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关于货物过境的协定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1 22:20:55 浏览:8698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关于货物过境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关于货物过境的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９４年４月９日 生效日期１９９４年４月９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双方”），本着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国经济贸易关系与合作的愿望，在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输往第三国和由第三国输入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货物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过境。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同意输往第三国和由第三国输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物经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土过境。
第二条 缔约双方允许经本国领土过境的货物，不包括按各自国家规定禁止进出口的货物。
第三条 货物过境必须遵守以下原则：
一、请求过境一方国家的货主提出申请并经允许过境一方国家主管部门批准。
二、须遵守允许过境一方国家的海关法规。
三、运出货物的数量要与运进数量相符。遇有因丢失、破损而造成货物不全的情况，必须由事故发生地的海关予以书面确认。
四、过境货物必须按批准证件规定的路线、口岸、时间转运，并接受允许过境一方国家海关的监管。
五、过境货物需在允许过境一方国家的仓库、货场存放时，须经允许过境一方国家海关批准，并接受该国海关的监管。
六、不得在允许过境一方国家领土上销售过境货物。特殊情况，如在中国领土上销售，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批准；如在越南领土上销售，须经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贸易部批准，并按允许过境一方国家规定缴纳税金和其他各项费用。
第四条 缔约双方同意，根据两国政府已达成的有关协议和两国共同参加的国际协议，如无上述协议，将按符合国际惯例的允许过境一方国家现行规定收取过境费用。
第五条 缔约双方同意，过境货物的转运和有关手续按允许过境一方国家的现行规定办理。
第六条 过境货物经由以下口岸通过：
友谊关——友谊关；
凭祥——同登；
河口——老街；
东兴——芒街。
此外，过境货物也可经由今后双方政府协商开通的新的国际性口岸通过。
第七条 按本协定规定发生的各项费用，应符合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越南国家银行关于结算与合作的协定》和各自国家外汇管理规定，以可自由兑换外币进行结算。
第八条 本协定其他未尽事宜，将根据中越两国政府已达成的有关协议办理。
第九条 缔约双方授权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越南贸易部根据每个时期的实际情况签订履行本协定的具体文件。
第十条 在本协定有效期内，缔约任何一方均可对本协定的条款提出书面补充或修改建议，缔约另一方应在收到该建议之日后的三个月内做出答复。经缔约双方一致同意的补充或修改条款视为本协定的组成部分，与本协定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一条
一、在执行过程中对本协定解释发生的争议，将由被授权的缔约双方代表通过外交途径协商解决。
二、中越双方企业在执行本协定的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将由有关企业协商解决；如协商无效，提交允许过境一方国家的国际贸易仲裁机构处理。
第十二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三年。如缔约任何一方未在本协定有效期满前三个月以书面形式提出终止本协定，则本协定的有效期将自动延长一年，并依此法顺延。
在本协定终止的情况下，其各项规定仍适用于本协定终止前所签订的各项有关协议，直至履行完毕。
本协定于一九九四年四月九日在河内签订，共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和越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
全权代表 全权代表
张 青 张庭选
（签字） （签字）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死缓本质新探
——从死缓规定本身的法理逻辑矛盾谈起
内容摘要：新刑法对原刑法规定的死缓制度作了修改，进一步体现了限制死刑的积极意义。但是，死缓的本质是什么，它究竟是不是一种缓刑？本文通过对死缓制度规定在刑法第48条中本身存在的法理逻辑矛盾，重新诠释死缓是一种特殊的缓刑，并提出应将死缓制度规定到刑法“刑罚的具体运用”一节中的立法建议。
关键词：死缓 缓刑 逻辑矛盾
死缓制度简述
死缓是死刑缓期执行的简称，指的是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2年执行。根据刑法第48条第1款规定，适用死缓的条件是：（1）罪犯应当判处死刑。（2）不是必须立即执行。根据刑法第50条的规定，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在死缓期间或者期满之后，有三种处理结果：（1）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2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2）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2年期满以后，减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3）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
作为我国一项独特的死刑执行制度，死缓制度最初是作为我党的一项刑事政策发端于1951年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高潮中,适用对象是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损害国家利益未达到最严重程度，而又罪该处死的反革命分子。后来在党中央总结实施死缓政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死缓作为一项刑罚制度被正式规定在国家法令中，开始适用于罪该处死，但有悔改表现的严重的贪污、盗窃犯罪分子，并最终被1979年刑法典和1997年刑法典所确认并发展。
从最初的一项政策到被写进基本法律，死缓制度的良性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因而，长期以来，死缓制度都被视为我国贯彻“少杀慎杀”政策的重要举措。马克昌先生总结死缓制度的作用主要体现在：（1）死缓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少杀慎杀”政策的体现，是限制死刑执行的有力措施。它严格地控制了被执行死刑的人数，使因犯罪被处死的人数减少到最低程度。（2）死缓有利于集中力量打击最严重的犯罪分子，分化犯罪分子，是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刑罚制度。（3）死缓鼓励罪犯悔罪自新，有利于死缓罪犯加强改造，争取成为自食其力，有益社会的新人。（4）死缓符合世界限制适用死刑的趋势， 表现了我国刑罚的特点，在国际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1]
尽管如此，深入到刑法学和刑罚学理论的实质，我们便会发现，死缓制度本身在法理逻辑方面的矛盾则清晰地凸显出来，死缓制度本质属性仍需明晰地确认。
死缓与死刑的法理关系
