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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广东省河道堤防管理条例（第三次修正）

（1984年6月16日广东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批准　根据1988年10月16日广东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修改〈广东省河道堤防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1996年12月3日广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关于修改〈广东省河道堤防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2012年1月9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广东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等七项法规中有关行政强制条款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第一条　为加强河道和堤防工程管理，维护工程完整，确保安全渡汛，保障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的水利部门，是本省各地河道堤防管理的主管部门，负责本条例的组织实施和监督执行；会同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地区江河流域的规划和水利资源开发利用；负责堤防工程的管理维护，并在各级防汛指挥部统一领导下做好防洪调度工作。
第三条　为加强河道堤防管理工作，各地应根据需要建立健全河道堤防管理机构，归各级水利部门领导。
市区、城镇河段的河道堤防管理机构，由当地城建部门与水利部门共同组建和领导，按江河流域规划的要求及市区、城镇总体规划的安排，负责市区、城镇范围内的河道堤防管理和防洪工作。
第四条　凡与河道堤防管理工作有关的部门，必须在当地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密切配合，共同做好河道堤防的管理工作。
各级河道堤防主管部门要本着专业管理和群众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充分依靠群众，切实管理好河道和堤防。
第五条　水利、电力部门在河道建设水利、水电工程时，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充分考虑交通、航运、放排、自然生态和资源保护等方面的实际需要，并应征得有关部门的同意。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需要在河道、滩地、堤防或护堤地上作业，事前必须报经当地河道堤防主管部门同意，并服从指挥。在河道、滩地内开采砂石土料，应由当地河道堤防主管部门统一规划、管理，与河道整治相结合。
第七条　凡在河道、滩地上修建工程设施的，不得影响河道行洪、排涝及上下游左右岸河道堤防安全，不得引起河势的不良变化，不得妨碍河道水文观测，不得危及水陆交通安全。
在河道、滩地上修建工程设施，必须提出设计方案报经当地河道堤防主管部门和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按下列分级管理权限呈报审批：
一、工程设施涉及或影响的范围在本行政区域内的，由所在行政区域的河道堤防主管部门审批；
二、工程设施涉及或影响的范围跨行政区域的，由其上一级河道堤防主管部门审批；
三、在本省境内的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及珠江三角洲主干河道、滩地上进行建设，由建设单位提出规划设计方案，报省水利部门审批；在珠江三角洲各出海口门进行滩涂开发，由开发利用单位提出规划设计方案，报省水利部门转报水利部流域管理机构审批。
未经批准，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填堵河道，或在河道、滩地上抛石筑坝和围垦；不得在堤防或护堤地上修建各类建筑物或其他工程设施。
经批准在河道管理范围内的工程建设项目和其他设施，建设单位或个人应当向河道堤防主管部门缴纳河道管理范围占用费。收费标准和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八条　西江、北江、东江、韩江的主要干堤，堤身只准铺种草皮，不准种树。其他江海堤防种植护堤作物，必须严格按照省的有关规定，由河道堤防管理部门统一规划、管理，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擅自垦堤种植。
第九条　区级以上水利部门及其他专业部门对其管理的堤防工程，应根据当地水情，规定警戒水位和安全水位（西江、北江、东江、韩江等主要江河干堤的警戒水位和安全水位，应报省河道堤防主管部门审定），建立健全防洪组织和防汛工作制度，落实防洪抢险队伍和任务，按规定储存和更新防汛物资，做好汛期的防洪工作。
江海堤防涵闸和拦河闸坝工程的闸门启闭操作，必须由管理单位指定专人按操作规程执行，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操作或越权指挥。
第十条　堤防两侧应留有护堤地。凡过去已征用、划定的护堤地，均归国家所有，由河道堤防主管部门管理。
新建堤防和尚未划定护堤地的堤段，当地市（地）、县人民政府应按下列规定划定护堤地：
一、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干流的堤防和捍卫重要城镇或五万亩以上农田的其他江海堤防，均从内、外坡堤脚算起每侧三十米至五十米；
二、捍卫一万至五万亩农田的堤防，从内、外坡堤脚算起每侧二十米至三十米；
三、捍卫一万亩以下农田的堤防，由县（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需要划定。
未达设计标准的堤防和险段，其护堤地应适当加宽。
第十一条　凡利用堤顶作公路的，必须经当地河道堤防主管部门同意。所用堤段的路面铺筑和养护、维修，以及因提高防洪标准，需要重新铺筑路面时所需的物资器材，均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或使用单位负责。修建跨越堤顶的道路，必须另行填筑坡道，不得挖低堤顶，留下路缺。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确因生产或建设需要破堤修建涵闸、泵站、交通旱闸、埋设管道或兴建其他工程设施，应提出工程设计方案，经当地河道堤防主管部门同意，并报上一级河道堤防主管部门批准后，才能动工。报建单位应按批准的工程设计方案施工，按期完工，并报请验收。如不符合安全要求的，原建单位必须负责加固、改建或堵闭，废弃的应拆除并回填夯实。
第十三条　为保证河道两岸堤防安全，凡在本省内河行驶的高速双体船及其他大马力浪损堤围的船只，应当在通过危险堤段时减速行驶。
河道堤防主管部门应会同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堤防及其滩岸的具体情况，在必须限制航速的河段设立限制航速标志。
第十四条　凡受江海堤围直接捍卫的农田（包括农民的自留地）和农工商企业，每年应向河道堤防管理部门交纳堤围防护费。收费标准和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规定。
第十五条　对模范执行和维护本条例有显著成绩，或在同违法行为作斗争中有重要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或河道堤防主管部门给予表扬和奖励。
第十六条　凡违反本条例，妨碍河道堤防管理者，应根据不同情况，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擅自在河道、滩地、堤防或护堤地上修建工程设施，以及围垦和违反规定进行种植者，按“谁设障，谁清障”的原则，限期由原建单位或其所有者拆除清理。
二、在河道、滩地上倾倒矿渣、炉碴、煤灰、泥土、砖石、瓦砾、陶瓷碎片、垃圾的，限期由原倾倒单位或个人清除。
三、在河道、滩地上乱挖及乱堆土、砂、石料、煤炭等杂物，或在堤身及护堤地内取土、扒口、挖洞、埋葬、铲草皮、开沟，或在堤上行驶铁轮、木轮和重型车辆，以及擅自挖低堤顶通车等，造成堤防及河道护岸工程损毁的，应由造成损毁的单位或个人负责修复，并赔偿由此而造成的损失。
四、船舶在限制航速的河段超速行驶，应对船舶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予以罚款或行政处分；造成河道两岸堤防及护岸工程损毁者，还应根据其损毁程度和应负的责任，令其部分或全部赔偿修复工程的费用和所造成的损失。
五、擅自启闭防洪防潮堤上涵闸的闸门，挪用、盗窃防汛抢险物资器材，损毁防汛站仓、通讯、照明、观测设备和各种测量标志等防汛管理设施的，应根据损失程度，令其赔偿外，还应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罚款，行政处分，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上述各项，除责令当事人负责拆除、清理、修复（或负责该项费用）和赔偿损失外，可以根据情节轻重，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七条　各级河道堤防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必须模范执行本条例。凡违反本条例，玩忽职守，营私舞弊，虚报情况，伪造资料，违章运行，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应给予管理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行政处分或经济处罚；触犯刑法构成犯罪者，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对拒不执行本条例，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河道堤防管理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或破坏河道堤防工程设施的，或不服从防洪调度命令造成重大事故的，由公安、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九条　对违反本条例的当事人须作出责令拆除、清理、修复及赔偿、罚款等处罚的，由当地县级以上河道堤防主管部门决定。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条　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行政机关支付的经济赔偿或罚款，应从单位的利润留成、企业基金、经费包干结余等资金中支付，不得摊入生产成本或基本建设投资，不得列入营业外支出，不得因经济赔偿或被罚款而减少上交利润和应纳税金。对个人的罚款，由个人负担。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被处以罚款的当事人，应在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收受罚款的银行应定期将罚款上缴国库。具体收缴办法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制定。
第二十二条　对负有直接责任的单位负责人和当事人，应给予行政处分的，由所在地河道堤防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按干部、职工的管理权限，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过去省颁发的有关条例、规定，凡与本条例相抵触的，一律以本条例为准。省有关部门应对以前颁发的管理规定加以清理，并报请原发布机关宣布废止或加以修订。
法官选总统？ ——从美国大选看法治的力量

