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征免地方所得税的若干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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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四川省中医条例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1997年2月21日四川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继承和发扬中医药学，发挥我省中医药资源优势，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卫生服务需求，保护人民健康，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中医，系指中医、中西医结合和民族医。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中医医疗、预防、保健、康复、教学、科研、外事等活动。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实行中西医并重的方针和保护、扶持、发展中医的政策，坚持中医西医地位上平等、事业发展上并重的原则。
积极扶持和发展民族医药。
第五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的中医行政管理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指定的主管中医工作的部门（以下统称中医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地区的中医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的卫生、计划、财政、人事、外事、教育、科技、医药、公安和工商等部门应按照职责分工，共同保障中医事业的发展。

第二章 行政管理
第六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中医工作的领导，把中医事业的发展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及区域卫生发展规划。
第七条 各级中医行政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是：
（一）制定本地区中医发展规划和实施计划；
（二）贯彻执行中医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三）管理中医事业及中医医疗、预防、保健、康复、教学、科研等工作；
（四）按照《四川省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负责所辖区域内中医医疗机构的设置规划、审批和监督管理；
（五）组织实施国家和省制定的中医机构建设、技术标准；
（六）负责中医事业经费的管理；
（七）组织中医行业专业人员的培训、考试、考核和职称评审工作；
（八）负责中医医疗广告的审查，出具《中医医疗广告证明》；
（九）管理中医对外交流与合作工作；
（十）指导中医行业的行风建设和职业道德教育。
第八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完善中医执法监督体制，强化中医行政执法职能。中医、卫生、医药、公安、工商等部门应按有关规定加强对非法办医的查处工作。

第三章 医疗保健
第九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按照区域卫生发展规划，建立健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城乡中西医医疗保健体系。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农村中医工作，巩固农村中医医疗机构网络，建立城镇中医机构对农村中医医疗工作的扶持和指导制度，积极向农村推广简便适用价廉有效的新技术、新疗法。
第十一条 中医医疗机构实行分级管理用评审制度，其业务用房、医用设备、业务技术人员配备须达到国家和省规定标准。
中医医疗机构不得使用伪劣药品。
第十二条 申请开办中医医疗机构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在医疗机构中从事中医药技术服务的人员，必须具备《四川省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所规定的相应条件和资格，并按规定的程序申请审批、登记。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医疗保险机构在确定公费医疗、劳保医疗、社会医疗保险服务的定点医院时，应同等对待中西医医疗机构。
第十四条 中医医疗事故，由各级中医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组织鉴定，并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处理。
中医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成员，由同级人民政府聘任。
第十五条 中医医疗机构应加强特色专科建设，综合医院应办好中医科或中西医结合科，以适应人民群众防病治病的需求。
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均应遵守中医医疗机构的有关规定，维护正常的医疗秩序。

第四章 科学研究
第十七条 中医药科研机构和医疗机构应依靠科学技术发展中医事业，提高中医药学术水平和中医药防病治病能力。
第十八条 中医行政管理部门应坚持医疗、教学、科研相结合的原则，逐步形成各具特色、分布合理的中医药科研结构。中医药研究机构的基本设施、仪器设备、技术队伍等应达到国家规定的建设标准。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把中医药科技工作纳入地方科技规划，加强中医药成果管理、开发、推广、应用和转化，培育、发展中医药科学技术市场。
第二十条 各级中医行政管理部门应加速中医资源开发，挖掘、整理、保护有价值的中医药文献，发掘、提高有独特疗效的诊疗技术，加强中医药科技情报和信息工作。

鼓励捐献有价值的中医药文献及单方、验方。
保护中医药知识产权和中医药科技人员的合法权益。

第五章 人才培养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发展中医药教育事业，加强中医药人才的培养，提高中医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
第二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应发展规模适宜、结构合理的中医药高、中等教育，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以适应社会需求。建立和完善毕业后医学继续教育制度。
加快学术技术带头人和中青年技术骨干的选拔和培养，加强农村中医药技术队伍建设。
尊重和保护名老中医药专家，做好其学术思想、临床经验的总结和继承工作。省中医行政管理部门应鼓励名老中医药专家带徒授业的办法。
第二十三条 鼓励西医及其他相关学科人员学习、研究和应用中医药；鼓励中医药人员学习、应用西医药学及相关的现代科学技术。
鼓励不具备相应学历的在职中医药人员参加学历教育。
第二十四条 省中医行政管理部门应建立中医办学资格认可及评估制度，保障中医教育的正常秩序。凡申请开办中医学历和非学历教育的，必须经市、地、州以上中医行政管理部门审查同意，并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报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办。