死刑，又称生命刑，是指刑法规定的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是最为严厉的一种刑罚方法，而死缓普遍被认为是死刑的一种执行制度。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死刑只使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2年执行。”可以看出，死刑是上位阶概念，死缓是死刑的下位阶概念。很显然，死缓是必须依附于死刑而存在的，作为上位阶概念的死刑当然能囊括下位阶概念死缓的本质与特性。同样地，作为下位阶概念的死缓通常情况下的表现应与其上位阶概念死刑的内涵保持一致。对设置死缓其限制死刑、体现人道主义的立法宗旨是理所当然应该肯定的，但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此种设置在某种程度上使死缓完全丧失了其所依附的母刑——死刑的性质和特征。因为，死缓制度实际上成了死刑一般情况下不执行状态。[2]一方面，死缓因为其“缓而不死”的现状成了一些罪该处死的犯罪分子的救命稻草。因为，在司法实践中，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2年期满以后，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得到了减刑。真正抗拒改造被执行死刑是极个别的。”[3] 从理论上讲，一个被判处死缓的罪犯，通过减刑、假释等程序，最低只需服刑满12年，就可能出狱。这还不排除个别罪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服刑不满12年就能出狱的现象。绰号叫“虎豹”的大连黑社会老大邹显卫被判死缓后，通过各种手段弄了个保外就医，最后又造成血案的教训是不容忘记的；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这一制度严重地被畸形运用，事实上被作为死刑和无期徒刑之间的又一种刑罚方法来适用，对于审理一些罪该处死又存有疑点案件的法官的挡箭牌，给自己留有后路可退。辽宁营口水泥厂职工李化伟，曾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缓。李被指控杀害身怀六甲的妻子，手段残忍，情节恶劣，社会影响很大。之所以要缓，据判决法院的主管副院长说：“这个案子还有‘翘脚’的地方”，即指还有未查清或未落实的问题。云南昆明市戒毒所警员杜培武，也曾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缓。被害者系当地公安人员，一为副局长，一为女警员，案件震惊全省。此种杀人凶手，之所以被“缓”，据报道，是因为终审法院认为此案扑朔迷离，疑点难释。[4] 死刑和死缓本身规定的不衔接很大程度上造成有悖法律公正现象的产生，因此，从立法上梳清死缓的实质就显得十分必要。
另外，通过对刑法总则“刑罚”一章进行体系分析，可以看出，正因为死缓制度被规定于刑法总则“刑罚”一章中，死缓才显得名不副实。按照体系解释法律的方法理论来讲，法律是由许多概念、原则、制度所构成的，但这许多概念、原则、制度绝不是任意的、杂乱无章的堆砌，而是依一定的逻辑关系构成的完整体系，各个法律条文在法律上的位置及其与前后相关条文之间，均有某种逻辑关系存在。法律内部的编、章、节、条、项也都存有一定的逻辑关系。这种逻辑关系就是我们解释法律条文的根据。因此，我们在分析、解释某个法律条文时，不能不考虑该条文在法律上的位置及其与前后相关条文之间的逻辑关系。[5]通过刑法总则第三章第一节的规定可以明确知道，死缓并不是独立的刑种。而刑法总则“刑罚”一章共有8节，死缓被规定于第五节“死刑”中，其前四节后三节都是有关刑罚种类规定的，而死缓又不是刑种的一类，它仅仅是死刑的一种执行制度，这又是理论界早已达成的共识。可见，刑法第四十八条对死缓的规定在某种层面上讲，实际上造成了死缓制度与死刑在法理逻辑上的矛盾以及实践中死缓制度的名与实的分离，所以，我们在肯定死缓在限制死刑并最终成为废除死刑的过渡的同时，不能不怀疑这一制度设置于此的合理性。
死缓是一种缓刑
死缓是不是一种缓刑？这个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死缓制度创立开始，理论界的争论一直都很激烈。在讨论这个问题前，让我们来看一下究竟什么是缓刑。
一般认为，缓刑渊源于英国十四、五世纪普通法中的“恩赐牧师”和“具结保释”制度。“恩赐牧师”是指中世纪教会法庭对犯罪的牧师、神职人员在某种情况下给予免予受审和惩罚的恩遇。“具结保释”则指为了不致被告在审判前受过长时间的羁押，由被告人或第三人作出随时到庭受审的保证而予以释放。上述两种制度虽然与现代意义的环行制度仍有本质上的差别，但因为他们毕竟包含了与缓刑制度相类似的因素，因而被认为是缓刑的前身。现代缓刑制度的诞生要归功于被誉为“现代缓刑之父”的美国人约翰•奥古斯塔的缓刑实践。1841年，为救助一名酗酒犯，在法院的同意下，奥古斯塔得以为这名酗酒犯保释，并帮助他在狱外改过自新并取得成功。此后，他持续了18年这种工作，收到了令人信服的功效，并最终导致了1870年最先被适用的现代意义的缓刑制度——波士顿《缓刑法》的诞生，当时该法规定只适用于少年犯罪。1878年，美国马萨诸塞州颁布了《保护观察法》，把缓刑制度的适用对象由少年犯扩大到一般罪犯。1889年在布鲁塞尔国际刑法学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将缓刑作为适用于一切犯罪的刑罚制度予以推广。时至今日，缓刑已成为世界性的刑罚制度。
由于各国缓刑措施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状况的不同，各国缓刑的历史沿革都有其特定的内容和特点，因而缓刑制度有两类，即暂缓宣告制和暂缓执行制。暂缓宣告制指对于特定的犯罪人判处有罪，但暂缓宣告，经过一定期间的保护管束考验，如果没有发生取消缓刑的特定事由，则不再作有罪宣告；但如果在上述期间内，犯罪人有犯他罪或违反缓刑宣告条件时，前后各罪一并宣告执行。暂缓执行制则指对于特定犯罪人，作有罪宣告，但暂缓执行所判刑罚，经过一定期间的保护管束考验，如果没有发生取消缓刑的特定事由，则不再执行原判刑罚；但如果在该期间内重新犯罪或违反缓刑执行条件时，则根据具体情况撤消缓刑执行刑罚或与前罪并罚。
我们通常所说的缓刑指的就是暂缓执行之缓刑，即对于被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分子，在一定期限内附条件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刑罚制度。其特点是在判刑的同时宣告暂不执行，但在一定时间内保留执行的可能性。如果遵守一定条件，一定期限以后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如果违反一定条件原判刑罚仍须执行。这是缓刑最本质的特性，也是本文立论的关于缓刑概念的基点所在。
现在，让我们回到关于死缓是不是一种缓刑的争论上来。以高铭暄教授为代表的一种观点认为，死缓不是一种缓刑。论者主要从死缓与缓刑两者的不同之处进行论证：（1）适用的对象不同；（2）考验场所不同；（3）考验的期限不同；（4）法律的后果不同；（5）执行原判刑罚的条件不同；（6）两者要解决的问题不同；（7）判处机关不同；（8）附加刑适用不同。[6]基于上述死缓与缓刑的各种区别，他们认为死缓与缓刑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
正如前文所提，主张死缓不是一种缓刑的一方主要是立足于死缓与缓刑诸多所谓的不同之处。孰不知正因为从二者的区别出发，才显得其理由是多么的立不住脚。仔细推敲，其区别都是表象的，而非本质的不同。很显然，诸位学者并没有从缓刑的实质特征出发定义缓刑制度，而是对其作了限缩解释，单指我国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的“对于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从已有的规定死缓不太合乎逻辑的刑法条文出发，当然得出的答案是如此了。如果这样，那么反其道而行之，同样立足于对缓刑的限缩解释，来比较一下死缓和缓刑在某些本质上的相似之处，我们也可发现：（1）二者都是先不执行原宣告的刑罚，尽管在刑种和刑罚程度上有所差异，但却不是根本区别。这也是缓刑的一个本质属性。（2）二者都设定了一定的考验期和条件，固然，对死缓犯的考验期限，依照刑法规定为2年，且固定不变；而缓刑则视原判刑罚是有期徒刑或拘役而有所不同，且有最上限和最下限，二者似是有所不同。但是仔细衡量，这其实并非二者的本质区别，因为从刑法第七十三条可知，缓刑的考验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法定且相对固定的。（3）二者在考验期内都保留着原判刑罚执行的可能性。（4）二者的适用对象其实是相同的，都是不同程度地触犯了我国现行刑法而已被宣判一定刑罚的犯罪分子。（5）同样，被判处有期徒刑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同时被并处了附加刑，附加刑也仍是要执行的，而不会因为缓刑而免除。等等。所以，所谓“适用的对象不同”、“考验场所不同”等理由皆因为其立论基础的偏颇而使得其结论自然是难以成立。缓刑制度是刑罚运用过程中的一项制度，因而离不开具体刑种的适用，不同的刑种由于本身就具有各不相同的内在要求，在适用缓刑时也就必然要呈现出不同的外在特点。这不仅是刑罚学本身发展的结果，更是刑事执行实践的结果。
到此，笔者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了，即认为死缓也是一种缓刑。我们先从死缓制度有关历史文件及其立法原意着手。1952年3月政务院公布的《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规定：“第二，对贪污分子的处理办法：三、刑事处分……及死刑，均得按情节轻重，宣告缓刑。”同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第5条规定：“犯贪污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从轻或减轻处刑，或缓刑……”而该条例第3条规定：“对于贪污犯最高处分，可以判处死刑。”可见，第5条所规定的“缓刑”是包括死刑在内的。1952年4月彭真同志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草案的说明》中也指出过：“关于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均得酌情予以缓刑。缓刑主要适用于坦白悔改或有立功表现的犯人。”从有关死缓制度形成的历史文件中可以看出，死缓当时是作为一种缓刑而被立法者采纳的。1951年10月18日中央法制委员会《关于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反革命罪犯案件中释义的解释》规定，死缓的处理原则和审核程序是：（1）判处死刑缓气二年执行的反革命罪犯，经过劳动改造，缓期满二年后……如果改造得好，确有具体表现，则“改判”无期徒刑，如果将来改造得更好，第二步还可以再减刑；1953年1月9日政务院在一批批复中指出，对于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反革命罪犯，（1）确有悔改的具体事实表现者，可改判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2）尚无悔改的具体事实表现，但也无拒绝改造的具体事实表现者，可改判无期徒刑，或十五年有期徒刑。（3）坚持反动立场，拒绝改造，有具体事实表现者，应依照具体情节按原判处以死刑，再缓期一年执行，或立即执行。（4）凡在缓刑期间仍进行反革命活动有据者，应不待其缓刑期满，即按原判处以死刑立即执行。而1958年5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规定：（2）在缓刑期间抗拒改造或另犯新罪，需要改处死刑立即执行时，高级人民法院仍然要报送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这些规定都从最大程度上对最终实际执行死刑进行了限制，可以看出，在当时立法者眼里，死缓基本上是一种免除了执行的死刑宣告刑而已。在笔者看来，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受了前苏联刑法学理论的影响。前苏联刑法学界关于缓刑的法律性质比较一致的观点是，缓刑是免刑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又与其他形式的免刑有一定区别，是有条件地免除刑罚或免服剥夺自由的刑罚。[7]这无疑可以成为最初的死缓制度本来就是作为一种缓刑而反映在我国的刑罚设置中的佐证。