　 张千帆

　 在历时36天的争议和悬念之后，备受注目的美国总统大选终于确定了获胜者。当联邦最高法院宣布争议结束时，一切又恢复了往常的秩序。和以往的“战胜者”一样，副总统戈尔体面地宣布退出，与他的竞选“敌手”布什州长和解，并号召自己的选民转而支持即将继任的合众国总统———尽管戈尔本人不服法院的判决。正如戈尔所言，这是一场十分“特殊”的选举，因为和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总统选举不同，这次选举的结果可以说不是由选民决定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官最后决定的。这倒并不是因为法官们有意要代替选民去作出这一重大政治选择———现代民主原则显然禁止他们这么做，而是因为双方选票比分在决定性的佛罗里达州相差无几（约万分之一），属于任何选举的正常“误差范围”之内；选举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不规则”现象———即对法律要求的偏离，例如负责组织选举的官员以某种方式偏袒其中一方，或过时的选票打孔机不能明确体现出“选民的意愿”（或自动计票器不能识别这种意愿）等等，都有可能导致人为的选择错误。如果是后面这种技术性问题，那么解决争议的最直截了当的方法，显然是对佛州选民的全部600多万张选票进行人工统计，但时间已经不允许这么做。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要求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司法解释问题，因为其他人都可能因与竞选结果的种种利害关系（例如富人一般都希望共和党人做总统）而偏袒一方，惟有法官可以被信按照法律（而不是人情或自身利益等和法律无关的因素）作出一个中立的决定。因此，竞选双方在相持不下时，把最终的决定权交给法官，且不论结果如何都坦然接受法院的仲裁。是法治使得利益对立的人有可能走到法律的共同保护伞之下。

