯”，基本权利如是。仅最普遍之民事私益，自古以来或多或少总有或总被限制。宪政与法治兴起后，对权利之制约更加规范、详尽，亦展示人类社会从经验时代走向理性时代。既然强调“法律主治”或“法治国” ，则法律在人类社会中就可谓至高无上，基本权利由法律（宪法规范）确定之，对其限制犹如对其他一切权利之限制，而限制法定权利起源于近代宪法创立，伴随人权之发展的基本权利限制问题业已成为权利理论框架中一重要组成部分，在实定法上，德国人却是走在前列，1919年德意志联邦宪法（通称魏玛宪法）广泛的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非以前之宪法所能相比，具有历史性及世界性之意义。[2]后来的波恩基本法（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更明确完善了基本权利之内容，其对基本权利之限制采权利保障与限制同条规定，对基本权利之限制亦以法律形式为之，同时注意到对限制之界限的相关问题。德国公法学界对该理论之研究与探索长期不懈，概括出几大原则与方式（下文详述），为该理论发展奠定了坚厚之基础。相比而言，其他国家对此论题之研究晚于德国，且大多采其之观点精华。英美法国家在理论研究上与德国迥异，法律规定形式为公民之义务，若产生冲突，以法官对法律之认识及判断为基准，无德国般公益原则、法律保留、比例原则等法律事先详尽设定之说。时至今日，基本权利限制理论在国外发展已渐完备，实践运用亦有较大效果，其成功之主要因素即为——违宪审查制度在许多国家的确立与完善。因基本权利乃由宪法所规范，对其限制必定得经宪法授权，且受违宪审查之考验，或受宪法之监督，若不如此，则公民基本权利极易受权利（力）之侵害而无法救济，尤以国家公权力为最，其任意行使将最终导致公民基本权利名存实亡，宪法更似废纸一般。是故，违宪审查制度之建立，有着更重要的意义。
（二）基本权利限制之理论依据
基本权利被认为具有“主观权利”和“客观法”之双重性质。[3]在德国宪法（即基本法）中，其所确立 “客观价值秩序”之理论，构成了对基本权利的宪法解释之基本制度。“客观法”之涵义，乃法律规范之意，诚如德国联邦基本法第1条第3款之规定：“下列基本权利是约束立法、行政和司法的直接有效之法律。”实为直接约束国家公权力运作之规则。是一种宪法所确定的，科以公权力保护义务且必须遵守之“客观规范”。“客观价值秩序”是建构国家各种制度之原则，亦是公权力（包括行政、司法等权）之上位指导方针。
“主观权利”之涵义，是为公民个体向国家或他人主张权利请求，包含了个人对抗国家之主观防御权。在德国，公民有权就基本权利之被侵犯要求国家采取保护之措施。其基本法第十九条第四款规定：“任何人的权利受到公权力的侵犯，都可以向法院起诉。”其公民个体在穷尽一切法律途径之救济后，还可以向联邦宪法法院诉请保护基本权利（基于违宪审查制度之建立与实施），致使“主观权利”之功能得以充分完善。概基本权利之“客观法”与“主观权利”之关联，可曰“主观权利”是强调基本权利作为“个人权利”的性质，则“客观法”就是强调基本权利本身就是约束国家公权力的“法律”。[4]
限制基本权利之理论根源，既有权利限制之普遍性质，亦有基本权利之自身要求。基本权利之双重属性体现权利与法律规则的重合。权利之扩张性与法律规则（权利法律之体现者）之交叉，导致权利冲突与越界，基本权利如是。“主观权利”之特性易使个体对权利之不同理解以至任意使用，遂打破利益之平衡，致使权利体系出现动荡。究根本之源，仍在于权利本身是否有边界之问题。若权利本身有边界，则限制即为其一部分之构成（即权利构成要件）；若权利无边界之说，对其限制无非是外部力量之强迫，使权利之运行得到部分压制，而权利就其本身而言是无限制的。是故，历来权利之限制理论依据，皆围绕内在之因还是外部因素之争论。德国对宪法基本权利 “客观法”之限制，实为法律制定自我之约束，任何一部法律规范，其规则不能不受监督和限制，宪法之最高位，其规则仍需受民主、自由、平等、公正、人权等理念与精神的监督和指示，若不然，则极可能重蹈纳粹德国之覆辙。对“主观权利”之限制，亦符合一般限制权利之要求，保证公民在宪法治下行使基本权利皆平等。基本权利与其他权利相比较，位阶最高，实言之，任何权利都应当服从于基本权利，基本权利是人为之人最根本社会地位之展现。然基本权利既是法定之权，就得遵从法律。从实证角度论之，现有各国宪法，或直接或间接，都规定基本权利之运作与行使不得侵犯国家、社会之公益及他人之私益。法律限制之本质，在于保障人人之权利，亦兼顾国家、社会之安定。若无限制之存在，则必定出现大量权利冲突，最终冲击人之社会体制，人类文明即在所谓绝对自由中迅速崩溃。近代社会契约论者认为国家乃是人民让渡己之部分权利而构成，其让渡之权利，可认为就是对己身权利之限制，此主张亦符合人类社会之存在逻辑。故限制基本权利之理论探讨，应从多方面考量，以下再检讨其中之细节。
二、限制原则
（一）公共利益原则（公益原则）
依德国公法相关之见解，公共利益、法律保留、比例原则作为人民基本权利之限制原则，可谓比较全面，其法理结构、逻辑内容皆为详实，是大陆法系国家参研学习之楷模。对其归纳与研讨，是重述基本权利限制理论之主要步骤。首要之原则就是公共利益，宪法学者认为，公共利益（Public Welfare）通常表示社会全体利益、幸福与福利。[5]或为一域之内，国家、公众所应当首先被保护之法益。公益原则源于个体和群体之利益衡量，适用公益原则，实为限制基本权利最大目的之一，各国宪法无不视其为限制之首要依据。然对公共利益之概念范围、内容诠释上，有很大之差异，易言之，公共利益之概念内容极为抽象，属典型之不确定法律概念，本身除了具有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及受益对象的不确定性外，更随着国家任务范围扩充及国家基本原则——例如法治国家原则，民主理念以及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的实践，都可以改变旧有的公益概念并据以形成新的公益内容，[6]社会之多元化及群体、阶层之分化，以至不能将公共利益真正理清。由此产生限制人民基本权利之不确定，若然，则极易使国家公权力以公共利益为藉口肆意侵犯人民之基本权利及相关法益。是故应当以其他原则与方法共同适用之，调和公民基本权利与公共利益之冲突关系。
公共利益原则（亦称公共福利、公共福祉，简称公益原则）乃所公认的基本权利一般制约原理，宪法对人民基本权利，以在公共利益之需要为前提下，许可国家以订立法律之方式来限制之。[7]古典宪法理论承认公益乃最高之法则，并在依循公益、私益对立论的情况下，认为为了公益，可予（或应予）私益有所限制（即采限制人民权利之方式）。[8]那何谓公共利益或公共福利？对其范围之理解认知一直有较大争议，尤以在法律实践中，各人对其诠释差异颇大。以公益限制一国之人民基本权利，实际已触及人权之根本性问题，必应相对地圈定公益之范围，以防止此原则被滥用。
1、公益之法律内容认定——国家、社会、公民团体组织（群体）的不同对待
公共利益这一概念内涵，应当始于政治国家之产生，对其认知及研讨，可从不同角度视之。公共利益是指一定区域内公民个体利益的集合，它既反映了公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同时又与个人的利益存在密切的关联。[9]这仅为最一般之考量，从法律意义上，对公共利益概念阐述亦属极难之事。国家之利益、社会之利益、公民团体组织之利益，皆可认为是公共利益之一种形式方面，对之以一定归纳，或许能理清些头绪。
其一，公共利益之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源于国家之合法需要，如国家安全、国防事务、外交事务、重大经济发展事务等等。从政治而论，国家利益最为首要。法律，包括宪法，无不首先考虑国家安全等利益之维护。然政治之需求不能取代一切问题，若政府以国家安全等为名，随意宵禁、戒严、剥夺公民自由、取缔公民自治机构，甚至实行恐怖，都将严重侵犯人民权利，民主与自由亦不复存在，国家专制也由此而被实践复活。是故，对国家利益之界限，需由法律严格规定，政府不得任意使用国家利益来压迫人民之权利。其二，公共利益之社会利益。当代世界各国，绝对国家主义亦不存在，前述所谓国家利益仅指公共利益之一方面，而最主体之部分，还是体现于社会性之利益，或曰大众之利益。现代国家转型在于公民社会之发展，尤以公共事业之发展。职能的改革使政府不再事事亲为，福利国家之提出与发展，反映社会自治自调能力的成长。法律上，对公共利益之理解，许多即出自于对社会公共事业利益之考量，而不再仅为国家性利益。社会公益，此与西方市民社会发展颇有渊源，在一充分自治社会，国家（政府）只是维护秩序与保障安全之工具，公民间权利的交合及公共利益之问题，皆由（公民）社会自行处理，国家不能随意干涉。法律负责调和权利个体法益间以及个体权利法益与群体权利法益（即公共利益）间所产生之冲突。此处公共利益，解释为个体权利之集合法益——社会权利法益，完全符合权利法益规范之逻辑，亦体现权利之本质精神。其三，公共利益之公民团体（群体）组织利益。推动自治社会之发展，乃是公民组成的各种利益团体组织（群体）的作用，该公共利益范围，在于团体组织（群体）利益相对于公民个体利益之比较。或者群体间，亦会产生不同之利益需求，法律考量最恰当之利益，合理分配予不同群体及个体，将效用最大化，同时不侵害群体、个体之最基本利益，是为公共利益之群体利益认定。通过三层次对公共利益之法律内容进行简要阐释，或能一窥公共利益之真实概念。然迄今为止。公共利益之具体范围、详细内容仍不能述明。在以公共利益限制公民基本权利之时，惟法律有权认定公共利益之内容。
（1）因在不同领域、不同情况下，公共利益的认知互有差异，而主干性法律（如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等）仅仅规定了最一般之概念，故公共利益之具体形式，可以由部门法加以确定，如民法主干物权法中亦有规定公共利益，然由其对公共利益作出统一且详细之界定是困难的，而分别由《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单行法律作出规定更切合实际。现行法律中，《信托法》、《测绘法》等部门单行法已经对公共利益之某方面范围作出了一些具体界定，如《信托法》第六十条、《测绘法》第十一条之规定。故而，可以考虑各类问题具体检讨之，将公共利益之法律定义，落实到具体法律规范中（部门法、单行法），是为一认知量化公共利益之办法及标准。（2）将社会公众利益定格为公共利益之主体，乃现代法律精神之体现。一些被普遍认同的社会事务及活动，譬如科学研究、教育教学、医疗卫生服务、文体艺术竞赛、福利保障等事业皆可认为出于公共利益之目的，法律应当优先给予保护；各类紧急状况，包括抢险、救灾等突发性事件救助，亦为当代各国维护公共利益之主要方面，所以此时法律可以限制公民权利进而维护公共利益。（3）政治生活亦会产生公共利益限制公民权利之问题，正如恩格斯所指出：个人隐私一般要受到（法律）保护，但当个人私事甚至阴私与最重要之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的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就不受隐私权的保护，而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一些国家学者认为这就是指“特别法律关系的权利限制”，如公务员、被监管人员等其他非一般国民利益与公共利益博弈之关系处理。当然，同样如前不能将普通公民之权利与公共利益冲突任意划入到政治生活中，以政治生活方式定义公共利益需严格其主体之范围。（4）用普遍法律原则衡量是否形成公共利益亦为一重要方法。如公序良俗原则，将一些传统良好风俗（习惯）纳入到公共利益范畴之中，对保障各国各地区民族生活之特性，实为有效之补充，亦为公共利益之具体展现。
