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期间特殊教育补助费使用的几点意见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2 06:18:14 浏览:8002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九五”期间特殊教育补助费使用的几点意见
“九五”期间特殊教育补助费使用的几点意见
国家教委 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
自1989年国家有关部委和部门设立了特殊教育补助费（以下简称“补助费”）以来，这项经费对我国特殊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根据《国务院批转中国残疾人事业“九五”计划纲要的通知》（国发〔1996〕15号）要求，“八五”期间各部门安排的特
殊教育补助费在“九五”期间继续安排。根据“九五”期间特殊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目标任务，为进一步发挥补助费的使用效益，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现就“九五”期间补助费使用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使用原则
优先补助经济、教育发展较困难地区普通学校接受残疾儿童少年随班就读及附设特教班的建设、特殊教育学校的建设、残疾儿童少年、青年劳动技术和职业教育的开展；优先补助能够较好解决学龄残疾儿童少年学习、寄宿生活费用的地方；扶持特殊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二、重点补助项目
1、普通学校新建特教班；
2、普通学校特教班和随班就读教师的培训；
3、两个以上的县（市）联合新建特殊教育学校；
4、30万人口以上、残疾儿童少年入学人数较多的县（市）新建特殊教育学校；
5、面向全地区（市）招生的特殊教育学校为扩大招生规模扩建的校舍、教学辅助用房和生活用房；
6、省、自治区、直辖市新建或改办的残疾青年职业教育机构以及在社会福利机构或社区中举办的残疾人特教班；
7、其它应予重点扶持的项目。
三、补助费用检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认真管好用好补助费，做到专款专用；要对补助费实行项目管理，制定符合项目管理要求的具体实施办法，充分发挥其效益；每年要对补助费的使用情况进行检查总结，总结材料作为下一年度申请补助项目报告的附件，于每年12月
底以前，报国家教委备查。
国家教委等有关部门将对各地补助费的使用情况进行抽查，重点是检查补助费的使用效益、查处违纪行为等问题。
四、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对项目进行筛选、平衡和审核，并于每年12月底以前将下年度经费补助申请表（见附表1－3）分别报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计划建设司、财务司，财政部文教司，民政部社会福利司，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教育就业部。
附表：
1、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通学校新建特教班和特教班、随班就读教师培训经费补助申请表（略）
2、省（自治区、直辖市）两个以上县（市）联合、30万人口以上县（市）新建特殊教育学校和面向全地区（市）招生的特殊教育学校扩建经费补助申请表（略）
3、省（自治区、直辖市）其它特殊教育项目经费补助申请表（略）
1997年7月3日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两岸四地教唆犯探析
作者简介：许豪 男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2002级刑法硕士研究生100088
张倩 女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2002级刑法硕士研究生 100088
摘要：近年来，港澳台与大陆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不同法律传统与司法制度的冲突日益受到学者与司法工作者的关注，特别是在香港、澳门回归后，在一国两制的国家体制下，法律适用的协调本文在对两岸四地教唆犯从立法规定着手，进行深入的比较的，深入分析其理论根源及文化背景。
关键字：教唆犯 共同犯罪 从犯 正犯
教唆犯是指教唆他人犯罪的人。现代刑法理论对犯罪中止问题的研究已经非常成熟透彻，但是由于近一个世纪法律文化传统的差异，及对生活不同价值观念和追求，两岸在这个问题上也自然互有异同。本文拟对两岸四地教唆犯作一粗略比较，以期两岸四地在此问题上的刑事立法和刑事法学研究不断发展和完善。
一、两岸四地关于教唆犯的规定
作为共同犯罪人种类之一的教唆犯，是采用以分工为标准的分类方法划分出来的独立共犯种类，因此它在刑事立法中与共同正犯与从犯相并列。台湾地区刑法中关于教唆犯的分类亦采取此论并沿用至今。大陆刑法将教唆犯与主犯、从犯、胁从犯并列。澳门刑法没有专门规定教唆犯，而是将教唆犯归入正犯的一类。香港刑法对教唆犯没有专门规定共同犯罪有没有规定，而是将其归入从犯，“任何人协助、怂使或促致他人犯罪，即属从犯。”
关于教唆犯的概念，
澳门刑法没有专门规定教唆犯，但在刑法典第25条规定：“故意使他人产生作出之事实之决定者，只要该事实已实行或开始实行，亦以正犯处罚之。”
香港将罪犯分为主犯和从犯，“帮助、唆使、劝诱或促成他人犯罪的”人属于从犯（二级共犯），“教唆他人犯罪，是指明知（或蓄意漠视）。某人存有致罪意念，并明知当时的情况构成犯罪，却在该人犯罪时而故意鼓励或怂恿该人犯罪。”1 同时在不完整罪中规定了教唆罪。“教唆他人犯罪本身即是犯罪”2 。但香港的“教唆罪不是由立法而是由普通法创制的犯罪。因此，对于何种行为构成教唆罪，由判例法确定。”3
对于教唆犯的处罚两岸四地也有不同的规定，大陆刑法典第29条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它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如果被教唆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教唆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
台湾刑法第29条第2款规定：“教唆犯，依其所教唆之罪处罚之”。第3款规定：“被教唆人虽未至犯罪，教唆犯仍以未遂犯论。但以所教唆至罪有处罚未遂犯之规定者，为限”。
澳门刑法对于教唆犯，只要教唆的犯罪“已实行或开始实行，亦以正犯处罚之”，即以其所教唆的罪的正犯处罚。
香港《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89条规定：“任何人帮助、唆使、劝诱或促成主犯犯罪的人，与他人构成同罪。”即主犯构成盗窃罪从犯亦构成盗窃罪，但这并不意味主犯与从犯要判同样的刑罚。如果正犯比较年轻，而帮助、唆使、引诱、促成者较为年长或经验丰富，则后者便可能得到更严厉的惩罚。4
二、比较
（一）立法比较
一般认为，教唆犯不是独立犯罪的罪名，是按分工为标准的分类方法划分出来的独立共犯种类。对于共同犯罪人的分类主要有：1、二分法，把共犯分为正犯和从犯两类（或者主犯和从犯），而教唆他人犯罪和帮助他人犯罪的都以论处从犯。2、三分法，将共同犯罪人分为正犯、教唆犯和从犯（或者主犯、教唆犯和从犯）。4、四分法，不共同犯罪人分为组织犯、实行犯、教唆犯和帮助犯。各国的立法也是从共同犯罪的角度确定教唆犯的含义。