第六章 对外交流与合作
第二十五条 各级中医行政管理部门应按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根据地方特色和优势积极开展中医对外交流与合作，建立双边多边合作关系，促进学术、人才和技术交流。
第二十六条 凡开办中外合作医疗机构，应按照《四川省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经省中医管理行政部门审查，报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按有关程序办理手续。
第二十七条 举办涉外中医短期培训班和进修班的单位，必须具备规定的办学条件，并经省中医行政管理部门审查，报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后方可接受外国留学生和研修生。
第二十八条 凡开展涉外中医药学术交流、医疗服务、技术合作、科技成果转让、科研课题合作研究等活动，属省级各部门的，须先报省中医行政管理部门审查并报外事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属各地、市、州的，须先报当地中医行政管理部门审查，由当地外事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同时报
省中医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

第七章 投入与扶持
第二十九条 中医事业是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各级人民政府应扶持中医事业，实行与其他卫生事业同样的投入和优惠政策，并随经济的发展逐年增加对中医事业的投入，增加幅度不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
第三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设立专项资金对中医基本医疗、教学、科研、生产的重点建设项目进行扶持，并逐步增加投入。
第三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按省人民政府的规定拨付中医医疗机构中集体所有制人员工资的补助部分。
第三十二条 鼓励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集体经济组织和公民个人以多种形式支持、资助中医事业的发展。积极利用国外优惠贷款，接受境外友好团体、人士提供资助，发展中医事业。
第三十三条 建立合理的医疗收费制度和管理制度，收费项目及标准由省中医行政管理部门会同省财政、物价部门制定。

第八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四条 在发展中医事业中，有下列贡献之一的，给予奖励：
（一）贯彻执行中医法律法规和政策，对促进中医事业发展重大贡献的；
（二）在中医医疗、教育、科研、行政管理、促进中西医结合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
（三）献出或发掘、整理有价值的中医药学术文物或有特效的处方、诊疗技术的；
（四）名老中医药专家带徒授业取得突出成绩的；
（五）资助中医事业发展有突出贡献的；
（六）在发展中医事业的其他方面有突出贡献的。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当事人所在单位或其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利用职权侵犯他人从事中医工作的合法权益的；
（二）扣发、挪用中医事业经费或中医专款的；
（三）侵犯中医机构的合法权益，或擅自改变其性质的；
（四）损害或破坏中医药文物，泄露中医药科学技术秘密的；
（五）限制公民自愿选择中医诊疗行为的。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中医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擅自行医的，或开展医疗活动的范围超出登记范围的，由中医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立即停业，并按《四川省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七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办学的，由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会同中医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八条 未经批准，擅自发布中医医疗广告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及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批准发布虚假中医医疗广告的，由当事人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行政监察部门予以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妨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本条例中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依照有规定予以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对根据本条例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的，当事人可依照《行政复议条例》申请行政复议或依法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或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中所涉及的中药，不包括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中药。
第四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可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省中医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2月21日
未 成 年 人 之 死 的 法 律 思 考