当然，我们认为死缓是一种缓刑，并不是一定要把缓刑和死缓绝对地等同起来，说缓刑就是专指死缓，其次，并不是说如果死缓就是一种缓刑的话就一定要和现行的普通缓刑制度对等，这是不可能的，也是十分没有必要的。二者尽管都是缓刑制度的不同门类，但总是会有所差别的，而这种差别主要是由于所适用的刑种不同而产生的，并非是两种缓刑的本质属性不同。前文曾提及，通常所说的缓刑其实是指缓刑中的暂缓执行制度，即有条件地暂不执行原判刑罚，但保留执行原判刑罚的可能性；而死缓也是有条件地暂不执行死刑，但仍保留执行死刑的可能性。这种相同是本质上的相同，当然都是缓刑制度的实质。所以说，在死缓是有条件地暂不执行死刑这一点上，它与通常的缓刑是有条件地暂不执行原判刑罚是相同的。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缓刑制度应该是刑法学中刑罚适用论部分的一个基本概念，它并不依附于3年以下有期徒刑和拘役的适用而存在，它是相对独立的属概念；死缓与有期徒刑、拘役的缓刑同属于缓刑制度的一部分内容。随着刑罚学的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发展，将来还可能出现其他刑种的缓刑内容。”[8]
死缓的立法建议
早在死缓制度确立之初，个别学者就已经对死缓制度的立法作过探讨。卢蔚乾先生曾撰文指出：“死刑的缓刑也是属于缓刑之一种。”“死缓并不是一种刑名，而是对于判处死刑的缓期执行的一种方法，不必规定在刑种的死刑里，应该规定在缓刑那一节里。换句话说，就是将缓刑分作两种：（一）死刑的缓刑，（二）普通的缓刑，同在一节内分别规定。” [9]令卢蔚乾先生遗憾的是，无论是1979年刑法还是1997年刑法，死缓依然被规定在死刑一节中。然而，死缓既然是一种特殊的缓刑制度，那么，有关死缓制度被规定在刑法总则第三章“刑罚”中，尤其是规定在刑种的死刑里，显然是不科学的；并且，作为刑罚的一种特殊执行制度的具体适用程序被规定于第五十条、五十一条也是不合理的。因此，对现行刑法做一定程度上的修正是十分必要的。
鉴于笔者的学识及对死缓制度的理解，在此拟作如下建议：
（1）将刑法第四十八条改为（第1款）“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第2款）“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2）将刑法第四十八条原第1款的后半部分和第2款的后半部分拿出来单独成条，修改为（第1款）“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2年执行”；（第2款）“死刑缓期执行的，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后，规定到“缓刑”一节中，作为特殊缓刑即死刑缓刑存在；
（3）刑法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关于死缓后处理问题被规定在“刑罚”一章是明显缺乏操作性的，因此必须还将这二条移至“减刑”一节，与死缓制度共处于“刑罚的具体运用”一章，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死缓这一刑罚制度的严整性。
当然，笔者仅仅从力所能及的方面，粗略地提出死缓制度的有关立法完善，随着刑法学和刑罚学在实践中的进一步发展，必定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在实践中完善死缓制度本身将是有志于这一领域研究的学人的职责所在。
结束语
本文并不是要否定死缓制度已经体现的限制死刑的立法善意，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阐释死缓制度，进而揭示出死缓制度的真实本质，以达到更加科学地认识死缓，运用死缓的目的。当今世界对于死刑这一最严厉的刑罚，多数是持限制和减少适用态度的。而当前我国也正向废除死刑迈进，因此，科学地认识和运用死缓这一我国独创的死刑执行制度，在实践中减少死刑立即执行的情况，逐步增加死缓的适用，由此过渡到死刑的名存实亡，直至最终消灭，是有可能的。这也是我国死缓制度的魅力所在。
注释：
[1] 马克昌：《论死刑缓期执行》，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2期
[2] 傅义、周林：《死缓制度的法理探疑》，载《当代法学》2002年第1期
[3] 高铭暄主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5页
[4] 冯日乾：《“缓”解》，载《中国青年报》2001年10月6日
[5] 梁慧星：《裁判的方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
[6] 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47页；余淦才：《论“死缓”》，载《安徽大学学报》（社哲版）1986年第4期；勾承力：《死刑缓期执行与一般缓刑的区别》，载《中国法制报》1982年9月3日；何毓庚：《死缓和缓刑》，载《光明日报》1981年5月29日
[7] 参见缪树权：《缓刑制度的理论与实践》，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
[8] 王忠毅：《我国死缓制度的法律性质初探》，载《法学研究》1991年第5期
[9] 卢蔚乾：《死刑的缓刑问题》，载《政法研究》1956年第6期
A New Probe into the Nature of the Stay of Execution ¬¬
——From the Jurisprudence Logical Contradiction in the Institution Itself
Yang-Yong
(Law School of XiangTan University,HuNan 411105)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包头市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
包府办发〔2007〕80号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稀土高新区管委会，市直各部门、单位，中直、区直企事业单位：
《包头市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包头市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及依据
为了维护全市金融和社会稳定，保障我市经济安全，加强对金融突发事件处理的综合指挥能力，提高紧急救助反应速度和协调水平，确保迅速、科学、有效地处理金融突发事件，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给人民群众正常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规范全市金融市场突发事件的发现、报告和处置程序，明确各有关部门及金融市场主体在突发事件中的职责和作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结合包头市实际，制定本预案。
1.2 工作原则
1.2.1 处置金融业突发事件，要结合包头市市情和金融业的特点，坚持统一指挥、协调配合，及时通报、果断处理，明确责任、属地负责、执法严格、稳妥缜密的原则。
1.2.2 处置金融业突发事件，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机构要统一认识，顾全大局，科学决策，依法处置；要按照自身的权限和职责各司其职，服从指挥调度。
1.2.3 处置金融业突发事件，要保守国家秘密，对于涉及机秘以上的事项必须严格遵守相关保密法律法规，不得泄漏。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处置具有影响我市经济社会秩序稳定或影响我市经济社会秩序稳定的突发金融事件。具体包括因大规模非法集资、非法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非法开办银行业金融业务以及金融机构因违法违规经营而引发的金融突发事件；金融挤兑，即在1日或几日内突然有大量存款人到商业银行或农村信用社提款并影响到金融秩序稳定；群众到金融机构上访、请愿、静坐、示威甚至冲击围攻金融场所的事件；发生金融抢劫事件、各类金融诈骗、金融机构人员逃逸等与金融机构工作和金融从业人员有关的刑事、治安案件和事故；发生技术故障和盗窃、出卖、泄漏或丢失涉密资料，可能影响金融稳定，造成经济秩序混乱的事件；金融机构被托管、重组或倒闭，可能引发地区性金融突发事件；自然灾害对我市金融工作和员工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影响的；其它重大金融事件。
