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文化厅、浙江省文物局关于印发《浙江省博物馆设立审核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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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商丘市人民政府


商丘市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为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和吸引国内外客商到商丘市投资建设，特制定以下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1、鼓励国内外客商来我市投资建设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项目和创汇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现有企业技术改造、旅游资源开发以及房地产开发项目。

　　2、鼓励外来投资者对乡镇企业进行兼并、收购、承包、租赁，外商兼并、收购出资在25%以上的享受外商投资有关待遇。国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到我市再投资，外商投资超过25%的，视同外商投资企业，享受相应待遇。承包、租赁乡镇企业不改变乡镇企业性质的，享受乡镇企业有关政策。 　　3、国内企事业单位、经济实体，在我市举办合资、合作、独资企业，生产性项目投资总额在5000万元人民币以下、非生产性项目投资总额在300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项目；外商在我市举办三资企业（以下简称外商投资企业），设备和原料进口、产品出口不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投资总额在30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均由我市自行审批。

　　4、从事公路建设经营的外来投资企业，在同等条件下享有在公路沿线开发房地产、经营服务设施和从事公路运输的优先权。

　　5、外来投资企业享有充分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与我市企业合作经营，市外一方在产品和利润分配方面，可高于投资比例5—10%，具体比例和办法由合资、合作双方在合同中商定。
6、鼓励各种经济组织和各类人员进入商丘市区或县城镇投资经商办企业，放开农民到商丘市区或县城镇落户的指标限制。凡在我市市区或县城镇有合法固定住所、合法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的；凡具有国家承认的大专以上文凭的毕业生或国家计划内特殊专业的中专生，能在商丘市境内落实好接收单位（包括民营企业）的；凡被商丘市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聘用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工作满一年并参加当地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凡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在商丘工作的，均可在商丘市落户，其直系亲属（父母、配偶、子女）可随之落户。对符合规定在我市市区或县城镇落户的人员，有关部门不得收取入户费用。

　　7、外商投资企业自产货物自营出口或委托外贸企业代理出口，经税务机关批准可以享受出口货物退（免）税政策。

　　8、外商投资以合作方式从事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中外合作者在合同中约定合作期满时（合作期内不亏损）合作企业的全部固定资产归中方所有的，经企业申请，财政、税务和企业设立审批部门批准，允许以收取固定资产折旧费的方式优先收回投资。

　　9、在商丘新办外来投资企业（房地产业除外），免征市政建设配套费；产品出口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免缴水资源费　　。10、对外来投资企业的契税，实行免征两年、减半征收三年的优惠。对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免征车船使用牌照税。

　　11、外来投资企业在批准的建设期内，免缴土地使用费；利用企业现有场地办企业，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从开业年度起5年内免缴土地使用费；高新技术和产品出口的外来投资企业5年免缴土地使用费。

　　12、凡在本市举办的外来投资企业，可以按照出让、租赁、划拨等方式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以出让等有偿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可依法转让、出租或抵押。

　　13、外来投资企业（不含房地产开发项目）通过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凡一次性付清出让金者，按出让金优惠5%；对一次性支付出让金有困难的，可先付清出让金中的征地补偿费及各种税、费，其余部分可按合同约定分期付清。投资总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土地出让金可优惠55—65%。

　　14、利用外资进行技术改造的国有企业，中方以划拨土地使用权作价投入的，可申请按土地出让金的40%缴纳。企业确有困难的，可免收5年场地使用费。

　　15、外来投资者从事房地产开发或成片改造旧城区，房屋开发面积在10000平方米以上，市、县人民政府优先优惠提供土地使用权由其开发建设。开发单位在开发之前应先向市、县人民政府提供一批居民住宅，并按旧城区居民住房面积进行等量交换。新建住房面积大于原住房面积者，超面积部分由居住人按市场价格向开发单位购买。旧城区域内原有房屋及附属物，原则上限期由居民自行拆除。对于限期不拆者，市、县人民政府协助开发单位督促拆除，按照合同约定时间交付土地使用权。

　　16、外来投资者在开发区内从事房地产开发，房屋开发面积在10000平方米以上，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可减半缴纳，绿化费、水资源费等行政性收费给予优惠。