大陆和台湾对教唆犯有专门的概念。大陆刑法典第29条第1款规定：“教唆犯是指故意唆使他人实施犯罪的人。”台湾刑法第29条第1款规定：“教唆他人犯罪者，为教唆犯。”澳门和香港没有教唆犯的概念
大陆和台湾刑法都将教唆犯定义为：“教唆他人犯罪的”。大陆和台湾刑法对共同犯罪人的分类都采取了三分法，但采取的分类标准不同。
澳门将教唆犯规定在正犯之中，“故意使他人产生作出之事实之决定者，只要该事实已实行或开始实行，亦以正犯处罚之。”香港将罪犯分为主犯和从犯，“帮助、唆使、劝诱或促成他人犯罪的”人属于从犯（二级共犯），（这里“教唆他人犯罪”，“是指明知（或蓄意漠视）某人存有致罪意念，并明知当时的情况构成犯罪，却在该人犯罪时而故意鼓励或怂恿该人犯罪”5 ；怂使他人犯罪是指某人犯罪之前故意劝导、唆使或鼓励该人犯罪（Callaem [1986]QB·808·）；促使他人犯罪，是指在某人犯罪至于故意力图该人犯罪（Attorey General’s Reference (NO.1 of 7975)如果）；）同时在不完整罪中规定了教唆罪。但是香港刑法的教唆罪与共同犯罪中规定的“帮助、唆使、劝诱或促成他人犯罪的”二级主犯不是同一个概念， “它们之间关键的不同之处是：被告人在被定为二级主犯之前，必须是实际上已实施了犯罪；而教唆罪并无这一要求。被告人试图影响被教唆者实施犯罪时，就意味着实施了教唆罪。”6 二级主犯是在一级主犯产生犯意、实施犯罪行为之后“帮助、唆使、劝诱或促成”其犯罪的，不同于我们研究的造意犯，相当与我们共同犯罪从犯的帮助犯。二者区别在于，帮助犯属于从犯而教唆犯在共同犯罪的地位不确定，看教唆者在共同犯罪起到作用。此文我们对于此不作探讨。下文中着重探讨香港刑法规定的教唆罪。
将教唆犯独立规定说明大陆和台湾刑法的教唆犯的重视。台湾将共同犯罪人分为正犯、从犯和教唆犯，而大陆刑法将共同犯罪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但是“教唆犯不是我国刑法规定的共犯人中的独立种类”7 ，将教唆犯与主犯、从犯和胁从犯相并列，混淆了共同犯罪人的分类，后三者是按作用为标准的分类，而教唆犯是按分工为标准的分类。按照作用为标准的分类便于定罪量刑。相比较，台湾关于教唆犯的分类更具有合理性。
（二）成立条件
大陆刑法理论根据刑法的规定，一般都认为教唆犯是故意地唆使他人实施犯罪的人。因此构成教唆犯需要具备如下要件：首先，从客观方面说必须由教唆他人犯罪的行为或者教唆行为引起被教唆人实施所教唆的犯罪。其次，从主观方面说，有教唆他人犯罪的故意。8 台湾学者也认为，“教唆犯之成立要件包括教唆故意（主观要件）与教唆行为（客观要件）。”9 同时大陆和台湾刑法都认为客观方面只要教唆者实施了教唆行为足以，而不要求被教唆人是了所教唆的犯罪为必备要件。
澳门刑法典在正犯中规定了教唆行为，认为正犯必须是“亲身或透过他人实行事实者，又或与某人或某些人透过协议直接参或共同直接参与事实之实施者，均以正犯处罚”。显然如果被教唆者没有实施被教唆之罪，教唆者与被教唆者不构成共同犯罪，澳门刑法没有规定教唆行为构成犯罪，按照澳门刑法对教唆者不能处罚。因此，教唆者构成犯罪必须是教唆者与被教唆者成立共同犯罪。根据澳门刑法，教唆者构成犯罪要求：教唆者与被教唆者主观上又共同犯罪的故意，客观上被教唆者实施了被教唆之罪。
香港的教唆罪要求“控方必须证明存在教唆犯罪的行为和影响被教唆者实施犯罪的故意”10 。几乎所有试图影响他人犯罪的手段都是教唆行为。“行为人可以以威胁、事假压力和说服为手段‘教唆’他人犯罪”（Invicta Plastics Ltd v Applin [1973] RTR 251）。教唆行为不一定要指向特定的人。在印维克他塑料有限公司（Invicta Plastics）一案中，报纸刊登的广告说物品的优点是可用来实行犯罪。现在的法律还要求，教唆者必须知道或相信被教唆者有实施犯罪的一天。尽管这一广告针对的是世界上不特定的对象，但也被认为是教唆行为。但是教唆内容必须是由判例法规定的犯罪行为。
（三）刑事责任
确定教唆犯的形式责任首先明确教唆犯的性质。关于教唆犯的性质，刑法理论界主要存在两种学说，即独立性说和从属性说。前者是指教唆犯行为完全独立于实行行为，教唆行为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教唆行为就是构成教唆犯罪客观要件的行为，其刑事责任不以实行行为犯的刑事责任为转移；后者是指，教唆犯的教唆行为附属于实行犯的犯罪行为，因为直接破坏法律规范的是实行犯的实行行为，教唆行为并不直接破坏法律规范，因而教唆犯的刑事责任也以实行犯的刑事责任为转移。
二重性说是目前大陆刑法学界的通说观点，主张大陆刑法中的教唆犯是独立性与从属性的有机统一。该说认为，就教唆犯与被教唆者的关系而言，教唆犯具有从属性；另一方面，教唆犯的教唆行为本身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它使得教唆犯与被教唆者之间产生联系，同时使得教唆犯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暴露于世，因而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又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具有相对独立性。根据这种相对独立性，教唆犯实施教唆行为，无论被教唆者是否接受教唆并实施犯罪，教唆犯的教唆行为本身都构成犯罪。可见，教唆犯具有从属性和相对独立性相统一的二重性。（注：参见伍柳村：《试论教唆犯的二重性》，载《法学研究》1982年第1期。）
大陆刑法理论和刑法典将教唆行为分为独立教唆和共犯教唆两种：前者是指凡实施教唆行为，即使被教唆人没有犯被教唆之罪的，也可以构成教唆犯，基于此大陆刑法第29条第2款规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后者是指出来实施教唆行为之外，还必须被教唆人实施了所教唆的犯罪才能成立，同时教唆犯罪的教唆行为与被教唆人实施的犯罪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对于独立教唆“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共犯教唆“应当按照它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即根据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而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分别视为主犯或者从犯适用不同的处罚原则。 台湾刑法仅笼统地规定：“教唆犯，依其所教唆之罪处罚之”。这是由于两地所采取不同的分类标准，大陆刑法主要依据行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进行分类，有利于教唆犯定罪量刑。而台湾依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进行分类。台湾刑法还规定对教唆犯的处罚“以所教唆至罪有处罚未遂犯之规定者，为限”。此处显示教唆犯从属性。
澳门刑法没有规定独立教唆行为，对于教唆犯的规定，完全采取了从属性说，对“故意使他人产生作出之事实之决定者”的处罚以被教唆者是否已经“实行或开始实行”被教唆之罪。换言之，如果被教唆者没有实施被教唆之罪，对教唆者是构成犯罪。澳门刑法对于教唆犯，只要教唆的犯罪“已实行或开始实行，亦以正犯处罚之”，即以其所教唆的罪的正犯处罚。显然将教唆犯完全视为正犯过于机械，也与教唆行为的世界危害性程度不相吻合，不利于体现罪责相应原则。