本预案所称金融业包括在我市境内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以及政策性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经证券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的证券期货交易所、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期货投资咨询机构；经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经营保险产品的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机构。
2 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
2.1 包头市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
金融突发事件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处置突发事件需要多部门的通力合作。根据工作需要，成立包头市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市领导小组），下设包头市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市领导小组办公室）。
2.1.1 组织机构体系框架（市领导小组与金融安全应急指挥部一体）
指 挥 长：王 波（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执行指挥长：许文生（市商务局局长、金融办主任）
姜希琼（人民银行包头中心支行行长）
副 指 挥 长： 池 勇（包头银监分局局长）
李 祯（市商务局副局长、金融办副主任）
于长川(市国资委副主任)
温涌祥(包头市保险行业协会秘书长)
成员单位： 中国人民银行包头市中心支行、包头银监分局、市推进企业股票上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包头市保险行业协会、市财政局、市地方税务局、市人民检察院、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公安局、市审计局。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金融办，负责处理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许文生兼任。
各成员单位要设立相应的金融突发事件信息联络办公室，并指定1至2名联络员负责有关联络事宜。
2.1.2 包头市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主要职责
（1）贯彻落实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金融安全政策，协调解决由于金融突发事件引发的社会稳定问题，统一领导和指挥包头市金融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2）及时监控和预警包头市金融机构存在的风险，制定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各项政策措施，决定启动、终止本预案；
（3）指挥、协调各部门和机构采取应急措施，确保各成员单位的行动一致，共同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4）对突发事件的产生原因、事态发展及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并及时上报国家有关部门；
（5）制定应急措施，评价其可行性，分析应急方案实施后可能产生的结果；
（6）加强对新闻单位宣传报导金融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及时、谨慎、准确披露相关信息，向社会传递包头市人民政府维护金融稳定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信心和能力；
（7）做好事后分析、评价和总结工作，即评估突发事件给社会造成的影响和损失，总结应急措施是否及时、得当；
2.1.3 包头市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责
（1）金融业突发事件预案的拟订、修改和报送工作；
（2）接受、处理、上报、通报有关信息资料；
（3）金融突发事件预警系统的建立和维护，预警指标的设定和调整；
（4）收集、保管有关档案资料；
（5）组织协调有关工作；
（6）完成包头市领导小组交办的其它工作。
2.1.4 各有关部门的职责分工
（一）各级政府：负责组织召集本级应急领导小组会议，审定应急处置措施，评价其可行性，分析应急方案实施后可能产生的结果；组织协调本级政府部门、人民银行、金融监管部门、其它相关机构之间的工作衔接；加强对新闻单位宣传报导金融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及时、谨慎、准确披露相关信息，向社会传递人民政府维护金融稳定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信心和能力。
（二）人民法院：严格依法处理包头市各类金融案件，注意维护社会公众对金融机构的信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不得冻结、扣划金融机构在人民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和备付金，不得执行客户保证金，不得查封各类金融机构营业场所。
（三）公安机关：指导和监督包头市各类金融机构营业场所的安全防范工作，帮助提高各类金融机构安全保卫人员及其它业务人员的防盗、防抢、防骗的技能。在金融机构发生挤兑等紧急情况下，要及时采取措施保护金融机构及有关人员的安全，防止出现打、砸、抢事件。对冲击和打、砸、抢盗金融机构及散布谣言引发挤兑、冲击金融机构等恶性事件和其它金融风险的肇事人员，要依法严惩。
（四）人民银行：依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建立我市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密切监测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变化和金融业的整体风险，特别是对跨市场风险和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监测和分析，定期向包头市领导小组通报情况；制定防范金融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措施预案，落实金融风险救助措施；对突发事件的产生原因、事态发展及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并及时报告。
（五）包头银监分局：负责包头市银行业金融安全和风险防范的组织、指导、监管工作；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健全内控制度，强化内部管理，降低和控制各类风险；建立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和风险应对处理机制，及时识别、有效化解、控制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发现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严重影响银行业稳定的突发事件，要及时向包头市领导小组报告，并通过其对突发事件的处理情况。
（六）包头市保险行业协会：负责包头市保险业安全和风险防范地组织、指导、监管工作；督促保险业机构健全内控制度，强化内部管理，降低和控制各类风险；建立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和风险应对处理，降低和控制各类风险；建立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和风险应对处理机制，及时识别，有效化解、控制保险业机构经营风险；发现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严重影响保险业稳定的突发事件，要及时向包头市领导小组报告，并通报其对突发事件的处理情况。
（七）包头市推进企业股票上市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包头市证券业安全和风险防范的组织、指导、监管工作；监督证券机构健全内控制度，强化内部管理，降低和控制各类风险；建立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和风险应对处理机制，及时识别、有效化解、控制证券机构经营风险；发现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严重影响证券业稳定的突发事件，要及时向包头市领导小组反映，并通报其对突发事件的处理情况。