2、公益限制基本权利之法律应用形式
公共利益作为限制基本权利之主要目的，其（法律）形式主要分为概括式立法例与区别式立法例。以概括限制的方式来规定公民基本权利问题，外国宪法亦较多采此例。比如日本宪法第十三条规定：“一切所有国民均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对于国民谋求生存、自由以及幸福之权利，于不违反公共福祉之限度下，在立法及其他国政上都必须予以最大尊重。”吾国宪法亦采此立法体例，宪法第五十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概括保留之立法方式，意在表征宪法对所有公民基本权利的一视同仁之保护，其局限之处在于很可能忽略了具体公民基本权利的本质或形式差异，即权利内容之差异性应予以不同对待。区分式之立法例限制，具体表现为（1）单纯法律保留，此种立法例使立法者只要依任何公益即可限制基本权利；（2）加重法律保留，此种立法例已对各权利的可限制性及其条件预先指定，立法者只能依据各条之预定公益考量规定，再对基本权利予以限制；3）概括限制，只要在不侵犯他人权利、违反合宪秩序及风俗法前提下，皆能拥有之。此例只作为补充其他基本权利条款之限制性质，本身只具备附属性质；（4）毫无限制保留，即在德国存在部分绝对权利，如宗教自由，从实践看来，宪法法院都希望使宪法上无限制保留之基本权利，还能够受到法律之限制。[10]
在法制逐步完善之同时，时刻考量公共利益对基本权利限制之具体方式，概括式及区别式有各自优势与局限存在。基本权利之位阶性如何划分，学界亦有纷说，是故结合一国人权发展状况之实情，充分保护公共利益优先且尽力不损及、不破坏基本权利之主要内容（或者损及程度为最小），稳定公共利益与基本权利的平衡，是为宪法主要目标之一。
对公共利益限制原则之法律逻辑性解构，需更进一步探究。学界普遍分野在于限制权利源于外部还是内部之制约因素。“外在限制说”认为“公益”乃是基本权利之外的因素对基本权利进而制约，宪法所保护的利益除了以基本权利为内容的个人利益之外，还包括公共利益，二者是不同之法益，所以公益对基本权利之限制就是从外部对基本权利的限制。[11] “外在限制说”之功效在于明晰了“权利”与“权利限制”之关系，并未使两者混同，同时体现权利本位之思想——权利本身无限制内容，在一定需求下通过一定之外力及外因，才能对其进行限制，而将权利之限制界定为权利的非本质事物，属于权利概念中应舍弃的部分。公共利益为一种公的（社会性）法益，其与私法益共存同一层面之上，即公益限制基本权利之开展，不能一概论之。需以具体法益衡量，非简单就论“公益绝对优先”之口号。“内在限制说”之产生，出于权利本身内部之限制。一些观点以“内部制约”作为权利分析之要点，从几何的意义上说，如果某一个宪法权利具有界限，那么这种界限的起点，正是对该宪法权利进行保障的终点。[12]此论调间接可以得出权利自身就已经存在界限，公共利益无非是存在于基本权利自身之中的限制内容，抑或权利本体就已包含（公益）限制之要求。
“外在限制说”与“内在限制说”各有支持者，不过现以“外在说”为主导。就权利本身而言，若采“内在说”，则“权利限制”及“权利滥用”从逻辑上就成为不可能。试问如果权利本身已经包含或存在限制（“内在说”），怎还会出现权利滥用？还需要“限制”之必要否？采“内在说”必然会否定“权利之冲突”存在，如此权利间无交叉之可能，因为每个权利已经预先包含义务之设定（权利自身边界及不允许跨界），此与现代社会权利本位之主旨观念相距甚远，进一言之，权利本身包括义务——义务已成为权利一部分，权利义务混同，或者权利自缚手脚，终将侵蚀权利之根本。
“外在说”从个人本位及权利本位出发，考量人类社会发展之实情，首先肯定权利本身之无界性，一切限制皆源于其外部，或曰社会发展之需求才出现限制权利之必要。在外在论者视野里，每一种权利都具备弹力性，权利限制消灭后，被限制的权利均应回复到其应有的状态。 外在限制理论对于研究权利冲突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权利冲突均是以无限制的权利为基础发生的，限制权利则可成为消灭权利冲突之主要手段。故“外在说”较“内在说”之优势明显，且较符合法学学理逻辑，将公共利益作为权利制约之外部因素而非内在特质甚为合理规范。若先验的、人为的把一些事项作为基本权利本质上就不包含的内容，就会造成一些权利内涵被排除，则基本权利之保障范围变得十分狭窄，其自我缩减基本权利内容将使公民法益得不到有效之保障及满足。
（二）法律保留原则
法律保留原则，系指对人民基本权利之限制或制约，必须依法律（或由法律）方得为之。陈新民教授将其与公益原则进行比较，认为其是为达到限制基本权利目的之执行工具，本文予以赞同。或者说，法律保留是限制基本权利的实践要求及手段而非目的原则。国家欲以公共利益限制人民基本权利，必得按照法律之规定及法律之程序才能进行，如德国基本法规定：“人人都有生存权和人身不可侵犯权，个人自由不受侵犯，只有根据法律才能侵害（限制）这些权利。”此亦是法治国家一主要表现方面。法律保留乃涉及基本权利规范化之重要制度，对其肯定与约束一直相辅相成，基本法对其限制有三个原则，即：个案法律之禁止、指明条款要求及根本内容之保障。这进一步确定了法律保留之范围与界限，使国家尤其是立法机关，不能任意用法律之力量，来限制人民之基本权利。
法律保留原则本意在于，一切限制公民基本权利之行为，必须依法律或经法律授权。其体现法治之含义，且尊重公民权利之行使。因为法律本身之制定，就需主权者或其意志代表（立法机关）合意批准，若有对基本权利限制之内容，则必定首先是人民自己之同意，再鉴于法律规范性之特征，将限制基本权利纳入一个规范、严格之体系与过程中，对保障和维护公民法益十分有利。
法律保留制度之提出，始于法兰西《人权宣言》，其出发点是承认人权（公民权利）之本身无限制性，惟公共利益才能例外的通过法律之规定与程序限制人权。经历史之长期发展与演变，时至今日，法律保留业已成为以德国为主要代表的国家所之奉行的一项基本权利限制基本原则及制度。在涉及一个法律（限制基本权利的法律）之解释时，应采最有利人民权利之方式为之，即所谓“有疑问时，以肯定人民自由之方式为之”。法律保留对公益限制基本权利实为一种“过滤”，特别是行政公权力因此不能再随意限制或侵犯公民基本权利。西方有学者认为法律保留实为立法权获得加强，即国会权力受到宪法信任之表现，并借此来防止人民权力遭到第二权（行政权）及第三权（司法权）非法之侵犯。[13]
公益限制原则之逻辑含有公益与私益二元相对立，因此宪法之作用分为两个方面，一面肯定基本权利且维护其所产生之私法益，另一面也承认前面之利益可能会损及公益。然公益优先并非绝对，且就公益本身而言，其利益内容和受益对象（范围）都属不确定，社会情势变迁亦不会允许牺牲私益而成全公益，法律保留弥补了公益原则之使用不足，让立法者或主权者通过合法手段决定何为公共利益，如何进行限制基本权利等关键问题。
法律保留亦有局限性。在社会发展日益复杂之今日，法律对权利的保护，或者为法律对限制权利的制约，因权利之发展变化而显现出滞后。又因公益之考量而使法律本身不能完全确定，法律保留就仅仅体现在已有立法之基础上，对情势之不断变化始终追赶不及。现代社会公益之状况日剧增多，而公民基本权利之内容亦在逐渐充实，两者之冲突平和或对基本权利一方加以限制符合宪法之原则精神，然具体之过程，即以法律保留之手段制约公益过度限制私益实在繁杂，用何法？如何制约？怎样算合理？又怎样算过度？等等都是问题。
另一方面，法律保留亦有若干要求或为对其自身之限制。以陈新民教授对德国基本法之归纳，详言之有三，即：（1）个案法律之禁止原则。其意为，凡要求限制基本权利之法律，必为广泛之且非只对个案适用的法律规范。质言之，立法者因公益或其他法益之考量而需要限制公民基本权利，则必须制定抽象性的法律规范而不是具体针对个案的法令。个案之禁止，主要基于对保护人人基本权利之平等状况，即使是限制，大家也应一样，体现法律面前权利平等之意。（2）指明条款要求。其意为，凡限制基本权利之法律，必将有明确之条款指示载明。限制基本权利，已触及人权之本质，法律不能含糊其词，纵容公权力侵犯人权，必须将基本权利之哪部分需要在什么时候什么状态下进行限制预先予以明确，法律没有规定或规定实在不明的，公民有权利不接受任何限制其权利之要求。违背指明条款亦有可能启动违宪审查之行动，是故立法者必当注意，其立法行为已是限制某些基本权利之规定了。（3）权利根本内容之保障，此要求与前述公益限制和私益限制基本权利保留其核心内容之意相同，即基本权利被有效之法律合法以公益或调和私益目的进行限制，必须保留其根本内容，任何限制不得淘空其实质部分，否则该法律或该法律行为以违宪论而无效。但如何确定权利之“核心”内容？是一难题，德国学界和实务界有残余论及利益论两大意见，如死刑在很多国家已不存在，因为人们认为公民生命权处于基本权利之最核心地位，而刑法将其剥夺，实属违宪，故必须废止。诚如《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四条第二款之明确规定：“不得根据本公约关于在紧急措施克减基本权利之规定，而克减以下基本权利，如生命权、禁止或反对酷刑等。”
（三）比例原则
天津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天津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津政发〔2011〕12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现将《天津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
自2011年3月15日起施行。
天津市人民政府
二○一一年三月十日
天津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完善我市住房保障体系，改善中等偏下收入住房
困难家庭居住条件，规范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工作，根据住房城乡
建设部等国家有关部门《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
（建保〔2010〕87号）、《关于印发利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保
障性住房建设试点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建金〔2009〕160号）
和我市"十二五"住房保障规划，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市内六区、环城四区建设的公共租赁
住房规划、建设、出租、使用、管理及监督。
本办法所称公共租赁住房，是指人民政府提供政策支持，限
定套型面积和租金标准，向符合条件的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
庭等群体供应的保障性住房。
第三条 市国土房管局是本市公共租赁住房工作的主管部门，