香港《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89条规定：“任何人帮助、唆使、劝诱或促成主犯犯罪的人，与他人构成同罪。”即主犯构成盗窃罪从犯亦构成盗窃罪，但这并不意味主犯与从犯要判同样的刑罚。如果正犯比较年轻，而帮助、唆使、引诱、促成者较为年长或经验丰富，则后者便可能得到更严厉的惩罚。11 这里的规定是对共同犯罪中二级主犯的规定，并不是我们上述意义上造意犯的纯粹教唆犯的处罚。
香港刑法单独规定教唆罪，未将教唆罪的行为归属于任何共同犯罪行为。虽然“被告人试图影响被教唆者实施犯罪时，就意味着实施了教唆罪”，但是香港刑法对教唆罪的处罚并不是采取独立性说，因为“在犯罪的故意还停留在一个人思想里，教唆者没有教唆他人（被教唆者）犯罪之前，或者教唆者和被教唆者没有同意共同犯罪之前，不存在任何犯罪。” 12 现行法律要求，教唆者必须知道或相信被教唆者有实施犯罪的意图。在柯尔（Curr [1968] 2 QB 944）一案中,被告人被控犯有教唆妇女实施《1945年家庭补助法案》规定的犯罪，即收集这些妇女没有权利享有的社会安全补贴。被告人的定罪被推翻，理由是控方不能证明被教唆的妇女知道子被教唆实行的行为构成犯罪，并有构成本罪必须具备的犯罪意图。
参考文献：
1 罗德立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纲要》1996年10月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2页。
2 罗德立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纲要》1996年10月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7页。
3 罗德立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纲要》1996年10月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7页。
4 罗德立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纲要》1996年10月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2页。
5 罗德立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纲要》1996年10月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2页。
6 罗德立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纲要》1996年10月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9页。
7 张明楷《教唆犯不是共犯人中的独立种类》，载《法学研究》1986年第3期。
8 高铭暄主编《中国刑法学》1989年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01－202页。
9 林山田著《刑法通论》1986年2月版，三民书局，第219页。
10 罗德立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纲要》1996年1月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8页
11 罗德立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纲要》1996年10月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2页。
12 罗德立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纲要》1996年10月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7页。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关于加强企业科协工作的若干意见
（2007年6月1日中国科协七届四次常委会议通过）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科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协，各全国学会、协会、研究会 ：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部署，全面落实中央组织部、教育部、科技部、人事部和中国科协《关于动员和组织广大科技工作者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新贡献的若干意见》，切实加强企业科协工作，推动企业发展，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企业科协在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中的重要作用
1．为企业发展服务是企业科协的重要任务。企业科协是企业科技工作者的群众组织，是企业党组织、负责人联系企业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中国科协的基层组织。企业科协要认真落实《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章程》确定的基层组织的主要任务，紧紧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和发展目标，结合企业实际，发挥科技团体优势，动员和组织企业科技工作者，立足本职岗位，面向生产一线，围绕企业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开展技术攻关、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普及科技知识，促进创新人才成长，为企业发展服务，为提高企业员工科学素质服务，为企业科技工作者服务，推动企业和谐发展。
2．企业科协要在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中发挥重要作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关键是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企业科协要坚持把企业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引导到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上来，围绕发挥企业研究开发投入主体作用、促进企业技术集成与应用、增强企业技术创新内在动力、服务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要求，积极开展技术交流，推广先进技术，建设创新文化，激发企业科技工作者的创新热情和创造活力，推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
二、开展技术交流，营造企业自主创新氛围