（八）各金融机构：各金融机构应当在其内部建立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针对不同原因导致的突发事件制定应急预案，与内部领导小组成员名单一并报包头市金融工作办公室备案；要在包头市领导小组和监管机构的指导和监督下，切实加强内部控制，完善各方面管理制度，建立并完善风险防范预警系统和风险应对处理机制，保证本级及所辖各分支机构的安全运行，切实有效地防范和化解经营风险；及时向人民银行、银监分局提供真实、准确的金融风险数据和资料；发生金融突发事件时，要于接报后4小时内、事发后24小时内将有关情况向包头市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并随时关注事态发展，及时报送后续情况。
（九）各新闻媒体：要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和实事求实的原则，把握好金融宣传的舆论导向；要认真听取包头市领导小组对于金融宣传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防止不恰当、不准确的新闻宣传和过多的负面渲染对金融和社会稳定带来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关于金融风险问题、金融机构反面典型事例和假币案件等新闻稿件，要慎重处理。
3 预防预警
3.1 金融突发事件的预警和防范机制
3.1.1 建立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例会和金融稳定联席办公会议制度。
市领导小组至少每半年召开一次会议，研究解决金融突发事件中遇到的问题，总结应急处置的经验与教训。市政府与人民银行、银监分局、各金融机构建立金融稳定联席办公会议制度，按季召开会议，沟通情况，交流监管经验；研究金融综合监管、金融风险预警和应对处理突发事件的具体措施，不断提升紧急救助反应速度和协调水平。
3.1.2 建立金融信息通报和联络制度
各成员单位金融突发事件信息联络办公室要及时了解本系统、本单位相关信息，并及时报送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市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处理各行业的信息，分类及时报送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信息定期通报、日常报告和突发事件特别报告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召开联络员会议，沟通有关情况，协调解决日常工作中的信息传递等问题。出现金融突发事件时，各成员单位要建立联络员24小时联络制度。
3.1.3 建立风险预警监测指标和警示制度
相关成员单位要设置有重点、分层次的量化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建立全市金融系统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加强对本辖区的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以及跨行业的金融风险监测，尤其要加大对可能引发系统性或区域性金融风险的不稳定因素的监测力度；由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全面收集、处理有关信息，进行风险识别、分析、评估，并定期公布；建立金融风险警示信息传导渠道，及时向金融机构、金融监管部门和市政府通报经济金融运行中潜在的风险，以遏制风险扩散。
4 应急响应
事发金融机构启动本机构预案自救，同时上报市金融工作办公室；市金融工作办公室启动本级应急处置预案，并立即上报自治区人民政府。
5 处置与救助措施
5.1 建立突发事件快速报告制度。
发生重大、突发经济金融案件的单位，要于接报后4小时内、事发后24小时内将有关情况以快报和专题形式向市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并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及时报送后续情况；市领导小组办公室立即启动突发事件特别报告制度，向市领导小组报告突发事件有关情况；市领导小组对重大事项报告进行核实后，及时沟通、协调成员单位；成员单位要迅速启动本预案，按预案所确定的责任分工迅速采取行动，控制事态发展，并在第一时间报送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上级机构。同时建立重大突发事件的报告问责制，对违反规定，迟报、漏报、瞒报、误报重大事件造成严重后果的直接责任人和相关负责人，将按规定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还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2 适时采取紧急救助措施
当金融机构出现突发性金融事件，导致支付困难时，可以采取包括清收债权、组织存款、系统内调度资金、同业拆借、资产变现等多渠道调剂资金自救，向人民银行申请批准动用法定存款准备金，对存款人进行风险补偿，向中央银行申请紧急贷款，申请财政性救助等措施。
5.3 建立新闻报导和保密制度
定期或不定期报导金融业的改革、创新、发展的最新动态、金融形势。发布金融突发事件有关情况，要认真听取市领导小组对于金融宣传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严格执行保密制度，防止不恰当、不准确的新闻宣传和过多的负面渲染对金融和社会稳定带来的不利影响。
5.4 做好突发事件的善后处理工作
认真做好舆论引导工作，防止媒体片面炒作，耐心做好政策的宣传解释、说服劝导工作，使投资者能真正了解、理解政策意图，以恢复正常的金融市场交易活动和投资者的信息；做好突发事件的起因、事态发展、应急措施的启动及其效果等处理过程的经验总结和教训工作，切实防止事态出现反复；做好突发事件发生过程中各类信息的收集、整理、统计分析工作；以突发事件的处理为契机完善相关的制度、规则和监管机制。
6 附则
6.1 本预案由包头市金融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
6.2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从死缓规定本身的法理逻辑矛盾谈起
内容摘要：新刑法对原刑法规定的死缓制度作了修改，进一步体现了限制死刑的积极意义。但是，死缓的本质是什么，它究竟是不是一种缓刑？本文通过对死缓制度规定在刑法第48条中本身存在的法理逻辑矛盾，重新诠释死缓是一种特殊的缓刑，并提出应将死缓制度规定到刑法“刑罚的具体运用”一节中的立法建议。
关键词：死缓 缓刑 逻辑矛盾
死缓制度简述
死缓是死刑缓期执行的简称，指的是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2年执行。根据刑法第48条第1款规定，适用死缓的条件是：（1）罪犯应当判处死刑。（2）不是必须立即执行。根据刑法第50条的规定，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在死缓期间或者期满之后，有三种处理结果：（1）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2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2）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2年期满以后，减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3）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
作为我国一项独特的死刑执行制度，死缓制度最初是作为我党的一项刑事政策发端于1951年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高潮中,适用对象是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损害国家利益未达到最严重程度，而又罪该处死的反革命分子。后来在党中央总结实施死缓政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死缓作为一项刑罚制度被正式规定在国家法令中，开始适用于罪该处死，但有悔改表现的严重的贪污、盗窃犯罪分子，并最终被1979年刑法典和1997年刑法典所确认并发展。
从最初的一项政策到被写进基本法律，死缓制度的良性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因而，长期以来，死缓制度都被视为我国贯彻“少杀慎杀”政策的重要举措。马克昌先生总结死缓制度的作用主要体现在：（1）死缓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少杀慎杀”政策的体现，是限制死刑执行的有力措施。它严格地控制了被执行死刑的人数，使因犯罪被处死的人数减少到最低程度。（2）死缓有利于集中力量打击最严重的犯罪分子，分化犯罪分子，是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刑罚制度。（3）死缓鼓励罪犯悔罪自新，有利于死缓罪犯加强改造，争取成为自食其力，有益社会的新人。（4）死缓符合世界限制适用死刑的趋势， 表现了我国刑罚的特点，在国际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1]
尽管如此，深入到刑法学和刑罚学理论的实质，我们便会发现，死缓制度本身在法理逻辑方面的矛盾则清晰地凸显出来，死缓制度本质属性仍需明晰地确认。
死缓与死刑的法理关系