负责研究制定公共租赁住房发展规划、年度建设任务目标和相关
政策等，对全市公共租赁住房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市发展改革
委、市建设交通委、市规划局、市财政局、市国税局、市地税局、
市民政局、市人力社保局、市公安局、市工商局、市监察局、天
津银监局、市公积金管理中心按照各自职责分工，负责公共租赁
住房的有关管理与监督工作。
通过招拍挂方式确定的企业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由企业负
责公共租赁住房的筹集、建设和运营等工作。人民政府投资和利
用住房公积金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由市公共租赁住房工作主管
部门指定的政府非营利性专门机构负责公共租赁住房的筹集、建
设、运营、融资及偿还等工作。
区房管局、区民政局、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按照各
自职责负责公共租赁住房申请的受理、审核等工作。
第二章 房源筹集
第四条 公共租赁住房通过单独建设，在普通商品住房和经
济适用住房等项目中配建、收购等方式多渠道筹集。
第五条 金融机构通过多种方式支持公共租赁住房筹集、运
营工作。公共租赁住房投资者可通过银行贷款、住房公积金贷款、
中长期债券、保险资金、信托资金、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中央
预算内投资和国家财政专项补助以及符合投融资规定的其他方式，
多渠道筹集资金。
第六条 投资建设、运营公共租赁住房享受以下优惠政策：
（一）用地保障。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用地采取划拨方式供应，
纳入年度土地供应计划，予以重点保障。
（二）建设优惠。公共租赁住房纳入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计
划，享受本市经济适用住房建设优惠政策。
（三）税收优惠。公共租赁住房税收优惠政策执行国家相关
规定。
（四）资金支持。人民政府可按公共租赁住房贷款利息的一
定比例给予垫息，用于偿还公共租赁住房贷款利息等，垫息资金
由住房保障资金垫付。
（五）国家和本市规定的其他优惠政策。
第七条 公共租赁住房按照本市住房保障规划和年度建设任
务目标选址，应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住房建
设规划，做到统筹兼顾、合理布局。配建的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应
单独组团规划。
第八条 公共租赁住房规划条件、户型标准、开竣工和入住
时间、租赁对象、装修标准等，应作为土地供应的前置条件，在
国有土地使用权划拨决定书附件中予以明确。
第九条 公共租赁住房由通过招拍挂方式确定的具有相应资
质和良好社会信誉的企业或由市公共租赁住房工作主管部门指定
的非营利性专门机构实施开发建设。
公共租赁住房建筑设计应严格执行国家和本市有关技术规范，
符合国家和本市有关质量、安全、环保要求，达到现行建筑节能
标准并实施热计量。应按照规定建设相应的公建配套设施，并与
公共租赁住房同步建设、同步投入使用。在交付使用前，应按照
经济、环保原则进行适当装修，具备基本使用功能。竣工验收合
格并取得准许交付使用的证明后，方可交付使用。
第十条 新建公共租赁住房应满足基本住房需求，套型建筑
面积以30至45平方米为主，最高不超过60平方米，并做好空间合
理利用的潜伏设计。
第十一条 收购的公共租赁住房应户型适中、价格合理，收
购价格由市发展改革委核定。
收购公共租赁住房为在建项目的，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工期
由收购单位按照收购协议约定的开竣工日期进行监督，确保按期
完成建设，及时交付使用。
第十二条 收购的公共租赁住房从售房款中提留1.5%建立共
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资金。
公共租赁住房出售时，公共租赁住房的产权单位（以下简称
产权单位）和购房人应缴纳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资金，
缴纳规定按照届时政策执行。
第三章 出租管理
第十三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市内六区、环城
四区公共租赁住房：
（一）具有本市市内六区、环城四区非农业户籍，符合廉租
住房实物配租补贴、廉租住房租房补贴和经济租赁房租房补贴条
件且尚未租赁住房的家庭。已领取廉租住房实物配租补贴或廉租
住房租房补贴或经济租赁房租房补贴，且房屋租赁登记备案未到
期的家庭不得申请。
（二）具有本市市内六区、环城四区非农业户籍，上年人均
年收入3万元（含）以下、人均住房建筑面积12平方米（含）以
下且尚未享受其他住房保障政策的家庭（包括年满18周岁以上单
人户）。上年人均年收入、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的标准根据社会经
济发展情况适时调整。
（三）经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类型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
家庭，包括外地来津工作的无房人员。
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同等条件下，申
请人本人、配偶或与其共同申请的其他家庭成员连续缴存住房公
积金1年（含）以上的家庭优先租赁。
第十四条 家庭人口为2人（含）以下的，租赁一室户型房
屋。家庭人口为3人（含）以上的，租赁二室户型房屋。享受廉
租住房实物配租补贴的家庭，租赁标准仍按照本市廉租住房实物
配租的相关政策执行。
第十五条 公共租赁住房承租人初次承租期不超过3年。租
赁期内，可根据届时市发展改革委核定的租金标准调整公共租赁
住房租金。租期届满，经审核符合届时公共租赁住房承租条件的
原承租人可以续租，每次续租期限不超过1年，续租期间租金按
照届时公共租赁住房租金缴纳。
第十六条 公共租赁住房实行准入制度。市国土房管局根据
公共租赁住房房源供应情况，指导区房管局调控受理申请家庭范
围和数量。
对已通过廉租住房实物配租补贴、廉租住房租房补贴和经济
租赁房租房补贴资格审核尚未租赁住房的申请人，直接获得承租
公共租赁住房资格，由发放补贴资格证明的区房管局组织申请换
证工作。
符合公共租赁住房承租条件的其他申请人到户籍所在地的区
房管局提出申请，区房管局会同区民政局、街道办事处（乡镇人
民政府）进行初审、审核、公示，审核合格的申请人获得承租公
共租赁住房资格。
第十七条 产权单位可以通过招标确定或指定具有房屋管理
经验和良好社会信誉的单位作为公共租赁住房的经营单位（以下
简称经营单位），负责公共租赁住房的经营和管理。
公共租赁住房实行分阶段出租。第一阶段，向符合本办法第
十三条第（一）项规定条件的家庭出租；第二阶段，向符合本办
法第十三条第（二）项规定条件的家庭出租；第三阶段，向符合
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三）项规定条件的家庭出租。
第十八条 除不可抗力外，获得承租公共租赁住房资格的申
请人发生以下情况之一的，视同放弃承租资格，1年内不接受重
新申请：
（一）未按规定选定住房的；
（二）已选定住房未在规定时间内签订租赁合同的；
（三）已签订租赁合同未在30日内办理入住手续的；
（四）其他放弃承租资格的情况。
第十九条 公共租赁住房承租人应交纳租房保证金。符合廉
租住房租房补贴和经济租赁房租房补贴条件的家庭，按照建筑面
积每平方米100元的标准交纳租房保证金；符合廉租住房实物配
租补贴条件的家庭按照有关规定执行；其他家庭按照建筑面积每
平方米200元的标准交纳租房保证金。租房保证金标准可适时调
整。租房保证金由市国土房管局所属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单位专户
存储，按照同期银行1年定期存款利率为承租人计息，未满1年的，
按照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率计息。承租人腾退住房时，租房保证
金可由产权单位用于抵扣承租人欠缴租金和违约赔偿，退还保证
金剩余本息。
第二十条 租赁合同期限届满，承租家庭须退出公共租赁住
房。需继续承租的，应在租赁合同期限届满的3个月前，向经营
单位申请续租。经审核符合条件的，可以续签租赁合同，按届时
租金执行；不符合条件的，承租人应自行腾退住房。腾退的住房
继续作为公共租赁住房按规定出租，经营单位做好租赁衔接工作。
承租公共租赁住房期间，承租家庭原房屋实施拆迁且符合经
济适用住房条件的可申请经济适用住房，符合限价商品住房条件
的可申请限价商品住房。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或限价商品住房的，
承租家庭应在所购住房交付使用后2个月内退出公共租赁住房，
租赁合同解除。
承租家庭购买其他住房，不再符合承租条件的，应在其签订
房屋买卖合同或协议后2个月内退出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解
除；承租家庭成员接受赠与或者继承住房，不再符合承租条件的，
应在其办理房屋接受赠与或继承手续后2个月内退出公共租赁住
房，租赁合同解除。
第四章 租赁管理
第二十一条 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和楼层、朝向调剂系数
按照房屋租赁市场租金水平确定和调整。具体项目的租金标准结
合同等地级、同类房屋租赁市场价格，参照项目所在区域的房屋
租赁市场指导租金确定和调整，由市国土房管局提出、市发展改
革委核定。每套公共租赁住房的租金由经营单位按照核定的项目
租金标准和楼层、朝向调剂系数确定。
第二十二条 公共租赁住房承租家庭符合廉租住房实物配租
补贴、廉租住房租房补贴、经济租赁房租房补贴条件的，按照规
定标准申领租房补贴。租房补贴根据租赁合同约定可由承办银行
按月代发代扣至产权单位或经营单位租金收入账户。承租家庭缴
存住房公积金且符合规定提取条件的，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
付租金。
第二十三条 公共租赁住房出租人和承租人签订书面租赁合
同，合同示范文本由市国土房管局制订。租赁合同联网打印，载
明租金水平、租赁期限，明确双方权利义务以及违约责任等。承
租人应当按照租赁合同约定及时缴纳租金和其他费用，合理使用
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出租人可以委托银行代收租金。
第二十四条 承租家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公共租赁住房出
租人有权依法单方解除与承租人签订的租赁合同并收回出租房屋，
同时，承租家庭应承担相应责任：
（一）将承租住房转借、转租、空置的；