广东法强律师事务所：丘国中


这是一起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而又令笔者始终不能析疑的普通民事案件。鉴于本案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特成文如下，与同行商榷。
一 、案 情 简 介
原告之一的王某于某天早晨9时左右带5岁的儿子去村医疗站接种疫苗。因医疗站等着接种疫苗的人很多，王某即将儿子放在医疗站门口，自行进了医疗让先去交费。交完费后出来找不到儿子，即四处寻找，后在医疗站的西墙边（被告刘某在此处利用农闲用手工制作水泥窗框出售，并将已做好的水泥窗框斜靠在该墙堆放，该空地为被告享有使用权的土地）发现儿子被窗框砸住，即一边呼救，一边用手将窗框扶起，同时另一只手将儿子拖出后冲回医疗站求救。在医疗站门口由两位医生进行了检查并注射了强心针。此后不久死亡。现场的人将死者尸体抬回原告家里。原告在当天下午在没有报警的情况下自行将尸体收殓下葬。此后两月有余，原告在他人的指点下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死者父母）死亡赔偿金35260.45元，丧葬费4千元；精神损失费1万元，共计49260.45元。法庭审理后认为原告因监护不力应承担主要责任，被告因没有设置警示标志而有过错应承担次要责任，并据此判决被告承担死亡赔偿金，丧葬费7852.09元及精神损失费1千元。原被告服从判决，均未上诉。
二、 法 律 思 考
笔者在接受被告的委托后，已预知到上述判决，实际上这样的处理方式在本市处理相同或类似案件中已成为通例。这样的判决在表面上似乎是非常公正的，而笔者却认为本案中包含着许多更深刻的法律问题值得思考。
（一）、关 于 侵 权 的 认 定
这是一起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在法律上应属于侵权之诉。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侵权行为包括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大不相同。一般侵权行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而特殊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或“推定过错责任原则”。因本案中所涉及的侵权行为不属于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九种特殊侵权行为中的任何一种，因此本案属于一般侵权案件。众所周知，一般侵权行为包括四个必不可缺的构成要件：即损害行为，损害结果，行为与结果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及当事人的主观过错。那么，本案中的被告是否实施了损害行为呢？笔者认为没有。损害行为，在法律上不外乎表现为两种形式。即作为和不作为。所谓作为，是指行为人用积极的行动去实施侵害他人人身、财产的行为。本案中被告在事发时并不在现场，因此根本谈不上对受害人实施任何的积极行为。换句话来说，本案的被告不可能构成作为的侵权。那么，被告是否构成了不作为的侵权呢？所谓不作为，系指行为人消极地不去实施自己所应当实施的行为。“应当实施的行为”在法律上即是“义务”。也就是说，只有当行为人负有某种义务而不履行该特定义务并造成损害后果，才构成不作为侵权。可见，判断行为人是否负有“特定义务”是认定不作为侵权的关键所在。从义务的产生方式来看，产生义务的方式不外乎以下三种情形：一是法定义务，即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或因行为人的法定职责而产生的义务。如监护人负有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安全的义务；医生的救死扶伤的义务等。该种义务的产生必须于现行的法律的直接规定为前提。二是约定义务，即双方当事人通过合同的形式建立起来的特定义务，也即是民法中的“合同之债”。如保管人因保管合同而产生的保管义务，承运人因运输合同而产生的将托运人的财产或人身安全送达目的地的义务等。该种义务的产生以双方之间的有效合同为前提。三是先行为义务，即行为人在先的某种针对特定相对人的积极行为导致相对人处于某种实质上的危险状态时产生的解除该危险状态的义务。如A将不熟水性的B带到深水中游泳而致危险进负有积极援救的义务。本案中，法庭认定被告承担次要责任的理由是被告没有在堆放窗框的地方设置警示标志。言外之意即被告负有设置警示标志的义务。那么，该义务是什么义务呢。如果说它是“法定义务”，本人遍查建国以来的我国立法及有关的司法解释，也没有发现相关的规定，而如前所述，法定义务必须以现行生效法律的存在为前提。因原告与被告之间从未订立任何形式的托管合同，故该义务更不可能是“约定义务”。那么，该义务能否构成“先行为义务”呢？笔者认为也不构成。首先，被告的在先实施的行为是堆放窗框，这一行为不是直接针对死者实施的，而是被告谋生的手段。其次，被告堆放窗框的行为本身也不具有实质性的危险，导致死者处于危险状态的是死者自己的行为（攀援窗框）。第三，从“警示标志义务”产生的一般法理学角度而言，只有行为人提供某种具有危险性的作业时才会产生设置“警示标志的义务”。如行为人进行带电作业、机械化作业等。而本案被告是在农闲时用手工制作水泥窗框，其行为本身并没有任何的危险可言。第四，该空地是被告方的私人地方，未经许可而擅入本身就是非法。综上，笔者认为，被告的行为并非侵权，依法不应民事赔偿承担责任。
（二） 、关 于 监 护 制 度
本案中两原告监护不力的情形一目了然，因此法庭以两原告监护不力为由判决原告方承担主要责任并无不当。笔者注意到，几乎所有同类型的案件无一例外的都以监护人监护不力为由判令监护人承担责任，只是承担责任的轻重不同而已。也就是说只要是未成年人因意外受到伤害，监护人就难逃其责。这样的做法是否合法、合理的问题，也即在法律上如何认定监护不力及如何完善我国的民事监护制度问题便是笔者在本案中思考的第二个问题。众所周知，无民事行为能为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父母是其第一顺序的监护人，依法享有监护权，同时必须履行法定的监护职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招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0条的规定，监护人的职责包括：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管理被监护人的财产；代理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在被监护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人发生争议时，代理其进行诉讼。