死刑，又称生命刑，是指刑法规定的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是最为严厉的一种刑罚方法，而死缓普遍被认为是死刑的一种执行制度。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死刑只使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2年执行。”可以看出，死刑是上位阶概念，死缓是死刑的下位阶概念。很显然，死缓是必须依附于死刑而存在的，作为上位阶概念的死刑当然能囊括下位阶概念死缓的本质与特性。同样地，作为下位阶概念的死缓通常情况下的表现应与其上位阶概念死刑的内涵保持一致。对设置死缓其限制死刑、体现人道主义的立法宗旨是理所当然应该肯定的，但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此种设置在某种程度上使死缓完全丧失了其所依附的母刑——死刑的性质和特征。因为，死缓制度实际上成了死刑一般情况下不执行状态。[2]一方面，死缓因为其“缓而不死”的现状成了一些罪该处死的犯罪分子的救命稻草。因为，在司法实践中，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2年期满以后，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得到了减刑。真正抗拒改造被执行死刑是极个别的。”[3] 从理论上讲，一个被判处死缓的罪犯，通过减刑、假释等程序，最低只需服刑满12年，就可能出狱。这还不排除个别罪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服刑不满12年就能出狱的现象。绰号叫“虎豹”的大连黑社会老大邹显卫被判死缓后，通过各种手段弄了个保外就医，最后又造成血案的教训是不容忘记的；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这一制度严重地被畸形运用，事实上被作为死刑和无期徒刑之间的又一种刑罚方法来适用，对于审理一些罪该处死又存有疑点案件的法官的挡箭牌，给自己留有后路可退。辽宁营口水泥厂职工李化伟，曾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缓。李被指控杀害身怀六甲的妻子，手段残忍，情节恶劣，社会影响很大。之所以要缓，据判决法院的主管副院长说：“这个案子还有‘翘脚’的地方”，即指还有未查清或未落实的问题。云南昆明市戒毒所警员杜培武，也曾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缓。被害者系当地公安人员，一为副局长，一为女警员，案件震惊全省。此种杀人凶手，之所以被“缓”，据报道，是因为终审法院认为此案扑朔迷离，疑点难释。[4] 死刑和死缓本身规定的不衔接很大程度上造成有悖法律公正现象的产生，因此，从立法上梳清死缓的实质就显得十分必要。
另外，通过对刑法总则“刑罚”一章进行体系分析，可以看出，正因为死缓制度被规定于刑法总则“刑罚”一章中，死缓才显得名不副实。按照体系解释法律的方法理论来讲，法律是由许多概念、原则、制度所构成的，但这许多概念、原则、制度绝不是任意的、杂乱无章的堆砌，而是依一定的逻辑关系构成的完整体系，各个法律条文在法律上的位置及其与前后相关条文之间，均有某种逻辑关系存在。法律内部的编、章、节、条、项也都存有一定的逻辑关系。这种逻辑关系就是我们解释法律条文的根据。因此，我们在分析、解释某个法律条文时，不能不考虑该条文在法律上的位置及其与前后相关条文之间的逻辑关系。[5]通过刑法总则第三章第一节的规定可以明确知道，死缓并不是独立的刑种。而刑法总则“刑罚”一章共有8节，死缓被规定于第五节“死刑”中，其前四节后三节都是有关刑罚种类规定的，而死缓又不是刑种的一类，它仅仅是死刑的一种执行制度，这又是理论界早已达成的共识。可见，刑法第四十八条对死缓的规定在某种层面上讲，实际上造成了死缓制度与死刑在法理逻辑上的矛盾以及实践中死缓制度的名与实的分离，所以，我们在肯定死缓在限制死刑并最终成为废除死刑的过渡的同时，不能不怀疑这一制度设置于此的合理性。
死缓是一种缓刑
死缓是不是一种缓刑？这个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死缓制度创立开始，理论界的争论一直都很激烈。在讨论这个问题前，让我们来看一下究竟什么是缓刑。
一般认为，缓刑渊源于英国十四、五世纪普通法中的“恩赐牧师”和“具结保释”制度。“恩赐牧师”是指中世纪教会法庭对犯罪的牧师、神职人员在某种情况下给予免予受审和惩罚的恩遇。“具结保释”则指为了不致被告在审判前受过长时间的羁押，由被告人或第三人作出随时到庭受审的保证而予以释放。上述两种制度虽然与现代意义的环行制度仍有本质上的差别，但因为他们毕竟包含了与缓刑制度相类似的因素，因而被认为是缓刑的前身。现代缓刑制度的诞生要归功于被誉为“现代缓刑之父”的美国人约翰•奥古斯塔的缓刑实践。1841年，为救助一名酗酒犯，在法院的同意下，奥古斯塔得以为这名酗酒犯保释，并帮助他在狱外改过自新并取得成功。此后，他持续了18年这种工作，收到了令人信服的功效，并最终导致了1870年最先被适用的现代意义的缓刑制度——波士顿《缓刑法》的诞生，当时该法规定只适用于少年犯罪。1878年，美国马萨诸塞州颁布了《保护观察法》，把缓刑制度的适用对象由少年犯扩大到一般罪犯。1889年在布鲁塞尔国际刑法学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将缓刑作为适用于一切犯罪的刑罚制度予以推广。时至今日，缓刑已成为世界性的刑罚制度。
由于各国缓刑措施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状况的不同，各国缓刑的历史沿革都有其特定的内容和特点，因而缓刑制度有两类，即暂缓宣告制和暂缓执行制。暂缓宣告制指对于特定的犯罪人判处有罪，但暂缓宣告，经过一定期间的保护管束考验，如果没有发生取消缓刑的特定事由，则不再作有罪宣告；但如果在上述期间内，犯罪人有犯他罪或违反缓刑宣告条件时，前后各罪一并宣告执行。暂缓执行制则指对于特定犯罪人，作有罪宣告，但暂缓执行所判刑罚，经过一定期间的保护管束考验，如果没有发生取消缓刑的特定事由，则不再执行原判刑罚；但如果在该期间内重新犯罪或违反缓刑执行条件时，则根据具体情况撤消缓刑执行刑罚或与前罪并罚。
我们通常所说的缓刑指的就是暂缓执行之缓刑，即对于被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分子，在一定期限内附条件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刑罚制度。其特点是在判刑的同时宣告暂不执行，但在一定时间内保留执行的可能性。如果遵守一定条件，一定期限以后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如果违反一定条件原判刑罚仍须执行。这是缓刑最本质的特性，也是本文立论的关于缓刑概念的基点所在。
现在，让我们回到关于死缓是不是一种缓刑的争论上来。以高铭暄教授为代表的一种观点认为，死缓不是一种缓刑。论者主要从死缓与缓刑两者的不同之处进行论证：（1）适用的对象不同；（2）考验场所不同；（3）考验的期限不同；（4）法律的后果不同；（5）执行原判刑罚的条件不同；（6）两者要解决的问题不同；（7）判处机关不同；（8）附加刑适用不同。[6]基于上述死缓与缓刑的各种区别，他们认为死缓与缓刑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
正如前文所提，主张死缓不是一种缓刑的一方主要是立足于死缓与缓刑诸多所谓的不同之处。孰不知正因为从二者的区别出发，才显得其理由是多么的立不住脚。仔细推敲，其区别都是表象的，而非本质的不同。很显然，诸位学者并没有从缓刑的实质特征出发定义缓刑制度，而是对其作了限缩解释，单指我国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的“对于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从已有的规定死缓不太合乎逻辑的刑法条文出发，当然得出的答案是如此了。如果这样，那么反其道而行之，同样立足于对缓刑的限缩解释，来比较一下死缓和缓刑在某些本质上的相似之处，我们也可发现：（1）二者都是先不执行原宣告的刑罚，尽管在刑种和刑罚程度上有所差异，但却不是根本区别。这也是缓刑的一个本质属性。（2）二者都设定了一定的考验期和条件，固然，对死缓犯的考验期限，依照刑法规定为2年，且固定不变；而缓刑则视原判刑罚是有期徒刑或拘役而有所不同，且有最上限和最下限，二者似是有所不同。但是仔细衡量，这其实并非二者的本质区别，因为从刑法第七十三条可知，缓刑的考验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法定且相对固定的。（3）二者在考验期内都保留着原判刑罚执行的可能性。（4）二者的适用对象其实是相同的，都是不同程度地触犯了我国现行刑法而已被宣判一定刑罚的犯罪分子。（5）同样，被判处有期徒刑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同时被并处了附加刑，附加刑也仍是要执行的，而不会因为缓刑而免除。等等。所以，所谓“适用的对象不同”、“考验场所不同”等理由皆因为其立论基础的偏颇而使得其结论自然是难以成立。缓刑制度是刑罚运用过程中的一项制度，因而离不开具体刑种的适用，不同的刑种由于本身就具有各不相同的内在要求，在适用缓刑时也就必然要呈现出不同的外在特点。这不仅是刑罚学本身发展的结果，更是刑事执行实践的结果。