　　17、外来投资者投资建设各类专业市场，由当地政府统一规划。新市场建设用地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新菜地开发基金、人防工程费等给予优惠，征用土地补偿费和拆迁安置补助费按规定低限执行。在新市场开业一年内凡进入新市场的经营者，免交市场管理费和工商管理费。 　　18、境外法人或自然人在商筹建外商投资企业，可以申请开立临时外汇帐户。

　　19、对外来投资企业，从建成投产年度起，3年内按当年为本市创税收的下列比例奖励企业法人代表和有功人员：创税50—100万元，奖励2%；创税100—150万元，奖励3%；创税150万元以上，奖励5%。外商投资参股对我市老企业进行嫁接改造的，上缴税金比上年增长20—30%、30—50%、51%以上的，分别按增长部分的5%、6%、7%奖励外来投资者及企业有关人员，奖励资金由当地财政支付。

　　20、允许并支持小城镇开发商以土地置换方式先期取得开发用地使用权。在小城镇建设三层以上住宅，享受经济适用房的优惠政策，进行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企业免缴50%行政性收费，其增值税、消费税享受现行有关优惠政策。

　　21、企业向政府社会保障管理部门缴纳的养老保险、待业（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性质的保险费用（或基金），凡缴纳比例、标准经省级税务机关认可的，可在税前扣除。

　　22、开发小区、公园、学校、医院、道路、绿地的名称，经有关部门批准，可以用投资者企业名称或人员、地名进行命名，以提高投资者知名度，树立投资者形象。

　　23、根据我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引进调入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由用人单位按照实际情况，给予一定数额一次性安家补助费。到乡镇企事业单位工作，户口可落在县市区内，由用人单位安排住房。

　　24、引进人才的专业技术职务聘用，不受指标限制，随到随聘。对实际水平较高、贡献较大者，实行低职高聘或越级晋升。对引进的博士生和硕士生，给予一定的科研经费和优惠待遇。对市外辞职辞退的专业技术人员，根据工作实际表现和贡献，经组织、人事、劳动部门批准，可恢复原身份、原工资、原专业技术职务，工龄连续计算，凭录用证件办理有关手续。

　　25、为本市引进资金，给中介人一次性奖励，发给奖金或奖励证书（业务渠道除外）。

　　（1）凡属个人行为从市外引进无偿捐赠资金，按项目使用资金10—15%奖励（外币按资金到位当日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市场汇价折成人民币计奖，下同）。

　　（2）以个人行为从市外引进无息资金，使用时间1年以上，按项目使用资金0.4%奖励。

　　26、为我市引进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及补偿贸易等市外项目，给中介人一次性奖励，发给奖金和奖励证书。

　　（1）引进第一、二产业外商独资项目及市外投资企业独资项目，按项目使用资金2%奖励　　。（2）引进第一、二产业合资、合作和补偿贸易项目，按项目使用资金1%奖励。

　　27、为我市引进填补国内空白的先进技术及科技成果，用于生产获得经济效益，按年新增利润的2%奖励，并发奖励证书。

　　外地来商企业和来商技术人员取得科技成果的，享受我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的奖励。

　　28、对引进资金、项目和技术的中介人的奖励资金，由受益单位支付，无具体受益单位的，由收入税款的同级财政支付。

　　29、对外来投资企业审批、注册登记实行“一站式办公”，由市外经贸局(招商办)负责全程办理所有审批、登记手续，材料齐全的，5个工作日内办完所有手续。重点项目实行特事特办。

　　30、为来商投资者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优质的服务环境、有序的市场环境、安全的社会环境。行政审批机关一律公开审批内容、审批依据、审批条件、审批程序、审批时限、收费标准、审批责任人，实行服务承诺制。

　　31、对商丘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在其中工作的外籍人士的服务价格，实行国民待遇。外商投资企业的水、电、气、热供应，纳入各县市区供应计划，包括服务收费标准与内资企业同等对待；外商投资企业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上刊登公告、广告的费用，与内资企业实行同一收费标准；外籍人员、港澳台同胞和外资机构、企业在商丘购买或租用办公楼、商业楼、厂房和住宅等物业的管理费收费标准，均与境内业主相同；在商丘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出资者、从业或购置物业的外籍人员，在市内各医院、诊所就诊的收费标准，凭居住证等有效证件可享受境内居民同等待遇。前来商丘考察、投资的外商，在宾馆、酒店食宿与国内人员执行同一收费标准。 　　32、保护外来投资者合法权益。凡是到企业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持有市政府签发的《行政执法通知单》和法定执法证件。无检查通知单和执法证件者，企业有权拒绝并举报。外来投资企业发生纠纷，审判机关予以优先立案，对于经济确有困难，无力交纳诉讼费的，依法给予缓、减、免诉讼费。 　　33、对外来客商来商投资建设和工作，我市提供良好的生产经营和工作生活环境，保障权益，来去自由。对商丘发展贡献较大者，市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并授予荣誉市民等称号。