3．为企业发展搭建平台。结合企业实际，组织企业科技工作者参加跨部门、跨行业、跨学科、跨领域的学术研讨活动，开展学术交流，获取最新科技信息，把握科技前沿发展趋势，活跃创新思想。建立健全依托学会、专家、企业科协的科技咨询网络体系，把学术资源引入企业，把科技人才引入企业。帮助企业科技工作者加入相关科技团体，加强与各级科协及学会的联系，构建学术技术服务平台。协助企业建立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职业技术院校间的交流协作机制，推动产学研相结合。围绕企业发展，组织开展前瞻性课题研究，为企业宏观决策、创新创业提供科技支撑，推动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把握先机、赢得主动。
4．开展技术交流活动。围绕企业技术创新的重点难点问题，组织开展具有行业特点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科学技术活动，促进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从企业紧迫需求出发，引导企业科技工作者围绕突破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积极参与科技攻关、科技立项，力争在高新技术研究和应用上有所发明，在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上有所创造，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三、广泛开展创新活动，提高企业员工科学素质
5．积极推进继续教育工作。科技人力资源是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核心因素，要重视企业科技工作者继续教育工作，维护他们接受继续教育的权利。围绕企业发展目标和工作需要，结合岗位需求和素质要求，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以提高学习能力和职业技能为主的继续教育，加快科技工作者知识更新速度。要以培训创新人才为重点，开展技术创新方法培训，注重企业创新方法的引进、消化和吸收，培养造就一批系统掌握创新方法的技术研发人员。同时，注重做好企业员工的继续教育工作，不断提升企业员工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6．广泛开展群众性技术创新活动。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把企业自主创新与群众性创新结合起来，围绕发展生产力、节能降耗、保证产品质量、提高效益，开展小革新、小发明、小创造等群众性技术创新活动，把握创新苗头，加强工作指导，拓展活动形式，丰富活动内涵。大力倡导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的精神，发扬“传帮带、赶比超”的优良传统，坚持真理，密切合作，创造平等竞争的良好环境。
7．认真做好科普工作。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和《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充分发挥企业产品、设施等科普资源优势，把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与面向社会公众的科普宣传有机结合起来，推动企业积极参与科技周、科普日等大型科普活动，向公众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围绕新产品开发、新技术推广、新工艺普及、新材料应用、新标准实施等，广泛开展科普进车间、进班组活动，推动科技知识运用。围绕“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安全健康”全民科学素质行动主题，组织企业科技工作者开展科普活动，促进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社会风尚的形成与发展。
四、建设“科技工作者之家”，促进企业和谐发展
8．发挥企业科协桥梁纽带作用。认真履行企业科协职责，畅通企业党组织、负责人与企业科技工作者之间的联系，及时了解企业科技工作者的思想、工作和生活状况，积极反映他们的建议、意见和诉求，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动员和组织企业科技工作者围绕企业发展，积极参加评估论证、建言献策，推动企业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向企业科技工作者宣传企业发展战略和工作部署，激励企业科技工作者把实现企业发展目标转化为自觉行动。
9．促进企业和谐文化建设。高度重视企业科技工作者的专业发展需求，为企业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成长创造条件。积极参与组织科技立项、专利申请、专业技术职务评定等工作，为企业科技工作者获得专业资格提供服务。切实关注企业科技工作者的心理需求，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促进形成自尊、自信、自强、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良好心态。重视加强企业科技工作者的诚信道德建设，积极营造勇于创新、尊重创新和激励创新的文化氛围，引导他们自觉遵守科学道德规范，增强自律意识。大力宣传献身科技事业并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的事迹，表彰奖励优秀企业科技工作者，举荐优秀人才，促进创新人才脱颖而出。
五、坚持求真务实，深入开展“讲理想、比贡献”活动
10．丰富活动内容。“讲理想、比贡献”活动（以下简称“讲、比”活动）是企业开展群众性技术创新活动的有效形式和重要载体。“讲理想”，就是要引导企业科技工作者把发挥创造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同企业发展、国家振兴紧密结合起来，倡导和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创新精神和创新文化。“比贡献”，就是要围绕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以“节能、降耗、减排、增效”为重点，开展比专业水平和技能、比员工科学素质、比创新思路、比合理化建议、比技术专利、比科技成果转化等创新实践活动。
11．创新工作方式。坚持与时俱进，结合企业发展需要，更新和完善“讲、比”活动内容，创新工作方式。加强工作集成，将“厂会协作”、“金桥工程”纳入“讲、比”活动之中，加强与相关学会、专家的联系，疏通为企业服务的渠道，促进科研与生产的有效结合，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促进企业经济效益不断提高。注重实效，积极探索在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不同所有制企业中开展“讲、比”活动的方式，增强“讲、比”活动的效果。
12．健全工作制度。推动“讲、比”活动制度化、规范化。加强与政府部门联系，争取政策支持。加强企业各职能部门之间、企业与学会之间的协作，共同推动“讲、比”活动深入开展。积极引导企业科协围绕企业发展目标，适应市场变化，抓住活动的立项、实施、评估等重要环节，推动活动内容落实。表彰奖励“讲、比”活动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各级地方科协要不断总结经验，研究和建立“讲、比”活动组织领导长效机制。
六、加强领导，推动企业科协的发展