可见，监护人的职责是广泛而明确的。但是，如何认定监护人是否履行了监护职责，在法律上却是一片空白，也导致在司法实践中监护人的责任被不适当的扩大。而这一方面才是监护制度的关键所在。监护制度是针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为了保护其人身或财产安全而产生的一种法律制度。但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本身也是一个活生生的具有法律人格的社会个体，他们也有权利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法律只是禁止或限制其从事民事法律行为），也要进行学习和锻炼。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可能任何时候均在监护人的管理和控制之下。另一方面，监护人也要参与各项活动，在客观上也不可能时刻地实施对被监护人的直接监管。而如前所述，在司法实践中，只要是未成年人发生意外伤害，几乎无一例外地会认定监护人监护不力。这种现象对监护人而言是非常的不公平的。因为被监护人因实际需要而脱离监护人监管或监护人有充分的理由须暂时不能直接履行监护职责时，监护人客观上已不可能对被监护人直接实施监管，再认定监护人监护不力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我国的监护法律制度进行完善。这除了进一步明确监护人的职责之外，还必须制定监护不力的认定制度、监护人监护职责的临时转移制度以及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的法律责任等。监护责任的监时转移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已有所体现。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0条的规定：“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受至伤害或给他人造成损害时，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预赔偿”，实质上就是监护责任的临时转移的一个具体体现。但该规定仅是司法解释，不仅效力层次低，而且适用范围特定，因此应立法完善。关于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的法律责任虽有规定，但多是有关被监护人因被监护人造成他人损害时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规定。对于监护人本身不履行监护职责而对被监护人的法律责任问题则基本上是空白。而且根据我国法律，被监护人在自己权益受到侵害时应由监护人代为行使诉权。因此，一旦出现监护人侵害被监护人利益的情形，被监护人在法律上便连最基本的诉权也无法行使。这些情形显然违背了立法者设立监护法律制度的初衷。所以，在法律上有必要明确规定监护人监护不力造成被监护人损害的法律责任，而且应设立类似公诉机关的机构，以法律授权的方式确定其在发现监护人监护不力时能代表被监护人依照法律程序对监护人追究法律责任。至于如何认定监护人监护不力的问题，笔者认为，目前可以考虑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有关父母对未成年人的责任的规定为基础，来把握监护人是否监护不力的认定。这有利于在法律上公平监护人和侵害人的责任。
(三)、 关 于 证 据 制 度
在本案中，由于原告方法律意识不强，在其儿子被砸死后认为只能是自认倒霉，因此在发生意外后没有采取任何固定证据的措施。此后几个月后才在他人的指点下向法院要求追究被告的法律责任，从而使自己在庭审中举证造成极在的不便。笔者通过调查，也确信该死者是被窗框砸伤的，但作为被告方代理律师，笔者却以现该案在证据上存在许多缺陷。首先，原告方应当证明死者是被被告方的窗框砸伤这一事实。但原告方除了提供自己的陈述外，只提供了另外一人的证词，并且该两个证据之间有明显的冲突。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盖因现场目击证人均不肯作证。其次，退一步而言，即使原告能证实受害人被砸的事实，但原告方也没有证据证明被砸与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如前所述，本案中原告发现儿子被砸后，即跑过去一手将窗框扶起一手将儿子抱回医疗站求救。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导致死亡的原因起码存在三种可能：一是死亡确实是因被砸所致；二是医生在救治过程中不适当用药致死；三是死者因自身疾病或其它原因导致的死亡。法庭在没有权威的鉴定为依据的情况下简单地推断为机械性室息死亡，缺少有力的证据支持。因为法庭认定死者是机械性窒息死亡的事实与已查明的事实之间经不起科学的推理。根据现场参与抢救的两位医生和现场围观的群众的证实，死者当时全身软绵绵的，脸色苍白，全身没有任何的外伤或擦痕及出血点。笔者就此走访了本市的在关医学专家，并查阅了有关医学文献，了解到机械性窒息死亡的外表征象一般表现为：“颜面青紫肿胀，皮肤和结合膜下有出血点，尸斑出现早，呈暗红色”。而本案中尸体上均无上述现象，可见认定窒息死亡与常理不符，难于成立。当然，笔者对有关证据进行分析，目的不在于论证本案的对与错，而在于结合本案所反映的现象对我国现行法定证据制度提一些疏浅的看法。本案中，无论是审判法官，还是笔者，都相信小孩被被告窗框所砸是事实。因为目击小孩被砸的有许多人，问题在于他们都拒绝作证或推说不知情。在发生这种情形时，法律却不能有所作为。因为我国法律只原则性地规定证人有作证的义务。但却没有规定拒绝作证的法律责任。虽然规定了作假证的法律责任，但这一法律责任太轻，导致作假证的成本太低而使一些人在法庭上随意作假证（根据我国法律只有在刑事诉讼中作假证才构成犯罪，而在民事诉讼中作假证最多也只是司法拘留，而在司法实践中因在民事诉讼中因作假证而被惩罚的便更少）。这就便公民的作证义务形同虚设。此外，在越来越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的今天，当事人和律师的取证的权利却受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限制，难于行使。因此笔者认为，应在法律上放宽对当事人和律师取证的限制。

作者简介：丘国中，男，1974年生，广东嘉应学院财经系教师，广东法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地址：广东省，梅州市，广东嘉应学院财经系，邮码：514031，E-mail:gzqiu@mail.china.com
电话：013902780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