　　35、外商是指国外客商。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在市内投资参照外商投资政策执行。国内投资者是指国（境）内、市外企事业单位或个人。 　　36、本政策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原商丘行署和市政府原来颁发的政策及所辖县市区已制定的政策与本政策不一致的，以本政策为准。



商丘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2年3月6日



　　2012年12月13日，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证实，律政司已经向终审法院提交了书面陈述，建议终审法院在外佣居港权案的审理中，考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第158条的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解释，澄清1999年6月26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和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解释》（以下称“居港权解释”）中有关全国人大香港特区筹委会第四次会议于1996年8月10日通过的《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意见》（以下称“筹委会意见”）反映了《基本法》第24条第2款各项立法原意的表述，是否亦构成了“居港权解释”中对《基本法》的解释。


　　由于律政司的此番举措异乎寻常，“一石激起千层浪”，加之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律政司前司长梁爱诗2012年10月初评论香港特区法院的言论，以及终审法院前常任法官、现非常任法官包致金2012年10月底在其退休仪式上以“暴风雨来临”形容香港特区目前实施“一国两制”状况，使得香港本地政界、法律界的知名人士都对此事极为关注，终审法院再次被推到聚光灯下。其中，赞成者认为，此举能尝试彻底解决困扰香港特区多年的“双非”婴儿[1]与外佣的居港权问题，此举没有破坏香港特区法治或影响司法独立；反对者认为，此举可能有助于彻底解决“双非”婴儿与外佣的居港权问题，但这是政府向法院施压，严重破坏香港特区法治，冲击终审法院权威，损害高度自治，甚至更可能成为“中央政府透过释法干预香港内部事务的危险先例”；不表态者则认为，律政司没有向外界公开书面陈述的具体内容，故不便评论。[2]


　　律政司的提请释法建议将终审法院推入《基本法》第158条规定的宪政处境之中。在对外佣居港权案的审理中，终审法院必然要在此宪政处境之中对律政司的提请释法建议予以回应，但做出什么样的回应也必然颇费踯躅，因为这将无可避免地牵涉到规定居港权的《基本法》第24条、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居港权解释”、全国人大香港特区筹委会的“筹委会意见”，以及终审法院在对居港权系列案件的裁判中发展出的普通法。笔者拟先分析律政司建议终审法院提请释法问题的源流和终审法院是否提请释法问题的症结，再指出终审法院当前所处的两难宪政处境，最后探讨终审法院对律政司建议可能作出的司法回应。


　　一、律政司建议终审法院提请释法问题的源流


　　对于哪些人能够成为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基本法》第24条第2款作了如下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为：（一）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二）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的中国公民；（三）第（一）、（二）两项所列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国籍子女；（四）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持有效旅行证件进入香港、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并以香港为永久居住地的非中国籍的人；（五）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第（四）项所列居民在香港所生的未满二十一周岁的子女；（六）第（一）至（五）项所列居民以外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只在香港有居留权的人。”《基本法》第24条第3款规定：“以上居民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居留权和有资格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取得载明其居留权的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可见，成为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是在香港特区行使居留权的前提条件，即要在香港特区行使居留权，必须是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双非”婴儿与外佣的居港权问题，本质上是他们是否属于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的问题。


　　由于《基本法》第24条第2款规定得比较原则，为了稳定社会和人心，以利于平稳过渡，全国人大香港特区筹委会第四次会议于1996年8月10日通过了“筹委会意见”，以备香港特区制定实施细则时参照。“筹委会意见”随后写入全国人大香港特区筹委会主任委员钱其琛1997年3月10日向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所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工作报告》，该工作报告于1997年3月14日获得批准。