13．加强企业科协组织建设。巩固和扩大企业科协组织基础。已建立的企业科协，要紧紧围绕企业中心任务，找准位置，发挥优势，积极工作；建立健全企业科协分会、专业学组等分支机构，建设学习型企业科协；加强企业科协专兼职工作人员队伍建设，重视选好秘书长，带动企业科协工作。对具备条件还没有建立科协组织的企业，各级地方科协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加强组织协调，积极创造条件，推动企业科协的建立。要积极研究和推动在新经济组织、国家高新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立科协组织。对暂不具备条件的企业，要通过工会、共青团等社会组织，共同动员和组织企业科技工作者为企业发展作贡献。
14．加强对企业科协工作的指导。各级地方科协要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积极指导企业科协开展工作。要明确分管部门和服务机构，统筹规划，具体指导，抓重点、抓示范，总结经验，努力培养一批先进企业科协。要建立与企业党组织、负责人经常联系和沟通的有效途径，争取企业在人员、经费、工作条件等方面的支持。积极探索建立适应企业发展、符合科技团体发展规律、满足科技工作者需要的组织体制、运行机制和活动方式，促进企业科协发展。
15．加强企业科协工作的宏观管理。中国科协将充分发挥中国科协常委会促进企业自主创新专门委员会的作用，设立专门工作机构，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和宏观指导，修订《企业科协组织通则》，不断推进企业科协工作制度化。定期培训企业科协秘书长，提高企业科协专兼职干部队伍素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协同，推动“讲理想、比贡献”等活动开展，宣传表彰先进典型。认真总结和推广工作经验，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不断开创企业科协工作新局面。
中国科协
二○○七年六月七日
作者简介：许豪 男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2002级刑法硕士研究生100088
张倩 女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2002级刑法硕士研究生 100088
摘要：近年来，港澳台与大陆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不同法律传统与司法制度的冲突日益受到学者与司法工作者的关注，特别是在香港、澳门回归后，在一国两制的国家体制下，法律适用的协调本文在对两岸四地教唆犯从立法规定着手，进行深入的比较的，深入分析其理论根源及文化背景。
关键字：教唆犯 共同犯罪 从犯 正犯
教唆犯是指教唆他人犯罪的人。现代刑法理论对犯罪中止问题的研究已经非常成熟透彻，但是由于近一个世纪法律文化传统的差异，及对生活不同价值观念和追求，两岸在这个问题上也自然互有异同。本文拟对两岸四地教唆犯作一粗略比较，以期两岸四地在此问题上的刑事立法和刑事法学研究不断发展和完善。
一、两岸四地关于教唆犯的规定
作为共同犯罪人种类之一的教唆犯，是采用以分工为标准的分类方法划分出来的独立共犯种类，因此它在刑事立法中与共同正犯与从犯相并列。台湾地区刑法中关于教唆犯的分类亦采取此论并沿用至今。大陆刑法将教唆犯与主犯、从犯、胁从犯并列。澳门刑法没有专门规定教唆犯，而是将教唆犯归入正犯的一类。香港刑法对教唆犯没有专门规定共同犯罪有没有规定，而是将其归入从犯，“任何人协助、怂使或促致他人犯罪，即属从犯。”
关于教唆犯的概念，
澳门刑法没有专门规定教唆犯，但在刑法典第25条规定：“故意使他人产生作出之事实之决定者，只要该事实已实行或开始实行，亦以正犯处罚之。”
香港将罪犯分为主犯和从犯，“帮助、唆使、劝诱或促成他人犯罪的”人属于从犯（二级共犯），“教唆他人犯罪，是指明知（或蓄意漠视）。某人存有致罪意念，并明知当时的情况构成犯罪，却在该人犯罪时而故意鼓励或怂恿该人犯罪。”1 同时在不完整罪中规定了教唆罪。“教唆他人犯罪本身即是犯罪”2 。但香港的“教唆罪不是由立法而是由普通法创制的犯罪。因此，对于何种行为构成教唆罪，由判例法确定。”3
对于教唆犯的处罚两岸四地也有不同的规定，大陆刑法典第29条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它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如果被教唆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教唆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
台湾刑法第29条第2款规定：“教唆犯，依其所教唆之罪处罚之”。第3款规定：“被教唆人虽未至犯罪，教唆犯仍以未遂犯论。但以所教唆至罪有处罚未遂犯之规定者，为限”。
澳门刑法对于教唆犯，只要教唆的犯罪“已实行或开始实行，亦以正犯处罚之”，即以其所教唆的罪的正犯处罚。
香港《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89条规定：“任何人帮助、唆使、劝诱或促成主犯犯罪的人，与他人构成同罪。”即主犯构成盗窃罪从犯亦构成盗窃罪，但这并不意味主犯与从犯要判同样的刑罚。如果正犯比较年轻，而帮助、唆使、引诱、促成者较为年长或经验丰富，则后者便可能得到更严厉的惩罚。4
二、比较
（一）立法比较
一般认为，教唆犯不是独立犯罪的罪名，是按分工为标准的分类方法划分出来的独立共犯种类。对于共同犯罪人的分类主要有：1、二分法，把共犯分为正犯和从犯两类（或者主犯和从犯），而教唆他人犯罪和帮助他人犯罪的都以论处从犯。2、三分法，将共同犯罪人分为正犯、教唆犯和从犯（或者主犯、教唆犯和从犯）。4、四分法，不共同犯罪人分为组织犯、实行犯、教唆犯和帮助犯。各国的立法也是从共同犯罪的角度确定教唆犯的含义。
大陆和台湾对教唆犯有专门的概念。大陆刑法典第29条第1款规定：“教唆犯是指故意唆使他人实施犯罪的人。”台湾刑法第29条第1款规定：“教唆他人犯罪者，为教唆犯。”澳门和香港没有教唆犯的概念
大陆和台湾刑法都将教唆犯定义为：“教唆他人犯罪的”。大陆和台湾刑法对共同犯罪人的分类都采取了三分法，但采取的分类标准不同。
澳门将教唆犯规定在正犯之中，“故意使他人产生作出之事实之决定者，只要该事实已实行或开始实行，亦以正犯处罚之。”香港将罪犯分为主犯和从犯，“帮助、唆使、劝诱或促成他人犯罪的”人属于从犯（二级共犯），（这里“教唆他人犯罪”，“是指明知（或蓄意漠视）某人存有致罪意念，并明知当时的情况构成犯罪，却在该人犯罪时而故意鼓励或怂恿该人犯罪”5 ；怂使他人犯罪是指某人犯罪之前故意劝导、唆使或鼓励该人犯罪（Callaem [1986]QB·808·）；促使他人犯罪，是指在某人犯罪至于故意力图该人犯罪（Attorey General’s Reference (NO.1 of 7975)如果）；）同时在不完整罪中规定了教唆罪。但是香港刑法的教唆罪与共同犯罪中规定的“帮助、唆使、劝诱或促成他人犯罪的”二级主犯不是同一个概念， “它们之间关键的不同之处是：被告人在被定为二级主犯之前，必须是实际上已实施了犯罪；而教唆罪并无这一要求。被告人试图影响被教唆者实施犯罪时，就意味着实施了教唆罪。”6 二级主犯是在一级主犯产生犯意、实施犯罪行为之后“帮助、唆使、劝诱或促成”其犯罪的，不同于我们研究的造意犯，相当与我们共同犯罪从犯的帮助犯。二者区别在于，帮助犯属于从犯而教唆犯在共同犯罪的地位不确定，看教唆者在共同犯罪起到作用。此文我们对于此不作探讨。下文中着重探讨香港刑法规定的教唆罪。