（二）擅自改变承租住房居住用途、原有使用功能和内部结
构的；
（三）欠缴租金累计满3个月的；
（四）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或限价商品住房且所购住房已交付
使用满2个月的；
（五）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况。
第二十五条 政府征收、征用公共租赁住房或者因不可抗力
情形致使该房屋无法继续出租的，租赁合同终止，承租家庭退出
公共租赁住房。
第二十六条 租赁合同解除或终止，承租家庭应及时退出租
赁房屋；逾期不退出的，经营单位可向房屋所在地的区人民法院
提起民事诉讼，解除租赁合同至腾退住房期间的房屋使用费，按
照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计收。承租家庭购买保障性住房但未
退出公共租赁住房或未补齐欠缴租金及相关费用的，不予办理所
购住房入住手续。
承租人发生违反租赁合同的行为，以及逾期不腾退住房的，
其不良信用记录纳入天津市个人信用联合征信系统，并禁止承租
人及其配偶5年内再次申请住房保障。
承租人欠缴租金累计满3个月的，可以从其租房补贴、共同
申请家庭成员住房公积金、租房保证金及利息中直接划扣，也可
以通报其所在单位，从其工资收入中直接划扣。
第二十七条 租赁管理相关规定：
（一）小区管理。公共租赁住房由所在区人民政府按照新建
住宅小区管理要求纳入管辖范围，并组织区民政、房管、公安、
市政、市容园林、环卫等部门以及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
按照各自管理职责，对公共租赁住房小区实施社区综合管理。公
共租赁住房小区须纳入社区居民委员会管理。
（二）产权单位可以委托经营单位管理公共租赁住房。产权
单位与经营单位应签订委托管理协议，明确租金收缴、房屋修缮
养护、房屋腾退等管理服务内容和标准。产权单位、经营单位不
得改变公共租赁住房经营性配套公建的规划使用用途。
（三）租金和销售收入管理。公共租赁住房的租金收入、销
售收入和经营性配套公建的租金收入专门建账，全部存入项目资
金监管账户，用于偿还贷款本息、投资及其收益，支付维修管理
费用、垫息和筹集房源款项等。
（四）使用和维修管理。公共租赁住房承租期间发生的物业
管理服务费以及承租家庭使用公共租赁住房发生的水、电、气、
热、通讯、有线电视等费用由承租家庭承担。符合廉租住房实物
配租补贴条件的家庭，按本市廉租住房管理相关规定担负物业管
理服务费，在承租公共租赁住房期间的物业管理服务费与廉租住
房小区物业管理服务费的差额，由住房保障资金支付，拨付给产
权单位或经营单位。公共租赁住房的维修养护、日常管理、设备
更新所发生的费用，由产权单位承担。公共租赁住房小区实施物
业管理的，参照本市物业管理相关规定执行。
（五）保障对象的管理。经营单位应建立住户、住房档案，
并将住户入住情况登记造册，及时了解和掌握公共租赁住房使用
情况，发现违反规定使用公共租赁住房等情况，及时报告住房保
障管理部门。承租人有义务配合经营单位、街道办事处（乡镇人
民政府）、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对公共租赁住房使用情况的核查工
作。
（六）指导和监督。区房管局对本辖区经营单位的经营管理
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第二十八条 享受本市经济适用住房建设优惠政策筹集的公
共租赁住房出租一定年限后，经市公共租赁住房工作主管部门批
准可以出售。公共租赁住房出售管理办法由市公共租赁住房工作
主管部门制定，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后颁布施行。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九条 与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有关的各职能部门，要依
照各自职责和权限做好监督，依法及时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产权
单位和经营单位在租赁合同存续期间不按规定的租金标准收缴租
金的，由市价格主管部门依法查处；擅自向不符合条件的家庭出
租公共租赁住房的，由市国土房管局责令其限期整改、收回住房，
罚没非法所得，并对其违规行为进行处罚。
各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公共租赁住房管理过程中玩忽职
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收受贿赂的，要对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公共租赁住房申请人弄虚作假，隐瞒家庭户籍、
人口、收入、住房状况及伪造相关证明的，区房管局要如实记录
申请人的不良信用记录，并按照规定纳入天津市个人信用联合征
信系统。申请人已取得申请资格的，要予以取消，并禁止申请人
及其配偶5年内再次申请住房保障。申请人骗租公共租赁住房的，
产权单位要收回公共租赁住房。
有关单位或个人出具虚假证明材料的，依法追究责任单位或
个人的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公共租赁住房的申请、审核、退出及资金运转
程序等配套政策，由市国土房管局会同有关部门依照本办法另行
制定。
第三十二条 滨海新区、武清区、宝坻区、蓟县、静海县、
宁河县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由所在区县人民政府参照本办法制定
实施办法，报市公共租赁住房工作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2011年3月15日起施行，2013年3月14
日废止。
何云笑
摘要 重述基本权利限制理论之意义就在于对宪法规范和宪政精神有更深之探索与追求。质言之，乃是一种在法律范围内侵害个人权利的行为。表面上显然与宪法保障人民权益背道而驰，然限制基本权利并非践踏人权，而是为更好地保障人权。宪法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应严格而明确的规定，但如何把握程度与尺度，实非易事。这就促成了当前通说应用的公益限制、法律保留、比例原则等一系列论调。实则，基本权利限制之问题，涉及面远不止于此，基本权利本身就是一个庞杂繁琐的体系，人们对其内涵的理解已有不同，限制基本权利理论关系到个体之间的自身基本权利以及个体与整体（公益）之间的权利法益，之中的具体关联复杂，逐步理清概念、分析内涵、探讨观点，是十分的必要。故重述该理论的关键在于归纳整理其发展过程与实际应用状况，在理清回顾基本权利限制理论后，更重要的是结合中国现有法制之实际，加深中国宪法学对于基本问题的研究，运用到现实法律生活，对促进人权保障及社会进步，有着其独特的意义。
关键词 基本权利； 限制； 公共利益（公益）； 宪法
Iterate basic right limit theory
Abstract Significance of iterating basic rights limit theory lies in to the constitution standard and the constitutionalism spirit has a deeper exploration. Virtually, this is conduct of violating personal rights in the law area. On the surface obviously safeguards the people's rights and interests with the constitution to run counter to, however, limit the basic rights does not mean trampling the human rights, but is for safeguards the human rights well. The constitution to the basic right limit should be strictly and explicitly stipulated, how but grasp the degree and the criterion, is not the easy matter. This facilitated the current logically coherent argument application public welfare limit, the law retained, and the proportion principle and so on a series of views. In fact, the basic right limit question affected area far continues this, basic right itself is a numerous and disorderly troublesome system, people had the difference to its connotation understanding, limits the basic rights theory to relate between the individual between own basic rights as well as individual and the whole right law profit, the concrete connection is complex, gradually clears off the concept, the analysis connotation, the discussion viewpoint, is extremely essential. Therefore the key of iterating this theory lies in the induction to reorganize its developing process and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condition, after clears off the review basic right limit theory, more importantly unifies the Chinese existing legal system the reality, deepens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study regarding the basic question research, using the realistic legal life, to promotes the human rights safeguard and the society is progressive, has its unique significance.
