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民委、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关于确定“九五”期间全国民族用品定点生产企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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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知

1996年4月15日，国务院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将于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对于规范行政机关行为、促进依法行政、改进行政管理工作、加强廉政建设、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对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都有重要意义。保证行政处罚法全面、正确地实施并以此促进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严格依法行政，是各级行政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也是政府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门对行政处罚法的施行要予以高度重视，切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为此，特作如下通知：
一、认真学习行政处罚法，充分认识实施行政处罚法对行政机关产生的影响。行政处罚法是规范政府行为的一部重要法律，与行政机关的关系重大，其所确立的行政处罚设定权制度、实施行政处罚的主体资格制度、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听证制度、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相分离制度、政府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等，是对现行行政处罚制度的重大改革，对改革政府机构、转变政府职能和加强政府法制建设都将产生深远影响。各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以积极的态度认真学习行政处罚法，充分认识实施行政处罚法的重要意义。各地方、各部门要本着学用结合的原则，抓紧对行政执法人员的培训，使行政执法人员掌握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政府法制工作机构要在本级政府或者本部门的统一领导下，具体组织本地方、本部门的培训工作。同时，各地方、各部门要利用宣传舆论工具，采取生动有效的形式，向人民群众宣传行政处罚法，形成学法、知法、守法和人民群众依法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舆论和环境。
二、抓紧做好规章的修订工作。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设定，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处罚；规章只能设定警告或者一定数量的罚款；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据此，现行许多规章都要依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予以修改或者废止，许多规范性文件设定的行政处罚将要失去效力。各地方、各部门要从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的高度，抓紧清理规章，对确实需要制定行政法规或者地方性法规的，要抓紧总结经验，依法上升为行政法规或者地方性法规；对规章中个别行政处罚条款超过行政处罚法规定而行政管理又需要的，应当报经国务院批准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批准。其他规范性文件设定的行政处罚，自行政处罚法施行之日起，一律无效。
修订规章的工作要在1997年12月31日前完成。在这之前，现行规章已规定的行政处罚仍然有效。但是，行政处罚法施行后制定的规章新设定行政处罚，必须依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执行。国务院各部门制定的规章对非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设定罚款不得超过1000元；对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有违法所得的，设定罚款不得超过违法所得的3倍，但是最高不得超过30000元，没有违法所得的，设定罚款不得超过10000元；超过上述限额的，应当报国务院批准。地方政府规章设定罚款的限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规定，可以不受上述规定的限制。
三、依法清理行政执法机构，高度重视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根据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原则上只能由行政机关实施，非行政机关的企业、事业单位未经法律、法规授权，不得行使行政处罚权；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委托事业组织实施行政处罚。各地方、各部门对这一规定要高度重视，抓紧清理现行各类行政执法机构，凡是行政机关内设机构以自己名义实施行政处罚的，或者法律、法规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授权组织实施行政处罚的，或者没有法律、法规、规章依据行政机关自行委托组织实施行政处罚的，都要尽快予以纠正。今后，各地方、各部门设立新的执法机构，必须符合法定条件，哪个地方、哪个部门出现不符合法定条件的机关或者组织实施行政处罚的情况，要追究哪个地方或者部门领导的责任。
当前，行政执法队伍中，有些人员的素质不高，有的以权谋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有的甚至贪赃枉法，走上了犯罪道路；有的地方、部门聘用合同工、临时工从事执法工作，经费和其他保障条件又不具备，导致执法人员的整体素质下降，影响政府形象。各地方、各部门对此必须引起高度注意，把建立高效、廉洁的执法队伍，作为贯彻实施行政处罚法、提高依法行政水平的关键工作来抓，切实抓出成效。要对执法人员加强党性教育、法制教育，使其增强工作责任心和依法办事的自觉性；加强对执法人员的资格、证件和着装管理，停止合同工、临时工从事行政处罚工作。
四、加强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工作。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行政处罚的监督检查。各地方、各部门要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落实这一规定，建立和健全规范性文件、重大行政处罚的备案制度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行政处罚的申诉和检举制度、行政处罚决定制度、行政处罚统计制度等。同时，要严格执行规章备案制度和行政复议条例，及时纠正违法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的行为。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加强对行政处罚的监督检查，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政府对其所属各部门行使监督权的重要形式，也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责任。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要把对行政处罚的监督检查作为政府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切实抓紧、抓好，务必抓出成效。要把行政处罚的设定权、实施行政处罚的主体资格、当场处罚、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的分离等制度的执行情况作为重点进行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采取有力措施，坚决予以纠正。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的法制工作机构要根据本级政府或者本部门的统一部署，具体组织、承担对行政处罚的监督检查工作。
五、积极探索建立有利于提高行政执法的权威和效率的行政执法体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认真做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试点工作，结合本地方实际提出调整行政处罚权的意见，报国务院批准后施行；国务院各部门要认真研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行政执法体制，支持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做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各地方、各部门都要认真执行听证制度、调查取证与处罚决定分开制度、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制度，要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确定听证的范围，明确主持听证的人员，制定听证规则；确定行政机关内部比较超脱的机构对调查结果进行初步审查；改革行政执法机关经费管理体制，改变行政处罚与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的利益直接挂钩的做法。
六、以贯彻实施行政处罚法为契机，把政府法制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经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这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对政府法制工作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都要充分认识做好新时期政府法制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加强对政府法制工作的领导，把加强政府法制建设真正提到政府工作的重要位置，列入重要议程。当前，要通过实施行政处罚法，使政府的立法工作、执法工作和执法监督工作等再上一个新台阶，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
加强政府法制工作，实施行政处罚法，必须有一支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较高的政府法制工作专业队伍。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都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政府法制工作机构，使政府法制工作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同本地区、本部门的政府法制工作任务相适应，为他们开展工作创造必要条件，充分发挥他们在政府工作中的参谋、助手作用。
各地方、各部门接到本通知后，要结合本地方、本部门的实际情况，认真研究、落实。有关重要情况和问题及时告之国务院法制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计算人身损害赔偿金额的基准时间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司法实践中，对于那些被二审法院发回重审，或者根据审判监督程序按照第一审程序进行再审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由于重审或再审均是按照第一审程序进行，于是就产生一个问题：重审（再审）的时候究竟是适用原审一审辩论终结时上一年度的统计数据，还是适用重审（再审）法庭辩论终结时上一年度的统计数据。