将教唆犯独立规定说明大陆和台湾刑法的教唆犯的重视。台湾将共同犯罪人分为正犯、从犯和教唆犯，而大陆刑法将共同犯罪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但是“教唆犯不是我国刑法规定的共犯人中的独立种类”7 ，将教唆犯与主犯、从犯和胁从犯相并列，混淆了共同犯罪人的分类，后三者是按作用为标准的分类，而教唆犯是按分工为标准的分类。按照作用为标准的分类便于定罪量刑。相比较，台湾关于教唆犯的分类更具有合理性。
（二）成立条件
大陆刑法理论根据刑法的规定，一般都认为教唆犯是故意地唆使他人实施犯罪的人。因此构成教唆犯需要具备如下要件：首先，从客观方面说必须由教唆他人犯罪的行为或者教唆行为引起被教唆人实施所教唆的犯罪。其次，从主观方面说，有教唆他人犯罪的故意。8 台湾学者也认为，“教唆犯之成立要件包括教唆故意（主观要件）与教唆行为（客观要件）。”9 同时大陆和台湾刑法都认为客观方面只要教唆者实施了教唆行为足以，而不要求被教唆人是了所教唆的犯罪为必备要件。
澳门刑法典在正犯中规定了教唆行为，认为正犯必须是“亲身或透过他人实行事实者，又或与某人或某些人透过协议直接参或共同直接参与事实之实施者，均以正犯处罚”。显然如果被教唆者没有实施被教唆之罪，教唆者与被教唆者不构成共同犯罪，澳门刑法没有规定教唆行为构成犯罪，按照澳门刑法对教唆者不能处罚。因此，教唆者构成犯罪必须是教唆者与被教唆者成立共同犯罪。根据澳门刑法，教唆者构成犯罪要求：教唆者与被教唆者主观上又共同犯罪的故意，客观上被教唆者实施了被教唆之罪。
香港的教唆罪要求“控方必须证明存在教唆犯罪的行为和影响被教唆者实施犯罪的故意”10 。几乎所有试图影响他人犯罪的手段都是教唆行为。“行为人可以以威胁、事假压力和说服为手段‘教唆’他人犯罪”（Invicta Plastics Ltd v Applin [1973] RTR 251）。教唆行为不一定要指向特定的人。在印维克他塑料有限公司（Invicta Plastics）一案中，报纸刊登的广告说物品的优点是可用来实行犯罪。现在的法律还要求，教唆者必须知道或相信被教唆者有实施犯罪的一天。尽管这一广告针对的是世界上不特定的对象，但也被认为是教唆行为。但是教唆内容必须是由判例法规定的犯罪行为。
（三）刑事责任
确定教唆犯的形式责任首先明确教唆犯的性质。关于教唆犯的性质，刑法理论界主要存在两种学说，即独立性说和从属性说。前者是指教唆犯行为完全独立于实行行为，教唆行为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教唆行为就是构成教唆犯罪客观要件的行为，其刑事责任不以实行行为犯的刑事责任为转移；后者是指，教唆犯的教唆行为附属于实行犯的犯罪行为，因为直接破坏法律规范的是实行犯的实行行为，教唆行为并不直接破坏法律规范，因而教唆犯的刑事责任也以实行犯的刑事责任为转移。
二重性说是目前大陆刑法学界的通说观点，主张大陆刑法中的教唆犯是独立性与从属性的有机统一。该说认为，就教唆犯与被教唆者的关系而言，教唆犯具有从属性；另一方面，教唆犯的教唆行为本身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它使得教唆犯与被教唆者之间产生联系，同时使得教唆犯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暴露于世，因而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又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具有相对独立性。根据这种相对独立性，教唆犯实施教唆行为，无论被教唆者是否接受教唆并实施犯罪，教唆犯的教唆行为本身都构成犯罪。可见，教唆犯具有从属性和相对独立性相统一的二重性。（注：参见伍柳村：《试论教唆犯的二重性》，载《法学研究》1982年第1期。）
大陆刑法理论和刑法典将教唆行为分为独立教唆和共犯教唆两种：前者是指凡实施教唆行为，即使被教唆人没有犯被教唆之罪的，也可以构成教唆犯，基于此大陆刑法第29条第2款规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后者是指出来实施教唆行为之外，还必须被教唆人实施了所教唆的犯罪才能成立，同时教唆犯罪的教唆行为与被教唆人实施的犯罪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对于独立教唆“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共犯教唆“应当按照它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即根据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而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分别视为主犯或者从犯适用不同的处罚原则。 台湾刑法仅笼统地规定：“教唆犯，依其所教唆之罪处罚之”。这是由于两地所采取不同的分类标准，大陆刑法主要依据行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进行分类，有利于教唆犯定罪量刑。而台湾依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进行分类。台湾刑法还规定对教唆犯的处罚“以所教唆至罪有处罚未遂犯之规定者，为限”。此处显示教唆犯从属性。
澳门刑法没有规定独立教唆行为，对于教唆犯的规定，完全采取了从属性说，对“故意使他人产生作出之事实之决定者”的处罚以被教唆者是否已经“实行或开始实行”被教唆之罪。换言之，如果被教唆者没有实施被教唆之罪，对教唆者是构成犯罪。澳门刑法对于教唆犯，只要教唆的犯罪“已实行或开始实行，亦以正犯处罚之”，即以其所教唆的罪的正犯处罚。显然将教唆犯完全视为正犯过于机械，也与教唆行为的世界危害性程度不相吻合，不利于体现罪责相应原则。
香港《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89条规定：“任何人帮助、唆使、劝诱或促成主犯犯罪的人，与他人构成同罪。”即主犯构成盗窃罪从犯亦构成盗窃罪，但这并不意味主犯与从犯要判同样的刑罚。如果正犯比较年轻，而帮助、唆使、引诱、促成者较为年长或经验丰富，则后者便可能得到更严厉的惩罚。11 这里的规定是对共同犯罪中二级主犯的规定，并不是我们上述意义上造意犯的纯粹教唆犯的处罚。
香港刑法单独规定教唆罪，未将教唆罪的行为归属于任何共同犯罪行为。虽然“被告人试图影响被教唆者实施犯罪时，就意味着实施了教唆罪”，但是香港刑法对教唆罪的处罚并不是采取独立性说，因为“在犯罪的故意还停留在一个人思想里，教唆者没有教唆他人（被教唆者）犯罪之前，或者教唆者和被教唆者没有同意共同犯罪之前，不存在任何犯罪。” 12 现行法律要求，教唆者必须知道或相信被教唆者有实施犯罪的意图。在柯尔（Curr [1968] 2 QB 944）一案中,被告人被控犯有教唆妇女实施《1945年家庭补助法案》规定的犯罪，即收集这些妇女没有权利享有的社会安全补贴。被告人的定罪被推翻，理由是控方不能证明被教唆的妇女知道子被教唆实行的行为构成犯罪，并有构成本罪必须具备的犯罪意图。
参考文献：
1 罗德立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纲要》1996年10月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2页。
2 罗德立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纲要》1996年10月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7页。
3 罗德立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纲要》1996年10月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7页。