Key words basic rights, restriction, public welfare, constitution
一、引论
基本权利乃一国宪政与法制之基石，申言之，实为民主制度及人类文明之根本性“物质”载体。凡宪法体制下国民，无不关注己身基本权利之状况。宪法与法律的意义，就在于维护国民之权。保护人人之基本权利，亦是保护个体之切身利益。现今，保护人权、自由、平等之观念已深入人心，并被各国宪法所充分实践。然则，但凡权利，总应有界限，或源于外部因素，或在于其本身。若人之权利无限，以权利（权力）之扩张本性，则必会伤及他人与社会之合法利益，基本权利亦是如此。平衡人权自由与社会稳定之关系，或曰，保障人民之权与调和社会公益乃基本权利限制理论之本质，宪法在保障之同时亦限制其滥用。法治国家之本质在于一切以法律为根本，没有任何权利（权力）可以逾越法律本身，包括法律所保护和以之为目的的人民基本权利,而限制基本权利，亦再有界限，否则，将淘空基本权利之实质。故，此论题之提出，法学理论和实践意义颇大，必慎重审视之。
（一）基本权利限制概念与渊源
对宪法所确立规定之公民基本权利进而约束、制约、调控，可谓基本权利之限制，基本权利受限制性是20世纪以来宪法之重要特征。从限制状态之视角可分为两类，即从动态性，国家可以限制公民行使其基本权利，惟在法律程序下，以公权力直接干预公民，譬如为公共利益征收或征用公民之私有财产。再按静态性，法律（包括宪法本身）载明规定公民基本权利受到限制，通过法律即在制定法律之时，就已对人民基本权利预先设定影响、制约、阻碍之规则，乃至于增加其行使上的困难，或使其根本无法行使，而亦为国家或个体之相关行为提供合法性依据。
限制之主体乃本国公民 ，其为宪法基本权利之惟一拥有者，而外国人之权利则为一国外事法律另定之，故限制之意专指为维护国家、社会之公共利益及他人之合法利益，禁止本国公民滥用基本权利，进而更好保护每个公民之利益。基本权利之限制，需要严格依法，亦即按法定程序，有法定事由（或为法律规定），且限制强度适当、合理，受法律监督，亦不违反宪法法律保护之底线。概言之，限制之主要原由来自维护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权益，或曰为保障公法益和私法益之需要，若不然，则形成所谓“基本权利之侵害”。故基本权利之限制，应当具备阻却违宪事由之能力，即必定采宪法或法律规定许可。
对基本权利之限制，根本还在于吾乃人之社会，个人不可能无视与社会的关系而生存，所以，人权尤其在与他人的人权之关系上受到制约，亦是当然。[1]近代民主国家强调天赋人权且人人自由平等，宪法是人民自由之圣经，基本权利则是“圣经”之核心条款，然人类社会自有之秩序及权利（力）之扩张特性，则不得不在保障人民权利充分之同时，考虑适当限制个人之权，以达社会安全稳定及有序之状态。
基本权利限制之兴起，早在法兰西《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就已阐明，其第四条规定：“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各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权利为限制。此等限制仅得由法律规定之。”此款表明，基本权利行使有其界限，且对其限制亦由法律定之；《宣言》第五条：“法律仅有权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为。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即不得受到妨碍，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从事法律所未规定的行为。”——基本权利限制手段中法律保留原则之前奏；第八条曰：“法律只应规定确实需要和显然不可少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在犯法前已经制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以外，不得处罚任何人。”此可认为限制的适当、比例原则之早期规范。随后理论与实践皆有发展，德意志联邦基本法第十九条（一）已明确规定：“基于基本法之规定，基本权利可由法律或依法予以限制。该法律应适用于一般人，不得适用于某个人，此外，该法律应明文规定基本权利并载明其所述条款。”意大利、日本等国宪法皆有类似之语词及观点。其实不仅德法意等大陆法系国家，英美的宪法权利（对基本权利的另一种称谓）限制规范亦有同样发展，毕竟人权的基本价值原无本质差别，法制的不同只是其表现形式的差异。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第十四修正案第一款规定：“凡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的人，均为合众国的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限制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任何法律；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对于在其管辖下的任何人，亦不得拒绝给予平等法律保护。”或直接或间接，各国之宪法皆承认基本权利的界限，而进一步规范之。从历史脉络观察，自权利的概念产生，随即便有了限制，两者相辅相成、关联紧密。宪法本质为社会规范，与其他法律（狭义之法律）属性相同，无非位阶之差异耳，权利亦有位阶之分法，虽有差别，但皆为法定之权。
凡法定之权，法律即有理由全力维护之。限制法定之权意即在法律框架内对权利进行“合理侵犯”，基本权利如是。仅最普遍之民事私益，自古以来或多或少总有或总被限制。宪政与法治兴起后，对权利之制约更加规范、详尽，亦展示人类社会从经验时代走向理性时代。既然强调“法律主治”或“法治国” ，则法律在人类社会中就可谓至高无上，基本权利由法律（宪法规范）确定之，对其限制犹如对其他一切权利之限制，而限制法定权利起源于近代宪法创立，伴随人权之发展的基本权利限制问题业已成为权利理论框架中一重要组成部分，在实定法上，德国人却是走在前列，1919年德意志联邦宪法（通称魏玛宪法）广泛的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非以前之宪法所能相比，具有历史性及世界性之意义。[2]后来的波恩基本法（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更明确完善了基本权利之内容，其对基本权利之限制采权利保障与限制同条规定，对基本权利之限制亦以法律形式为之，同时注意到对限制之界限的相关问题。德国公法学界对该理论之研究与探索长期不懈，概括出几大原则与方式（下文详述），为该理论发展奠定了坚厚之基础。相比而言，其他国家对此论题之研究晚于德国，且大多采其之观点精华。英美法国家在理论研究上与德国迥异，法律规定形式为公民之义务，若产生冲突，以法官对法律之认识及判断为基准，无德国般公益原则、法律保留、比例原则等法律事先详尽设定之说。时至今日，基本权利限制理论在国外发展已渐完备，实践运用亦有较大效果，其成功之主要因素即为——违宪审查制度在许多国家的确立与完善。因基本权利乃由宪法所规范，对其限制必定得经宪法授权，且受违宪审查之考验，或受宪法之监督，若不如此，则公民基本权利极易受权利（力）之侵害而无法救济，尤以国家公权力为最，其任意行使将最终导致公民基本权利名存实亡，宪法更似废纸一般。是故，违宪审查制度之建立，有着更重要的意义。
（二）基本权利限制之理论依据
基本权利被认为具有“主观权利”和“客观法”之双重性质。[3]在德国宪法（即基本法）中，其所确立 “客观价值秩序”之理论，构成了对基本权利的宪法解释之基本制度。“客观法”之涵义，乃法律规范之意，诚如德国联邦基本法第1条第3款之规定：“下列基本权利是约束立法、行政和司法的直接有效之法律。”实为直接约束国家公权力运作之规则。是一种宪法所确定的，科以公权力保护义务且必须遵守之“客观规范”。“客观价值秩序”是建构国家各种制度之原则，亦是公权力（包括行政、司法等权）之上位指导方针。
“主观权利”之涵义，是为公民个体向国家或他人主张权利请求，包含了个人对抗国家之主观防御权。在德国，公民有权就基本权利之被侵犯要求国家采取保护之措施。其基本法第十九条第四款规定：“任何人的权利受到公权力的侵犯，都可以向法院起诉。”其公民个体在穷尽一切法律途径之救济后，还可以向联邦宪法法院诉请保护基本权利（基于违宪审查制度之建立与实施），致使“主观权利”之功能得以充分完善。概基本权利之“客观法”与“主观权利”之关联，可曰“主观权利”是强调基本权利作为“个人权利”的性质，则“客观法”就是强调基本权利本身就是约束国家公权力的“法律”。[4]
限制基本权利之理论根源，既有权利限制之普遍性质，亦有基本权利之自身要求。基本权利之双重属性体现权利与法律规则的重合。权利之扩张性与法律规则（权利法律之体现者）之交叉，导致权利冲突与越界，基本权利如是。“主观权利”之特性易使个体对权利之不同理解以至任意使用，遂打破利益之平衡，致使权利体系出现动荡。究根本之源，仍在于权利本身是否有边界之问题。若权利本身有边界，则限制即为其一部分之构成（即权利构成要件）；若权利无边界之说，对其限制无非是外部力量之强迫，使权利之运行得到部分压制，而权利就其本身而言是无限制的。是故，历来权利之限制理论依据，皆围绕内在之因还是外部因素之争论。德国对宪法基本权利 “客观法”之限制，实为法律制定自我之约束，任何一部法律规范，其规则不能不受监督和限制，宪法之最高位，其规则仍需受民主、自由、平等、公正、人权等理念与精神的监督和指示，若不然，则极可能重蹈纳粹德国之覆辙。对“主观权利”之限制，亦符合一般限制权利之要求，保证公民在宪法治下行使基本权利皆平等。基本权利与其他权利相比较，位阶最高，实言之，任何权利都应当服从于基本权利，基本权利是人为之人最根本社会地位之展现。然基本权利既是法定之权，就得遵从法律。从实证角度论之，现有各国宪法，或直接或间接，都规定基本权利之运作与行使不得侵犯国家、社会之公益及他人之私益。法律限制之本质，在于保障人人之权利，亦兼顾国家、社会之安定。若无限制之存在，则必定出现大量权利冲突，最终冲击人之社会体制，人类文明即在所谓绝对自由中迅速崩溃。近代社会契约论者认为国家乃是人民让渡己之部分权利而构成，其让渡之权利，可认为就是对己身权利之限制，此主张亦符合人类社会之存在逻辑。故限制基本权利之理论探讨，应从多方面考量，以下再检讨其中之细节。
二、限制原则
（一）公共利益原则（公益原则）
依德国公法相关之见解，公共利益、法律保留、比例原则作为人民基本权利之限制原则，可谓比较全面，其法理结构、逻辑内容皆为详实，是大陆法系国家参研学习之楷模。对其归纳与研讨，是重述基本权利限制理论之主要步骤。首要之原则就是公共利益，宪法学者认为，公共利益（Public Welfare）通常表示社会全体利益、幸福与福利。[5]或为一域之内，国家、公众所应当首先被保护之法益。公益原则源于个体和群体之利益衡量，适用公益原则，实为限制基本权利最大目的之一，各国宪法无不视其为限制之首要依据。然对公共利益之概念范围、内容诠释上，有很大之差异，易言之，公共利益之概念内容极为抽象，属典型之不确定法律概念，本身除了具有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及受益对象的不确定性外，更随着国家任务范围扩充及国家基本原则——例如法治国家原则，民主理念以及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的实践，都可以改变旧有的公益概念并据以形成新的公益内容，[6]社会之多元化及群体、阶层之分化，以至不能将公共利益真正理清。由此产生限制人民基本权利之不确定，若然，则极易使国家公权力以公共利益为藉口肆意侵犯人民之基本权利及相关法益。是故应当以其他原则与方法共同适用之，调和公民基本权利与公共利益之冲突关系。