　　《基本法》自1997年7月1日施行以后，终审法院裁判了多宗居港权案件。最早是1999年1月29日裁判的“陈锦雅及其他人诉入境事务处处长”案（以下称“陈锦雅案”）。该案涉及《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3项的规定和《入境条例》新附表一第2条（c）项关于“（a）或（b）项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国籍子女，而在该子女出生时，其父亲或母亲已享有香港居留权”的规定，其争议焦点是《入境条例》新附表一第2条（c）项中“而在该子女出生时，其父亲或母亲已享有香港居留权”的字句是否抵触《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3项。终审法院判决该等字句抵触《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3项，因而是违宪的、无效的。[3]


　　全国人大常委会1999年6月26日在“居港权解释”中，针对终审法院对陈锦雅案的判决，对《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3项作出解释：“其中第（三）项关于‘第（一）、（二）两项所列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国籍子女’的规定，是指无论本人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出生，在其出生时，其父母双方或一方须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获第（二）项规定条件的人。”实际上，全国人大常委会之所以如此解释，来源于“筹委会意见”第4条的规定：“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的在香港以外出生的中国籍子女，在本人出生时，其父母双方或一方须是根据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或第（二）项已经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香港特区临时立法会制定《入境条例》新附表一第2条（c）项的依据亦是“筹委会意见”第4条。不过，在终审法院，甚至在高等法院上诉法庭、原讼法庭对陈锦雅案的判决中，丝毫没有显示该案的申请人、大律师或者法官留意到“筹委会意见”的存在及其对该案的判决可能具有的影响。或许正是因为“筹委会意见”有意地或无意地遭受冷遇，才导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对《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3项作出解释之后，紧接着特别阐明：“本解释所阐明的立法原意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其他各项的立法原意，已体现在1996年8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意见》中。”（该意见以下称“居港权解释中的特别陈述”）。


　　由于“筹委会意见”与《基本法》第24条第2款各项具有相关性，更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居港权解释”中的“居港权解释中的特别陈述”部分提及并赞同“筹委会意见”，故包括终审法院在内的香港特区法院，其后在对居港权案件的裁判中便不可回避“筹委会意见”在香港特区的法律效力问题，最为典型的便是终审法院于2001年7月20日裁判的“庄丰源诉入境事务处处长”案（以下称“庄丰源案”）。该案涉及《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1项的规定和《入境条例》新附表一第2条（a）项关于“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而在其出生时或其后任何时间，其父亲或母亲已在香港定居或已享有香港居留权”的规定，其争议焦点是《入境条例》新附表一第2条（a）项中“而在其出生时或其后任何时间，其父亲或母亲已在香港定居或已享有香港居留权”的字句是否抵触《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1项。“筹委会意见”第1条与该案争议直接相关。该条规定：“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合法定居在香港期间所生的子女，不包括非法入境、逾期居留或在香港临时居留的人在香港期间所生的子女。”显而易见，该条规定不但与《入境条例》新附表一第2条（a）项大体一致，而且更为明确地排除了“在香港临时居留的人在香港期间所生的子女”。庄丰源就明显属于这种情况。


　　在终审法院对庄丰源案的审理过程中，入境事务处处长（经大律师）退而承认，全国人大常委会从未就《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1项作出过解释，“居港权解释中的特别陈述”不构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1项的解释。[4]终审法院以入境事务处处长（经大律师）的退步承认为基础，在不认可“居港权解释中的特别陈述”构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1项解释的情况下，依据普通法的法律解释原则解释了《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1项，判决《入境条例》新附表一第2条（a）项中“而在其出生时或其后任何时间，其父亲或母亲已在香港定居或已享有香港居留权”的字句抵触《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1项，因而是违宪的、无效的。[5]2002年，香港特区立法会根据终审法院对庄丰源案的判决，修改了《入境条例》新附表一第2条（a）项，使之与终审法院的判决一致。[6]


　　庄丰源案终审判决后的十多年来，内地“双非”孕妇争相赴港产子。自2001年至2011年，获得居港权的“双非”婴儿的数量已超过17万人，这对香港特区的社会管制、医疗以及未来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政策造成了严重影响。[7]香港特区现任行政长官梁振英2012年3月甫一当选，即宣布包括私人医院在内的香港特区所有医疗机构2013年落实“双非”婴儿零配额，以遏制内地“双非”孕妇涌港产子。律政司司长袁国强2012年7月上任后的第一要务就是力图在法律层面彻底解决“双非”婴儿问题，并就应对举措的方向性问题向英国一位非常资深的御用大律师咨询意见。[8]