4 罗德立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纲要》1996年10月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2页。
5 罗德立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纲要》1996年10月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2页。
6 罗德立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纲要》1996年10月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9页。
7 张明楷《教唆犯不是共犯人中的独立种类》，载《法学研究》1986年第3期。
8 高铭暄主编《中国刑法学》1989年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01－202页。
9 林山田著《刑法通论》1986年2月版，三民书局，第219页。
10 罗德立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纲要》1996年1月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8页
11 罗德立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纲要》1996年10月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2页。
12 罗德立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纲要》1996年10月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7页。
关于加强企业科协工作的若干意见
关于加强企业科协工作的若干意见
（2007年6月1日中国科协七届四次常委会议通过）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科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协，各全国学会、协会、研究会 ：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部署，全面落实中央组织部、教育部、科技部、人事部和中国科协《关于动员和组织广大科技工作者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新贡献的若干意见》，切实加强企业科协工作，推动企业发展，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企业科协在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中的重要作用
1．为企业发展服务是企业科协的重要任务。企业科协是企业科技工作者的群众组织，是企业党组织、负责人联系企业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中国科协的基层组织。企业科协要认真落实《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章程》确定的基层组织的主要任务，紧紧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和发展目标，结合企业实际，发挥科技团体优势，动员和组织企业科技工作者，立足本职岗位，面向生产一线，围绕企业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开展技术攻关、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普及科技知识，促进创新人才成长，为企业发展服务，为提高企业员工科学素质服务，为企业科技工作者服务，推动企业和谐发展。
2．企业科协要在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中发挥重要作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关键是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企业科协要坚持把企业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引导到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上来，围绕发挥企业研究开发投入主体作用、促进企业技术集成与应用、增强企业技术创新内在动力、服务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要求，积极开展技术交流，推广先进技术，建设创新文化，激发企业科技工作者的创新热情和创造活力，推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
二、开展技术交流，营造企业自主创新氛围
3．为企业发展搭建平台。结合企业实际，组织企业科技工作者参加跨部门、跨行业、跨学科、跨领域的学术研讨活动，开展学术交流，获取最新科技信息，把握科技前沿发展趋势，活跃创新思想。建立健全依托学会、专家、企业科协的科技咨询网络体系，把学术资源引入企业，把科技人才引入企业。帮助企业科技工作者加入相关科技团体，加强与各级科协及学会的联系，构建学术技术服务平台。协助企业建立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职业技术院校间的交流协作机制，推动产学研相结合。围绕企业发展，组织开展前瞻性课题研究，为企业宏观决策、创新创业提供科技支撑，推动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把握先机、赢得主动。
4．开展技术交流活动。围绕企业技术创新的重点难点问题，组织开展具有行业特点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科学技术活动，促进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从企业紧迫需求出发，引导企业科技工作者围绕突破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积极参与科技攻关、科技立项，力争在高新技术研究和应用上有所发明，在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上有所创造，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三、广泛开展创新活动，提高企业员工科学素质
5．积极推进继续教育工作。科技人力资源是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核心因素，要重视企业科技工作者继续教育工作，维护他们接受继续教育的权利。围绕企业发展目标和工作需要，结合岗位需求和素质要求，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以提高学习能力和职业技能为主的继续教育，加快科技工作者知识更新速度。要以培训创新人才为重点，开展技术创新方法培训，注重企业创新方法的引进、消化和吸收，培养造就一批系统掌握创新方法的技术研发人员。同时，注重做好企业员工的继续教育工作，不断提升企业员工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6．广泛开展群众性技术创新活动。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把企业自主创新与群众性创新结合起来，围绕发展生产力、节能降耗、保证产品质量、提高效益，开展小革新、小发明、小创造等群众性技术创新活动，把握创新苗头，加强工作指导，拓展活动形式，丰富活动内涵。大力倡导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的精神，发扬“传帮带、赶比超”的优良传统，坚持真理，密切合作，创造平等竞争的良好环境。