公共利益原则（亦称公共福利、公共福祉，简称公益原则）乃所公认的基本权利一般制约原理，宪法对人民基本权利，以在公共利益之需要为前提下，许可国家以订立法律之方式来限制之。[7]古典宪法理论承认公益乃最高之法则，并在依循公益、私益对立论的情况下，认为为了公益，可予（或应予）私益有所限制（即采限制人民权利之方式）。[8]那何谓公共利益或公共福利？对其范围之理解认知一直有较大争议，尤以在法律实践中，各人对其诠释差异颇大。以公益限制一国之人民基本权利，实际已触及人权之根本性问题，必应相对地圈定公益之范围，以防止此原则被滥用。
1、公益之法律内容认定——国家、社会、公民团体组织（群体）的不同对待
公共利益这一概念内涵，应当始于政治国家之产生，对其认知及研讨，可从不同角度视之。公共利益是指一定区域内公民个体利益的集合，它既反映了公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同时又与个人的利益存在密切的关联。[9]这仅为最一般之考量，从法律意义上，对公共利益概念阐述亦属极难之事。国家之利益、社会之利益、公民团体组织之利益，皆可认为是公共利益之一种形式方面，对之以一定归纳，或许能理清些头绪。
其一，公共利益之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源于国家之合法需要，如国家安全、国防事务、外交事务、重大经济发展事务等等。从政治而论，国家利益最为首要。法律，包括宪法，无不首先考虑国家安全等利益之维护。然政治之需求不能取代一切问题，若政府以国家安全等为名，随意宵禁、戒严、剥夺公民自由、取缔公民自治机构，甚至实行恐怖，都将严重侵犯人民权利，民主与自由亦不复存在，国家专制也由此而被实践复活。是故，对国家利益之界限，需由法律严格规定，政府不得任意使用国家利益来压迫人民之权利。其二，公共利益之社会利益。当代世界各国，绝对国家主义亦不存在，前述所谓国家利益仅指公共利益之一方面，而最主体之部分，还是体现于社会性之利益，或曰大众之利益。现代国家转型在于公民社会之发展，尤以公共事业之发展。职能的改革使政府不再事事亲为，福利国家之提出与发展，反映社会自治自调能力的成长。法律上，对公共利益之理解，许多即出自于对社会公共事业利益之考量，而不再仅为国家性利益。社会公益，此与西方市民社会发展颇有渊源，在一充分自治社会，国家（政府）只是维护秩序与保障安全之工具，公民间权利的交合及公共利益之问题，皆由（公民）社会自行处理，国家不能随意干涉。法律负责调和权利个体法益间以及个体权利法益与群体权利法益（即公共利益）间所产生之冲突。此处公共利益，解释为个体权利之集合法益——社会权利法益，完全符合权利法益规范之逻辑，亦体现权利之本质精神。其三，公共利益之公民团体（群体）组织利益。推动自治社会之发展，乃是公民组成的各种利益团体组织（群体）的作用，该公共利益范围，在于团体组织（群体）利益相对于公民个体利益之比较。或者群体间，亦会产生不同之利益需求，法律考量最恰当之利益，合理分配予不同群体及个体，将效用最大化，同时不侵害群体、个体之最基本利益，是为公共利益之群体利益认定。通过三层次对公共利益之法律内容进行简要阐释，或能一窥公共利益之真实概念。然迄今为止。公共利益之具体范围、详细内容仍不能述明。在以公共利益限制公民基本权利之时，惟法律有权认定公共利益之内容。
（1）因在不同领域、不同情况下，公共利益的认知互有差异，而主干性法律（如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等）仅仅规定了最一般之概念，故公共利益之具体形式，可以由部门法加以确定，如民法主干物权法中亦有规定公共利益，然由其对公共利益作出统一且详细之界定是困难的，而分别由《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单行法律作出规定更切合实际。现行法律中，《信托法》、《测绘法》等部门单行法已经对公共利益之某方面范围作出了一些具体界定，如《信托法》第六十条、《测绘法》第十一条之规定。故而，可以考虑各类问题具体检讨之，将公共利益之法律定义，落实到具体法律规范中（部门法、单行法），是为一认知量化公共利益之办法及标准。（2）将社会公众利益定格为公共利益之主体，乃现代法律精神之体现。一些被普遍认同的社会事务及活动，譬如科学研究、教育教学、医疗卫生服务、文体艺术竞赛、福利保障等事业皆可认为出于公共利益之目的，法律应当优先给予保护；各类紧急状况，包括抢险、救灾等突发性事件救助，亦为当代各国维护公共利益之主要方面，所以此时法律可以限制公民权利进而维护公共利益。（3）政治生活亦会产生公共利益限制公民权利之问题，正如恩格斯所指出：个人隐私一般要受到（法律）保护，但当个人私事甚至阴私与最重要之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的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就不受隐私权的保护，而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一些国家学者认为这就是指“特别法律关系的权利限制”，如公务员、被监管人员等其他非一般国民利益与公共利益博弈之关系处理。当然，同样如前不能将普通公民之权利与公共利益冲突任意划入到政治生活中，以政治生活方式定义公共利益需严格其主体之范围。（4）用普遍法律原则衡量是否形成公共利益亦为一重要方法。如公序良俗原则，将一些传统良好风俗（习惯）纳入到公共利益范畴之中，对保障各国各地区民族生活之特性，实为有效之补充，亦为公共利益之具体展现。
2、公益限制基本权利之法律应用形式
公共利益作为限制基本权利之主要目的，其（法律）形式主要分为概括式立法例与区别式立法例。以概括限制的方式来规定公民基本权利问题，外国宪法亦较多采此例。比如日本宪法第十三条规定：“一切所有国民均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对于国民谋求生存、自由以及幸福之权利，于不违反公共福祉之限度下，在立法及其他国政上都必须予以最大尊重。”吾国宪法亦采此立法体例，宪法第五十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概括保留之立法方式，意在表征宪法对所有公民基本权利的一视同仁之保护，其局限之处在于很可能忽略了具体公民基本权利的本质或形式差异，即权利内容之差异性应予以不同对待。区分式之立法例限制，具体表现为（1）单纯法律保留，此种立法例使立法者只要依任何公益即可限制基本权利；（2）加重法律保留，此种立法例已对各权利的可限制性及其条件预先指定，立法者只能依据各条之预定公益考量规定，再对基本权利予以限制；3）概括限制，只要在不侵犯他人权利、违反合宪秩序及风俗法前提下，皆能拥有之。此例只作为补充其他基本权利条款之限制性质，本身只具备附属性质；（4）毫无限制保留，即在德国存在部分绝对权利，如宗教自由，从实践看来，宪法法院都希望使宪法上无限制保留之基本权利，还能够受到法律之限制。[10]
在法制逐步完善之同时，时刻考量公共利益对基本权利限制之具体方式，概括式及区别式有各自优势与局限存在。基本权利之位阶性如何划分，学界亦有纷说，是故结合一国人权发展状况之实情，充分保护公共利益优先且尽力不损及、不破坏基本权利之主要内容（或者损及程度为最小），稳定公共利益与基本权利的平衡，是为宪法主要目标之一。
对公共利益限制原则之法律逻辑性解构，需更进一步探究。学界普遍分野在于限制权利源于外部还是内部之制约因素。“外在限制说”认为“公益”乃是基本权利之外的因素对基本权利进而制约，宪法所保护的利益除了以基本权利为内容的个人利益之外，还包括公共利益，二者是不同之法益，所以公益对基本权利之限制就是从外部对基本权利的限制。[11] “外在限制说”之功效在于明晰了“权利”与“权利限制”之关系，并未使两者混同，同时体现权利本位之思想——权利本身无限制内容，在一定需求下通过一定之外力及外因，才能对其进行限制，而将权利之限制界定为权利的非本质事物，属于权利概念中应舍弃的部分。公共利益为一种公的（社会性）法益，其与私法益共存同一层面之上，即公益限制基本权利之开展，不能一概论之。需以具体法益衡量，非简单就论“公益绝对优先”之口号。“内在限制说”之产生，出于权利本身内部之限制。一些观点以“内部制约”作为权利分析之要点，从几何的意义上说，如果某一个宪法权利具有界限，那么这种界限的起点，正是对该宪法权利进行保障的终点。[12]此论调间接可以得出权利自身就已经存在界限，公共利益无非是存在于基本权利自身之中的限制内容，抑或权利本体就已包含（公益）限制之要求。
“外在限制说”与“内在限制说”各有支持者，不过现以“外在说”为主导。就权利本身而言，若采“内在说”，则“权利限制”及“权利滥用”从逻辑上就成为不可能。试问如果权利本身已经包含或存在限制（“内在说”），怎还会出现权利滥用？还需要“限制”之必要否？采“内在说”必然会否定“权利之冲突”存在，如此权利间无交叉之可能，因为每个权利已经预先包含义务之设定（权利自身边界及不允许跨界），此与现代社会权利本位之主旨观念相距甚远，进一言之，权利本身包括义务——义务已成为权利一部分，权利义务混同，或者权利自缚手脚，终将侵蚀权利之根本。
“外在说”从个人本位及权利本位出发，考量人类社会发展之实情，首先肯定权利本身之无界性，一切限制皆源于其外部，或曰社会发展之需求才出现限制权利之必要。在外在论者视野里，每一种权利都具备弹力性，权利限制消灭后，被限制的权利均应回复到其应有的状态。 外在限制理论对于研究权利冲突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权利冲突均是以无限制的权利为基础发生的，限制权利则可成为消灭权利冲突之主要手段。故“外在说”较“内在说”之优势明显，且较符合法学学理逻辑，将公共利益作为权利制约之外部因素而非内在特质甚为合理规范。若先验的、人为的把一些事项作为基本权利本质上就不包含的内容，就会造成一些权利内涵被排除，则基本权利之保障范围变得十分狭窄，其自我缩减基本权利内容将使公民法益得不到有效之保障及满足。
（二）法律保留原则
法律保留原则，系指对人民基本权利之限制或制约，必须依法律（或由法律）方得为之。陈新民教授将其与公益原则进行比较，认为其是为达到限制基本权利目的之执行工具，本文予以赞同。或者说，法律保留是限制基本权利的实践要求及手段而非目的原则。国家欲以公共利益限制人民基本权利，必得按照法律之规定及法律之程序才能进行，如德国基本法规定：“人人都有生存权和人身不可侵犯权，个人自由不受侵犯，只有根据法律才能侵害（限制）这些权利。”此亦是法治国家一主要表现方面。法律保留乃涉及基本权利规范化之重要制度，对其肯定与约束一直相辅相成，基本法对其限制有三个原则，即：个案法律之禁止、指明条款要求及根本内容之保障。这进一步确定了法律保留之范围与界限，使国家尤其是立法机关，不能任意用法律之力量，来限制人民之基本权利。
法律保留原则本意在于，一切限制公民基本权利之行为，必须依法律或经法律授权。其体现法治之含义，且尊重公民权利之行使。因为法律本身之制定，就需主权者或其意志代表（立法机关）合意批准，若有对基本权利限制之内容，则必定首先是人民自己之同意，再鉴于法律规范性之特征，将限制基本权利纳入一个规范、严格之体系与过程中，对保障和维护公民法益十分有利。