由于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就有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对于重审（再审）案件“上一年度”，应该理解为重审（再审）时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其理由，一是重审（再审）程序就是一审程序，应当适用一审程序的规定。二是人身损害赔偿诉讼目的，在于对赔偿权利人利益进行补偿，确定计算标准的时间应以最近实际填补时间为宜。如果案件被发回重审（再审）后，仍以第一次审理“一审法庭辩论终结的上一年度”统计数据为赔偿标准，那么意味着赔偿义务人承担的赔偿责任相对而言是固定的，发回重审（再审）之后，赔偿义务人赔偿的时间大幅度地延后，相当于赔偿义务人因为发回重审而获得额外的利益，违反了公平正义原则。

另一种意见认为：如果一概以重审（再审）法庭辩论终结时上一年度的统计数据作为赔偿依据，会诱使受害人一方反复上诉申诉，反复申请鉴定，甚至故意隐瞒一些案件事实，使案件陷入反复发回重审、再审的怪圈，令赔偿责任人不堪其扰，这既不公平，也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对于重审（再审）案件，计算人身损害赔偿金额的基准时间仍应该是原审时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

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毕竟从实践的情况看，绝大多数受害人都希望尽快获得赔偿，仅仅为了等待新的统计数据而恶意拖延诉讼的情况应该是极少数。但我们依法理同样可以得知，“一审辩论终结时”应当以首次立案时的第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为依据，发回重审的案件，也依然依据原一审法院的辩论终结为起算时间，而不应依据发回重审后的法庭辩论为标准；如果一审法院存在多次辩论，那就应当依据第一次的法庭辩论时，作为判决依据，因为第一次的法庭辩论离案发时间最近，也最为固定，赔偿数额最符合客观实际。理由如下： 第一，重审（再审）程序是以原审为基础的，不能完全等同于一审程序。重审（再审）是为了纠正一审的错误，不会改变一审判决的正确依据。发回重审（再审）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二是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再审）。可见，发回重审（再审）是二审法院针对原审法院的审理或判决中的错误进行处理。重审（再审）程序是以原审判决为基础的，不能完全脱离原审判决的审理范围。

第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在原审程序的举证期限届满前，固定其诉讼请求。当事人一旦提出其诉讼请求，根据证实信用的原则或者禁止反言的原则，应当对当事人自己和人民法院都具有约束力，这种约束力不但应当体现在原审程序中，也应当体现在基于原审程序而进行的重审（再审）程序中。

第三，民事责任的赔偿原则是损失填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立法宗旨，也在于给被侵权人的赔偿是一种补偿，而不具有惩罚性。侵权行为发生当时的社会经济水平是确定的，赔偿也是确定的，也只有以这个时间的经济及社会发展为依据，给受害人一个损失填补。离开这个确定时间，常人是无法预知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对当事人不公平，也不能体现法律的公平原则，法律也不允许让一个人承担自己无法预知的社会风险。例如在有多个被告的案件中，如果部分被告在原一审中已与受害人达成了赔偿协议，没有达成赔偿协议的被告又不服一审判决而上诉，二审发回重审，法院重审后，以重审最后一次法庭辩论终结时为标准时间，计算出来的赔偿额比原确定的赔偿额高的话，受害人就可能以原赔偿协议显失公平或有重大误解为由，请求撤销原部分被告已达成的赔偿协议，而主张新的赔偿标准，使原已达成赔偿协议的被告重新进入诉讼。如果说将再审法庭辩论终结时作为计算受害人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的标准时间，是最接近对受害人未来利益损失的实际填补的时间点，对受害人有利的话，那么，按跨统计年度的新标准计算出来的丧葬费和误工费等费用中新增加的部分，对于受害人来说，就明显构成不当得利。试想一下，以丧葬费为例，死者是在案发不久就埋葬的，那是不是需要在重审（再审）时再重新挖出来，再埋葬，这样才符合“实质公平”。

第四，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如果离开了初次立案时间，使得计算依据不确定，就会有人因此不当得利，就有人同时承担不应当承担的责任，民法的公平原则被破坏。在现在信访压力严重的情况下，势必一些人会因此而不断上访，不断要求重新赔偿。同时，人身损害的后果确定下来后，诉讼程序的变化不会导致当事人损失的变化。如果以其他时间为准的话，我们假设一下，一个案件，在四年内被以不同理由四次发回重审，这时，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到底以最后一次为准还是以第一次为准呢，是不是同样会出现不公平的情况？

综上，应对“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一审含义”进行明确，最好的办法是能由最高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统一规范，无论采取哪种观点，只要能做到整齐划一、一视同仁，那么对所有的当事人就都是公平的。笔者建议将这个时间确定为一个固定的时间点，可以规定为：计算人身损害赔偿金额的基准时间是“本案初次立案时的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

（作者单位：河南省淅川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