　 然而，法治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这又是被世界各国的历史所证实的。困难的关键在于法治的前提是存在一个公正的司法机构，它能在超越人的利益、感情和偏见的基础上宣布“法律是什么”，且其话语对这个社会具有最终的约束力，不论人们———尤其是对此有利害关系的权势人物———是否愿意接受这种决定。但任何人类机构都是由活生生的普通人组成的，每个凡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感情或信仰，并因此而期望获得某种特殊的政治结果。每个由人所组成的政府都是为了人———或更准确地说，经常是为了某些人———的利益而服务的。既然如此，我们到哪里去找这些“不食人间烟火”、超越人性弱点的法官？因此，法治构成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难题：社会需要法治，而严格意义上的法治又几乎不可能实现。西方的“法治国家”为了建立一套近似于公正的司法体制煞费苦心，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来保障法官个人（而不仅仅是作为组织机构的法院）的独立性与超越性，使司法决定与法官的个人利益（包括职位、工资、社会地位和名誉等因素）“脱钩”。即便这样，法治国家仍然不能保证法官们每次都像机器那样不带偏私、准确无误地译解出法律密码的本来意义，以至今天我们仍经常能听到同样博学与睿智的法官之间经久不衰的辩论，就像佛罗里达州与联邦最高法院对戈尔与布什之争的判决一样。但这已是人类目前所能达到的最近似于法治理想的状态了。事实上，尽管西方社会对政府一贯不太信任，但对法官却“情有独钟”（社会调查一直表明公众对法院的信任度高于其它政府机构）：如果其他政府官员是“在狭义上理性”（即自私）的普通人，至少法官们还能铁面无私地秉公释法。

　 有理由表明，社会对法院的普遍信任是民主社会实现法治与秩序的必要条件。事实上，任何政府（不论是专制还是自由或民主）的存在、维持与运作都是和信任联系在一起的。理由大致如下：首先，一个稳定的社会必然是按照某种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基本规则（如写在纸上的宪法、法律，或不成文的习俗与共识）来运作的，而不论运用规则的结果是否对某些人有利（例如，按照正常程序规则所产生的选举结果表明戈尔输了，戈尔本人及一大批同情他的支持者也须认同这个结果）。其次，这种规则首先必须获得政府的维持与实施，才能在人民心目中建立起有效性（如果戈尔利用其副总统的职权或布什利用其兄弟在佛罗里达州的权势，去操纵选举而获得对自己有利的结果，那么选举程序就将在选民心中逐渐失去地位）；只有政府官员自己先遵守规则，而不是纯粹为了自身的利益行动，并获得了普通百姓的充分信任，人民才会跟着遵守规则（所谓“上行下效”，在中外其实都是一样的），从而达到社会的法治。因此，关键问题是如何保障政府去遵循其自身所要实施的规则。当然，通过及时淘汰那些显然违反规则的官员，民主政治本身为政府的合法性提供了一种维护机制。但正如麦迪逊所言，经验教导人类“辅助防御”的必要性。历史证明，以政府之外的力量去制衡政府，往往是不够的，因而还必须在政府内部建立起一种力量来防止政府官员对规则偏离得太远。具备这种力量的机构存在于政府内部，属于政府的一部分，但它又和其他机构具有不同的利益和考虑，且不被它们的意志所左右。这就是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法治国家的公民之所以还相信其政府基本上会按照所确立的规则行动，并因此自己也愿意遵守规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们能够信任的法院。

　 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曾说过，美国政治几乎所有的重要问题最后都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入法院，并在那里获得解决。无疑，这个论断被最近的这次大选验证了。就和以往的所有重要决定一样，美国最高法院的这次判决是否明智，历史将为此作出公证。但不论如何，选举最终的解决方式毕竟体现了美国公众和政治精英对法治———或法院———的尊重。如果说民主政治是一种由利益冲突引起的权力较量，那么法治与宪政是使得一个政治上分裂的民族回归统一的力量。正是法治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使不同的政治党派在“驴象决战”之后，还能像戈尔所说的那样和平地走向一个“共同点”。（上）

　 （作者系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