到此，笔者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了，即认为死缓也是一种缓刑。我们先从死缓制度有关历史文件及其立法原意着手。1952年3月政务院公布的《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规定：“第二，对贪污分子的处理办法：三、刑事处分……及死刑，均得按情节轻重，宣告缓刑。”同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第5条规定：“犯贪污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从轻或减轻处刑，或缓刑……”而该条例第3条规定：“对于贪污犯最高处分，可以判处死刑。”可见，第5条所规定的“缓刑”是包括死刑在内的。1952年4月彭真同志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草案的说明》中也指出过：“关于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均得酌情予以缓刑。缓刑主要适用于坦白悔改或有立功表现的犯人。”从有关死缓制度形成的历史文件中可以看出，死缓当时是作为一种缓刑而被立法者采纳的。1951年10月18日中央法制委员会《关于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反革命罪犯案件中释义的解释》规定，死缓的处理原则和审核程序是：（1）判处死刑缓气二年执行的反革命罪犯，经过劳动改造，缓期满二年后……如果改造得好，确有具体表现，则“改判”无期徒刑，如果将来改造得更好，第二步还可以再减刑；1953年1月9日政务院在一批批复中指出，对于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反革命罪犯，（1）确有悔改的具体事实表现者，可改判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2）尚无悔改的具体事实表现，但也无拒绝改造的具体事实表现者，可改判无期徒刑，或十五年有期徒刑。（3）坚持反动立场，拒绝改造，有具体事实表现者，应依照具体情节按原判处以死刑，再缓期一年执行，或立即执行。（4）凡在缓刑期间仍进行反革命活动有据者，应不待其缓刑期满，即按原判处以死刑立即执行。而1958年5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规定：（2）在缓刑期间抗拒改造或另犯新罪，需要改处死刑立即执行时，高级人民法院仍然要报送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这些规定都从最大程度上对最终实际执行死刑进行了限制，可以看出，在当时立法者眼里，死缓基本上是一种免除了执行的死刑宣告刑而已。在笔者看来，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受了前苏联刑法学理论的影响。前苏联刑法学界关于缓刑的法律性质比较一致的观点是，缓刑是免刑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又与其他形式的免刑有一定区别，是有条件地免除刑罚或免服剥夺自由的刑罚。[7]这无疑可以成为最初的死缓制度本来就是作为一种缓刑而反映在我国的刑罚设置中的佐证。
当然，我们认为死缓是一种缓刑，并不是一定要把缓刑和死缓绝对地等同起来，说缓刑就是专指死缓，其次，并不是说如果死缓就是一种缓刑的话就一定要和现行的普通缓刑制度对等，这是不可能的，也是十分没有必要的。二者尽管都是缓刑制度的不同门类，但总是会有所差别的，而这种差别主要是由于所适用的刑种不同而产生的，并非是两种缓刑的本质属性不同。前文曾提及，通常所说的缓刑其实是指缓刑中的暂缓执行制度，即有条件地暂不执行原判刑罚，但保留执行原判刑罚的可能性；而死缓也是有条件地暂不执行死刑，但仍保留执行死刑的可能性。这种相同是本质上的相同，当然都是缓刑制度的实质。所以说，在死缓是有条件地暂不执行死刑这一点上，它与通常的缓刑是有条件地暂不执行原判刑罚是相同的。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缓刑制度应该是刑法学中刑罚适用论部分的一个基本概念，它并不依附于3年以下有期徒刑和拘役的适用而存在，它是相对独立的属概念；死缓与有期徒刑、拘役的缓刑同属于缓刑制度的一部分内容。随着刑罚学的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发展，将来还可能出现其他刑种的缓刑内容。”[8]
死缓的立法建议
早在死缓制度确立之初，个别学者就已经对死缓制度的立法作过探讨。卢蔚乾先生曾撰文指出：“死刑的缓刑也是属于缓刑之一种。”“死缓并不是一种刑名，而是对于判处死刑的缓期执行的一种方法，不必规定在刑种的死刑里，应该规定在缓刑那一节里。换句话说，就是将缓刑分作两种：（一）死刑的缓刑，（二）普通的缓刑，同在一节内分别规定。” [9]令卢蔚乾先生遗憾的是，无论是1979年刑法还是1997年刑法，死缓依然被规定在死刑一节中。然而，死缓既然是一种特殊的缓刑制度，那么，有关死缓制度被规定在刑法总则第三章“刑罚”中，尤其是规定在刑种的死刑里，显然是不科学的；并且，作为刑罚的一种特殊执行制度的具体适用程序被规定于第五十条、五十一条也是不合理的。因此，对现行刑法做一定程度上的修正是十分必要的。
鉴于笔者的学识及对死缓制度的理解，在此拟作如下建议：
（1）将刑法第四十八条改为（第1款）“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第2款）“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2）将刑法第四十八条原第1款的后半部分和第2款的后半部分拿出来单独成条，修改为（第1款）“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2年执行”；（第2款）“死刑缓期执行的，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后，规定到“缓刑”一节中，作为特殊缓刑即死刑缓刑存在；
（3）刑法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关于死缓后处理问题被规定在“刑罚”一章是明显缺乏操作性的，因此必须还将这二条移至“减刑”一节，与死缓制度共处于“刑罚的具体运用”一章，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死缓这一刑罚制度的严整性。
当然，笔者仅仅从力所能及的方面，粗略地提出死缓制度的有关立法完善，随着刑法学和刑罚学在实践中的进一步发展，必定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在实践中完善死缓制度本身将是有志于这一领域研究的学人的职责所在。
结束语
本文并不是要否定死缓制度已经体现的限制死刑的立法善意，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阐释死缓制度，进而揭示出死缓制度的真实本质，以达到更加科学地认识死缓，运用死缓的目的。当今世界对于死刑这一最严厉的刑罚，多数是持限制和减少适用态度的。而当前我国也正向废除死刑迈进，因此，科学地认识和运用死缓这一我国独创的死刑执行制度，在实践中减少死刑立即执行的情况，逐步增加死缓的适用，由此过渡到死刑的名存实亡，直至最终消灭，是有可能的。这也是我国死缓制度的魅力所在。
注释：
[1] 马克昌：《论死刑缓期执行》，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2期
[2] 傅义、周林：《死缓制度的法理探疑》，载《当代法学》2002年第1期
[3] 高铭暄主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5页
[4] 冯日乾：《“缓”解》，载《中国青年报》2001年10月6日
[5] 梁慧星：《裁判的方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
[6] 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47页；余淦才：《论“死缓”》，载《安徽大学学报》（社哲版）1986年第4期；勾承力：《死刑缓期执行与一般缓刑的区别》，载《中国法制报》1982年9月3日；何毓庚：《死缓和缓刑》，载《光明日报》1981年5月29日
[7] 参见缪树权：《缓刑制度的理论与实践》，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
[8] 王忠毅：《我国死缓制度的法律性质初探》，载《法学研究》1991年第5期
[9] 卢蔚乾：《死刑的缓刑问题》，载《政法研究》1956年第6期
A New Probe into the Nature of the Stay of Execution ¬¬
——From the Jurisprudence Logical Contradiction in the Institution Itself
Yang-Yong
(Law School of XiangTan University,HuNan 411105)
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包头市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
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包头市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
包府办发〔2007〕80号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稀土高新区管委会，市直各部门、单位，中直、区直企事业单位：
《包头市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包头市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及依据
为了维护全市金融和社会稳定，保障我市经济安全，加强对金融突发事件处理的综合指挥能力，提高紧急救助反应速度和协调水平，确保迅速、科学、有效地处理金融突发事件，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给人民群众正常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规范全市金融市场突发事件的发现、报告和处置程序，明确各有关部门及金融市场主体在突发事件中的职责和作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结合包头市实际，制定本预案。
1.2 工作原则
1.2.1 处置金融业突发事件，要结合包头市市情和金融业的特点，坚持统一指挥、协调配合，及时通报、果断处理，明确责任、属地负责、执法严格、稳妥缜密的原则。