7．认真做好科普工作。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和《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充分发挥企业产品、设施等科普资源优势，把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与面向社会公众的科普宣传有机结合起来，推动企业积极参与科技周、科普日等大型科普活动，向公众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围绕新产品开发、新技术推广、新工艺普及、新材料应用、新标准实施等，广泛开展科普进车间、进班组活动，推动科技知识运用。围绕“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安全健康”全民科学素质行动主题，组织企业科技工作者开展科普活动，促进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社会风尚的形成与发展。
四、建设“科技工作者之家”，促进企业和谐发展
8．发挥企业科协桥梁纽带作用。认真履行企业科协职责，畅通企业党组织、负责人与企业科技工作者之间的联系，及时了解企业科技工作者的思想、工作和生活状况，积极反映他们的建议、意见和诉求，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动员和组织企业科技工作者围绕企业发展，积极参加评估论证、建言献策，推动企业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向企业科技工作者宣传企业发展战略和工作部署，激励企业科技工作者把实现企业发展目标转化为自觉行动。
9．促进企业和谐文化建设。高度重视企业科技工作者的专业发展需求，为企业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成长创造条件。积极参与组织科技立项、专利申请、专业技术职务评定等工作，为企业科技工作者获得专业资格提供服务。切实关注企业科技工作者的心理需求，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促进形成自尊、自信、自强、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良好心态。重视加强企业科技工作者的诚信道德建设，积极营造勇于创新、尊重创新和激励创新的文化氛围，引导他们自觉遵守科学道德规范，增强自律意识。大力宣传献身科技事业并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的事迹，表彰奖励优秀企业科技工作者，举荐优秀人才，促进创新人才脱颖而出。
五、坚持求真务实，深入开展“讲理想、比贡献”活动
10．丰富活动内容。“讲理想、比贡献”活动（以下简称“讲、比”活动）是企业开展群众性技术创新活动的有效形式和重要载体。“讲理想”，就是要引导企业科技工作者把发挥创造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同企业发展、国家振兴紧密结合起来，倡导和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创新精神和创新文化。“比贡献”，就是要围绕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以“节能、降耗、减排、增效”为重点，开展比专业水平和技能、比员工科学素质、比创新思路、比合理化建议、比技术专利、比科技成果转化等创新实践活动。
11．创新工作方式。坚持与时俱进，结合企业发展需要，更新和完善“讲、比”活动内容，创新工作方式。加强工作集成，将“厂会协作”、“金桥工程”纳入“讲、比”活动之中，加强与相关学会、专家的联系，疏通为企业服务的渠道，促进科研与生产的有效结合，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促进企业经济效益不断提高。注重实效，积极探索在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不同所有制企业中开展“讲、比”活动的方式，增强“讲、比”活动的效果。
12．健全工作制度。推动“讲、比”活动制度化、规范化。加强与政府部门联系，争取政策支持。加强企业各职能部门之间、企业与学会之间的协作，共同推动“讲、比”活动深入开展。积极引导企业科协围绕企业发展目标，适应市场变化，抓住活动的立项、实施、评估等重要环节，推动活动内容落实。表彰奖励“讲、比”活动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各级地方科协要不断总结经验，研究和建立“讲、比”活动组织领导长效机制。
六、加强领导，推动企业科协的发展
13．加强企业科协组织建设。巩固和扩大企业科协组织基础。已建立的企业科协，要紧紧围绕企业中心任务，找准位置，发挥优势，积极工作；建立健全企业科协分会、专业学组等分支机构，建设学习型企业科协；加强企业科协专兼职工作人员队伍建设，重视选好秘书长，带动企业科协工作。对具备条件还没有建立科协组织的企业，各级地方科协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加强组织协调，积极创造条件，推动企业科协的建立。要积极研究和推动在新经济组织、国家高新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立科协组织。对暂不具备条件的企业，要通过工会、共青团等社会组织，共同动员和组织企业科技工作者为企业发展作贡献。
14．加强对企业科协工作的指导。各级地方科协要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积极指导企业科协开展工作。要明确分管部门和服务机构，统筹规划，具体指导，抓重点、抓示范，总结经验，努力培养一批先进企业科协。要建立与企业党组织、负责人经常联系和沟通的有效途径，争取企业在人员、经费、工作条件等方面的支持。积极探索建立适应企业发展、符合科技团体发展规律、满足科技工作者需要的组织体制、运行机制和活动方式，促进企业科协发展。
15．加强企业科协工作的宏观管理。中国科协将充分发挥中国科协常委会促进企业自主创新专门委员会的作用，设立专门工作机构，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和宏观指导，修订《企业科协组织通则》，不断推进企业科协工作制度化。定期培训企业科协秘书长，提高企业科协专兼职干部队伍素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协同，推动“讲理想、比贡献”等活动开展，宣传表彰先进典型。认真总结和推广工作经验，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不断开创企业科协工作新局面。
中国科协
二○○七年六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