法律保留制度之提出，始于法兰西《人权宣言》，其出发点是承认人权（公民权利）之本身无限制性，惟公共利益才能例外的通过法律之规定与程序限制人权。经历史之长期发展与演变，时至今日，法律保留业已成为以德国为主要代表的国家所之奉行的一项基本权利限制基本原则及制度。在涉及一个法律（限制基本权利的法律）之解释时，应采最有利人民权利之方式为之，即所谓“有疑问时，以肯定人民自由之方式为之”。法律保留对公益限制基本权利实为一种“过滤”，特别是行政公权力因此不能再随意限制或侵犯公民基本权利。西方有学者认为法律保留实为立法权获得加强，即国会权力受到宪法信任之表现，并借此来防止人民权力遭到第二权（行政权）及第三权（司法权）非法之侵犯。[13]
公益限制原则之逻辑含有公益与私益二元相对立，因此宪法之作用分为两个方面，一面肯定基本权利且维护其所产生之私法益，另一面也承认前面之利益可能会损及公益。然公益优先并非绝对，且就公益本身而言，其利益内容和受益对象（范围）都属不确定，社会情势变迁亦不会允许牺牲私益而成全公益，法律保留弥补了公益原则之使用不足，让立法者或主权者通过合法手段决定何为公共利益，如何进行限制基本权利等关键问题。
法律保留亦有局限性。在社会发展日益复杂之今日，法律对权利的保护，或者为法律对限制权利的制约，因权利之发展变化而显现出滞后。又因公益之考量而使法律本身不能完全确定，法律保留就仅仅体现在已有立法之基础上，对情势之不断变化始终追赶不及。现代社会公益之状况日剧增多，而公民基本权利之内容亦在逐渐充实，两者之冲突平和或对基本权利一方加以限制符合宪法之原则精神，然具体之过程，即以法律保留之手段制约公益过度限制私益实在繁杂，用何法？如何制约？怎样算合理？又怎样算过度？等等都是问题。
另一方面，法律保留亦有若干要求或为对其自身之限制。以陈新民教授对德国基本法之归纳，详言之有三，即：（1）个案法律之禁止原则。其意为，凡要求限制基本权利之法律，必为广泛之且非只对个案适用的法律规范。质言之，立法者因公益或其他法益之考量而需要限制公民基本权利，则必须制定抽象性的法律规范而不是具体针对个案的法令。个案之禁止，主要基于对保护人人基本权利之平等状况，即使是限制，大家也应一样，体现法律面前权利平等之意。（2）指明条款要求。其意为，凡限制基本权利之法律，必将有明确之条款指示载明。限制基本权利，已触及人权之本质，法律不能含糊其词，纵容公权力侵犯人权，必须将基本权利之哪部分需要在什么时候什么状态下进行限制预先予以明确，法律没有规定或规定实在不明的，公民有权利不接受任何限制其权利之要求。违背指明条款亦有可能启动违宪审查之行动，是故立法者必当注意，其立法行为已是限制某些基本权利之规定了。（3）权利根本内容之保障，此要求与前述公益限制和私益限制基本权利保留其核心内容之意相同，即基本权利被有效之法律合法以公益或调和私益目的进行限制，必须保留其根本内容，任何限制不得淘空其实质部分，否则该法律或该法律行为以违宪论而无效。但如何确定权利之“核心”内容？是一难题，德国学界和实务界有残余论及利益论两大意见，如死刑在很多国家已不存在，因为人们认为公民生命权处于基本权利之最核心地位，而刑法将其剥夺，实属违宪，故必须废止。诚如《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四条第二款之明确规定：“不得根据本公约关于在紧急措施克减基本权利之规定，而克减以下基本权利，如生命权、禁止或反对酷刑等。”
（三）比例原则
关于印发天津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关于印发天津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津政发〔2011〕12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现将《天津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
自2011年3月15日起施行。
天津市人民政府
二○一一年三月十日
天津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完善我市住房保障体系，改善中等偏下收入住房
困难家庭居住条件，规范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工作，根据住房城乡
建设部等国家有关部门《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
（建保〔2010〕87号）、《关于印发利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保
障性住房建设试点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建金〔2009〕160号）
和我市"十二五"住房保障规划，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市内六区、环城四区建设的公共租赁
住房规划、建设、出租、使用、管理及监督。
本办法所称公共租赁住房，是指人民政府提供政策支持，限
定套型面积和租金标准，向符合条件的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
庭等群体供应的保障性住房。
第三条 市国土房管局是本市公共租赁住房工作的主管部门，
负责研究制定公共租赁住房发展规划、年度建设任务目标和相关
政策等，对全市公共租赁住房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市发展改革
委、市建设交通委、市规划局、市财政局、市国税局、市地税局、
市民政局、市人力社保局、市公安局、市工商局、市监察局、天
津银监局、市公积金管理中心按照各自职责分工，负责公共租赁
住房的有关管理与监督工作。
通过招拍挂方式确定的企业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由企业负
责公共租赁住房的筹集、建设和运营等工作。人民政府投资和利
用住房公积金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由市公共租赁住房工作主管
部门指定的政府非营利性专门机构负责公共租赁住房的筹集、建
设、运营、融资及偿还等工作。
区房管局、区民政局、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按照各
自职责负责公共租赁住房申请的受理、审核等工作。
第二章 房源筹集
第四条 公共租赁住房通过单独建设，在普通商品住房和经
济适用住房等项目中配建、收购等方式多渠道筹集。
第五条 金融机构通过多种方式支持公共租赁住房筹集、运
营工作。公共租赁住房投资者可通过银行贷款、住房公积金贷款、
中长期债券、保险资金、信托资金、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中央
预算内投资和国家财政专项补助以及符合投融资规定的其他方式，
多渠道筹集资金。
第六条 投资建设、运营公共租赁住房享受以下优惠政策：
（一）用地保障。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用地采取划拨方式供应，
纳入年度土地供应计划，予以重点保障。
（二）建设优惠。公共租赁住房纳入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计
划，享受本市经济适用住房建设优惠政策。
（三）税收优惠。公共租赁住房税收优惠政策执行国家相关
规定。
（四）资金支持。人民政府可按公共租赁住房贷款利息的一
定比例给予垫息，用于偿还公共租赁住房贷款利息等，垫息资金
由住房保障资金垫付。
（五）国家和本市规定的其他优惠政策。
第七条 公共租赁住房按照本市住房保障规划和年度建设任
务目标选址，应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住房建
设规划，做到统筹兼顾、合理布局。配建的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应
单独组团规划。
第八条 公共租赁住房规划条件、户型标准、开竣工和入住
时间、租赁对象、装修标准等，应作为土地供应的前置条件，在
国有土地使用权划拨决定书附件中予以明确。
第九条 公共租赁住房由通过招拍挂方式确定的具有相应资
质和良好社会信誉的企业或由市公共租赁住房工作主管部门指定
的非营利性专门机构实施开发建设。
公共租赁住房建筑设计应严格执行国家和本市有关技术规范，
符合国家和本市有关质量、安全、环保要求，达到现行建筑节能
标准并实施热计量。应按照规定建设相应的公建配套设施，并与
公共租赁住房同步建设、同步投入使用。在交付使用前，应按照
经济、环保原则进行适当装修，具备基本使用功能。竣工验收合
格并取得准许交付使用的证明后，方可交付使用。
第十条 新建公共租赁住房应满足基本住房需求，套型建筑
面积以30至45平方米为主，最高不超过60平方米，并做好空间合
理利用的潜伏设计。
第十一条 收购的公共租赁住房应户型适中、价格合理，收
购价格由市发展改革委核定。
收购公共租赁住房为在建项目的，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工期
由收购单位按照收购协议约定的开竣工日期进行监督，确保按期
完成建设，及时交付使用。
第十二条 收购的公共租赁住房从售房款中提留1.5%建立共
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资金。
公共租赁住房出售时，公共租赁住房的产权单位（以下简称
产权单位）和购房人应缴纳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资金，
缴纳规定按照届时政策执行。
第三章 出租管理
第十三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市内六区、环城
四区公共租赁住房：
（一）具有本市市内六区、环城四区非农业户籍，符合廉租
住房实物配租补贴、廉租住房租房补贴和经济租赁房租房补贴条
件且尚未租赁住房的家庭。已领取廉租住房实物配租补贴或廉租
住房租房补贴或经济租赁房租房补贴，且房屋租赁登记备案未到
期的家庭不得申请。
（二）具有本市市内六区、环城四区非农业户籍，上年人均
年收入3万元（含）以下、人均住房建筑面积12平方米（含）以
下且尚未享受其他住房保障政策的家庭（包括年满18周岁以上单
人户）。上年人均年收入、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的标准根据社会经
济发展情况适时调整。
（三）经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类型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
家庭，包括外地来津工作的无房人员。
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同等条件下，申
请人本人、配偶或与其共同申请的其他家庭成员连续缴存住房公
积金1年（含）以上的家庭优先租赁。
第十四条 家庭人口为2人（含）以下的，租赁一室户型房
屋。家庭人口为3人（含）以上的，租赁二室户型房屋。享受廉