　　2011年8月，香港特区又出现了外佣居港权案。如果政府在终审判决中最终败诉，那么现在香港特区工作的外佣及其家属共计40万人，可能一夜之间成为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这又将严重冲击香港特区的福利、劳工、教育、医疗、公务和人口政策。[9]该案涉及《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4项的规定和《入境条例》第2条第4（a）（vi）项“就本条例而言，任何人在下述期间内不得被视为通常居于香港……（vi）受雇为外来家庭佣工（指来自香港以外地方者）而留在香港”的规定。其争议焦点是《入境条例》第2条第4（a）（vi）项的规定是否抵触《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4项关于“通常居住”的规定。“筹委会意见”第2条第5项与该案争议直接相关。它规定：“下述情况不被视为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二）项和第（四）项规定的在香港‘通常居住’……（5）根据政府的专项政策获准留在香港。”显而易见，现在香港特区工作的外佣就是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的专项政策而被获准留在香港的。


　　对该案的裁判中，高等法院原讼法庭于2011年9月30日判决《入境条例》第2条第4（a）（vi）项的规定抵触《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4项；[10]高等法院上诉法庭2012年3月28日推翻了原讼法庭的判决，判决《入境条例》第2条第4（a）（vi）项的规定不抵触《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4项。[11]由于存在终审法院对庄丰源案的判决，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和上诉法庭都未对“筹委会意见”的法律效力作出裁判。终审法院随后受理了该案的再次上诉。鉴于“筹委会意见”与《基本法》第24条第2款各项、受争议的《入境条例》的相关条款存在直接关联，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在“居港权解释中的特别陈述”部分提及并赞同“筹委会意见”，着眼于在法律层面彻底解决“双非”婴儿和外佣的居港权问题，律政司便在终审法院开庭审理该案前，采取了本文开篇述及的向终审法院提出释法建议的举措。


　　二、终审法院是否提请释法问题的症结


　　对于终审法院而言，是否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之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笔者认为，其在于“筹委会意见”对香港特区法院是否具有拘束力。如果“筹委会意见”对香港特区法院具有拘束力，那么包括终审法院在内的香港特区各级法院必须遵从，庄丰源案和外佣案的争议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甚至可以说，庄丰源案和外佣案的问题自始就不会出现；如果“筹委会意见”根本不可能对香港特区法院具有拘束力，那么律政司亦不会建议终审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律政司此举的根本意图，即在于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明确确认“筹委会意见”在香港特区法律体系中具有法律效力，对香港特区法院具有拘束力。从香港特区法院历来对居港权案件的判决来看，阻却“筹委会意见”对香港特区法院产生拘束力的障碍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障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居港权解释中的特别陈述”不被视为对《基本法》的解释。《基本法》第158条第1款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对《基本法》的解释权。终审法院亦承认：“《基本法》第158条第1款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解释权是以普遍的、无任何条件的语言表达的。”[12]从理论上讲，如果“居港权解释中的特别陈述”是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个单独的解释而颁布的，那么“居港权解释中的特别陈述”的法律效力及其对香港特区法院的拘束力便不太可能招致争议。然而，问题在于“居港权解释中的特别陈述”存在于“居港权解释”之中。


　　在庄丰源案的裁判中，高等法院原讼法庭认为，《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区法院可以适用香港原有法律，这就是允许其适用普通法的法律解释原则。中国内地法律解释原则对香港特区产生拘束效力的唯一途径是启用《基本法》第158条规定的解释机制，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基本法》第158条行使权力，适用内地的法律解释原则对《基本法》作出解释，那么该解释就对香港特区法院具有拘束力。然而，全国人大常委会从未依据第158条解释过《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1项，“居港权解释”是依据第158条对《基本法》第22条第2款和第24条第2款第3项的解释，“居港权解释中的特别陈述”是“居港权解释”的附着物（addendum），故“居港权解释”在该案中对香港特区法院没有拘束力。[13]原讼法庭还认为，全国人大香港特区筹委会无权解释《基本法》。尽管“筹委会意见”写入了全国人大香港特区筹委会的工作报告，并且该工作报告得到了全国人大的批准，但就工作报告与批准决定而言，无论是单独，还是累积，均不能构成对《基本法》的解释。[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