租住房实物配租补贴的家庭，租赁标准仍按照本市廉租住房实物
配租的相关政策执行。
第十五条 公共租赁住房承租人初次承租期不超过3年。租
赁期内，可根据届时市发展改革委核定的租金标准调整公共租赁
住房租金。租期届满，经审核符合届时公共租赁住房承租条件的
原承租人可以续租，每次续租期限不超过1年，续租期间租金按
照届时公共租赁住房租金缴纳。
第十六条 公共租赁住房实行准入制度。市国土房管局根据
公共租赁住房房源供应情况，指导区房管局调控受理申请家庭范
围和数量。
对已通过廉租住房实物配租补贴、廉租住房租房补贴和经济
租赁房租房补贴资格审核尚未租赁住房的申请人，直接获得承租
公共租赁住房资格，由发放补贴资格证明的区房管局组织申请换
证工作。
符合公共租赁住房承租条件的其他申请人到户籍所在地的区
房管局提出申请，区房管局会同区民政局、街道办事处（乡镇人
民政府）进行初审、审核、公示，审核合格的申请人获得承租公
共租赁住房资格。
第十七条 产权单位可以通过招标确定或指定具有房屋管理
经验和良好社会信誉的单位作为公共租赁住房的经营单位（以下
简称经营单位），负责公共租赁住房的经营和管理。
公共租赁住房实行分阶段出租。第一阶段，向符合本办法第
十三条第（一）项规定条件的家庭出租；第二阶段，向符合本办
法第十三条第（二）项规定条件的家庭出租；第三阶段，向符合
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三）项规定条件的家庭出租。
第十八条 除不可抗力外，获得承租公共租赁住房资格的申
请人发生以下情况之一的，视同放弃承租资格，1年内不接受重
新申请：
（一）未按规定选定住房的；
（二）已选定住房未在规定时间内签订租赁合同的；
（三）已签订租赁合同未在30日内办理入住手续的；
（四）其他放弃承租资格的情况。
第十九条 公共租赁住房承租人应交纳租房保证金。符合廉
租住房租房补贴和经济租赁房租房补贴条件的家庭，按照建筑面
积每平方米100元的标准交纳租房保证金；符合廉租住房实物配
租补贴条件的家庭按照有关规定执行；其他家庭按照建筑面积每
平方米200元的标准交纳租房保证金。租房保证金标准可适时调
整。租房保证金由市国土房管局所属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单位专户
存储，按照同期银行1年定期存款利率为承租人计息，未满1年的，
按照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率计息。承租人腾退住房时，租房保证
金可由产权单位用于抵扣承租人欠缴租金和违约赔偿，退还保证
金剩余本息。
第二十条 租赁合同期限届满，承租家庭须退出公共租赁住
房。需继续承租的，应在租赁合同期限届满的3个月前，向经营
单位申请续租。经审核符合条件的，可以续签租赁合同，按届时
租金执行；不符合条件的，承租人应自行腾退住房。腾退的住房
继续作为公共租赁住房按规定出租，经营单位做好租赁衔接工作。
承租公共租赁住房期间，承租家庭原房屋实施拆迁且符合经
济适用住房条件的可申请经济适用住房，符合限价商品住房条件
的可申请限价商品住房。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或限价商品住房的，
承租家庭应在所购住房交付使用后2个月内退出公共租赁住房，
租赁合同解除。
承租家庭购买其他住房，不再符合承租条件的，应在其签订
房屋买卖合同或协议后2个月内退出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解
除；承租家庭成员接受赠与或者继承住房，不再符合承租条件的，
应在其办理房屋接受赠与或继承手续后2个月内退出公共租赁住
房，租赁合同解除。
第四章 租赁管理
第二十一条 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和楼层、朝向调剂系数
按照房屋租赁市场租金水平确定和调整。具体项目的租金标准结
合同等地级、同类房屋租赁市场价格，参照项目所在区域的房屋
租赁市场指导租金确定和调整，由市国土房管局提出、市发展改
革委核定。每套公共租赁住房的租金由经营单位按照核定的项目
租金标准和楼层、朝向调剂系数确定。
第二十二条 公共租赁住房承租家庭符合廉租住房实物配租
补贴、廉租住房租房补贴、经济租赁房租房补贴条件的，按照规
定标准申领租房补贴。租房补贴根据租赁合同约定可由承办银行
按月代发代扣至产权单位或经营单位租金收入账户。承租家庭缴
存住房公积金且符合规定提取条件的，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
付租金。
第二十三条 公共租赁住房出租人和承租人签订书面租赁合
同，合同示范文本由市国土房管局制订。租赁合同联网打印，载
明租金水平、租赁期限，明确双方权利义务以及违约责任等。承
租人应当按照租赁合同约定及时缴纳租金和其他费用，合理使用
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出租人可以委托银行代收租金。
第二十四条 承租家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公共租赁住房出
租人有权依法单方解除与承租人签订的租赁合同并收回出租房屋，
同时，承租家庭应承担相应责任：
（一）将承租住房转借、转租、空置的；
（二）擅自改变承租住房居住用途、原有使用功能和内部结
构的；
（三）欠缴租金累计满3个月的；
（四）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或限价商品住房且所购住房已交付
使用满2个月的；
（五）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况。
第二十五条 政府征收、征用公共租赁住房或者因不可抗力
情形致使该房屋无法继续出租的，租赁合同终止，承租家庭退出
公共租赁住房。
第二十六条 租赁合同解除或终止，承租家庭应及时退出租
赁房屋；逾期不退出的，经营单位可向房屋所在地的区人民法院
提起民事诉讼，解除租赁合同至腾退住房期间的房屋使用费，按
照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计收。承租家庭购买保障性住房但未
退出公共租赁住房或未补齐欠缴租金及相关费用的，不予办理所
购住房入住手续。
承租人发生违反租赁合同的行为，以及逾期不腾退住房的，
其不良信用记录纳入天津市个人信用联合征信系统，并禁止承租
人及其配偶5年内再次申请住房保障。
承租人欠缴租金累计满3个月的，可以从其租房补贴、共同
申请家庭成员住房公积金、租房保证金及利息中直接划扣，也可
以通报其所在单位，从其工资收入中直接划扣。
第二十七条 租赁管理相关规定：
（一）小区管理。公共租赁住房由所在区人民政府按照新建
住宅小区管理要求纳入管辖范围，并组织区民政、房管、公安、
市政、市容园林、环卫等部门以及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
按照各自管理职责，对公共租赁住房小区实施社区综合管理。公
共租赁住房小区须纳入社区居民委员会管理。
（二）产权单位可以委托经营单位管理公共租赁住房。产权
单位与经营单位应签订委托管理协议，明确租金收缴、房屋修缮
养护、房屋腾退等管理服务内容和标准。产权单位、经营单位不
得改变公共租赁住房经营性配套公建的规划使用用途。
（三）租金和销售收入管理。公共租赁住房的租金收入、销
售收入和经营性配套公建的租金收入专门建账，全部存入项目资
金监管账户，用于偿还贷款本息、投资及其收益，支付维修管理
费用、垫息和筹集房源款项等。
（四）使用和维修管理。公共租赁住房承租期间发生的物业
管理服务费以及承租家庭使用公共租赁住房发生的水、电、气、
热、通讯、有线电视等费用由承租家庭承担。符合廉租住房实物
配租补贴条件的家庭，按本市廉租住房管理相关规定担负物业管
理服务费，在承租公共租赁住房期间的物业管理服务费与廉租住
房小区物业管理服务费的差额，由住房保障资金支付，拨付给产
权单位或经营单位。公共租赁住房的维修养护、日常管理、设备
更新所发生的费用，由产权单位承担。公共租赁住房小区实施物
业管理的，参照本市物业管理相关规定执行。
（五）保障对象的管理。经营单位应建立住户、住房档案，
并将住户入住情况登记造册，及时了解和掌握公共租赁住房使用
情况，发现违反规定使用公共租赁住房等情况，及时报告住房保
障管理部门。承租人有义务配合经营单位、街道办事处（乡镇人
民政府）、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对公共租赁住房使用情况的核查工
作。
（六）指导和监督。区房管局对本辖区经营单位的经营管理
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第二十八条 享受本市经济适用住房建设优惠政策筹集的公
共租赁住房出租一定年限后，经市公共租赁住房工作主管部门批
准可以出售。公共租赁住房出售管理办法由市公共租赁住房工作
主管部门制定，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后颁布施行。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九条 与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有关的各职能部门，要依
照各自职责和权限做好监督，依法及时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产权
单位和经营单位在租赁合同存续期间不按规定的租金标准收缴租
金的，由市价格主管部门依法查处；擅自向不符合条件的家庭出
租公共租赁住房的，由市国土房管局责令其限期整改、收回住房，
罚没非法所得，并对其违规行为进行处罚。
各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公共租赁住房管理过程中玩忽职
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收受贿赂的，要对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公共租赁住房申请人弄虚作假，隐瞒家庭户籍、
人口、收入、住房状况及伪造相关证明的，区房管局要如实记录
申请人的不良信用记录，并按照规定纳入天津市个人信用联合征
信系统。申请人已取得申请资格的，要予以取消，并禁止申请人
及其配偶5年内再次申请住房保障。申请人骗租公共租赁住房的，
产权单位要收回公共租赁住房。
有关单位或个人出具虚假证明材料的，依法追究责任单位或
个人的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公共租赁住房的申请、审核、退出及资金运转
程序等配套政策，由市国土房管局会同有关部门依照本办法另行
制定。
第三十二条 滨海新区、武清区、宝坻区、蓟县、静海县、
宁河县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由所在区县人民政府参照本办法制定
实施办法，报市公共租赁住房工作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2011年3月15日起施行，2013年3月14
日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