1.2.2 处置金融业突发事件，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机构要统一认识，顾全大局，科学决策，依法处置；要按照自身的权限和职责各司其职，服从指挥调度。
1.2.3 处置金融业突发事件，要保守国家秘密，对于涉及机秘以上的事项必须严格遵守相关保密法律法规，不得泄漏。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处置具有影响我市经济社会秩序稳定或影响我市经济社会秩序稳定的突发金融事件。具体包括因大规模非法集资、非法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非法开办银行业金融业务以及金融机构因违法违规经营而引发的金融突发事件；金融挤兑，即在1日或几日内突然有大量存款人到商业银行或农村信用社提款并影响到金融秩序稳定；群众到金融机构上访、请愿、静坐、示威甚至冲击围攻金融场所的事件；发生金融抢劫事件、各类金融诈骗、金融机构人员逃逸等与金融机构工作和金融从业人员有关的刑事、治安案件和事故；发生技术故障和盗窃、出卖、泄漏或丢失涉密资料，可能影响金融稳定，造成经济秩序混乱的事件；金融机构被托管、重组或倒闭，可能引发地区性金融突发事件；自然灾害对我市金融工作和员工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影响的；其它重大金融事件。
本预案所称金融业包括在我市境内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以及政策性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经证券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的证券期货交易所、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期货投资咨询机构；经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经营保险产品的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机构。
2 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
2.1 包头市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
金融突发事件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处置突发事件需要多部门的通力合作。根据工作需要，成立包头市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市领导小组），下设包头市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市领导小组办公室）。
2.1.1 组织机构体系框架（市领导小组与金融安全应急指挥部一体）
指 挥 长：王 波（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执行指挥长：许文生（市商务局局长、金融办主任）
姜希琼（人民银行包头中心支行行长）
副 指 挥 长： 池 勇（包头银监分局局长）
李 祯（市商务局副局长、金融办副主任）
于长川(市国资委副主任)
温涌祥(包头市保险行业协会秘书长)
成员单位： 中国人民银行包头市中心支行、包头银监分局、市推进企业股票上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包头市保险行业协会、市财政局、市地方税务局、市人民检察院、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公安局、市审计局。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金融办，负责处理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许文生兼任。
各成员单位要设立相应的金融突发事件信息联络办公室，并指定1至2名联络员负责有关联络事宜。
2.1.2 包头市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主要职责
（1）贯彻落实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金融安全政策，协调解决由于金融突发事件引发的社会稳定问题，统一领导和指挥包头市金融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2）及时监控和预警包头市金融机构存在的风险，制定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各项政策措施，决定启动、终止本预案；
（3）指挥、协调各部门和机构采取应急措施，确保各成员单位的行动一致，共同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4）对突发事件的产生原因、事态发展及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并及时上报国家有关部门；
（5）制定应急措施，评价其可行性，分析应急方案实施后可能产生的结果；
（6）加强对新闻单位宣传报导金融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及时、谨慎、准确披露相关信息，向社会传递包头市人民政府维护金融稳定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信心和能力；
（7）做好事后分析、评价和总结工作，即评估突发事件给社会造成的影响和损失，总结应急措施是否及时、得当；
2.1.3 包头市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责
（1）金融业突发事件预案的拟订、修改和报送工作；
（2）接受、处理、上报、通报有关信息资料；
（3）金融突发事件预警系统的建立和维护，预警指标的设定和调整；
（4）收集、保管有关档案资料；
（5）组织协调有关工作；
（6）完成包头市领导小组交办的其它工作。
2.1.4 各有关部门的职责分工
（一）各级政府：负责组织召集本级应急领导小组会议，审定应急处置措施，评价其可行性，分析应急方案实施后可能产生的结果；组织协调本级政府部门、人民银行、金融监管部门、其它相关机构之间的工作衔接；加强对新闻单位宣传报导金融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及时、谨慎、准确披露相关信息，向社会传递人民政府维护金融稳定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信心和能力。
（二）人民法院：严格依法处理包头市各类金融案件，注意维护社会公众对金融机构的信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不得冻结、扣划金融机构在人民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和备付金，不得执行客户保证金，不得查封各类金融机构营业场所。
（三）公安机关：指导和监督包头市各类金融机构营业场所的安全防范工作，帮助提高各类金融机构安全保卫人员及其它业务人员的防盗、防抢、防骗的技能。在金融机构发生挤兑等紧急情况下，要及时采取措施保护金融机构及有关人员的安全，防止出现打、砸、抢事件。对冲击和打、砸、抢盗金融机构及散布谣言引发挤兑、冲击金融机构等恶性事件和其它金融风险的肇事人员，要依法严惩。
（四）人民银行：依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建立我市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密切监测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变化和金融业的整体风险，特别是对跨市场风险和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监测和分析，定期向包头市领导小组通报情况；制定防范金融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措施预案，落实金融风险救助措施；对突发事件的产生原因、事态发展及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并及时报告。
（五）包头银监分局：负责包头市银行业金融安全和风险防范的组织、指导、监管工作；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健全内控制度，强化内部管理，降低和控制各类风险；建立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和风险应对处理机制，及时识别、有效化解、控制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发现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严重影响银行业稳定的突发事件，要及时向包头市领导小组报告，并通过其对突发事件的处理情况。
（六）包头市保险行业协会：负责包头市保险业安全和风险防范地组织、指导、监管工作；督促保险业机构健全内控制度，强化内部管理，降低和控制各类风险；建立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和风险应对处理，降低和控制各类风险；建立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和风险应对处理机制，及时识别，有效化解、控制保险业机构经营风险；发现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严重影响保险业稳定的突发事件，要及时向包头市领导小组报告，并通报其对突发事件的处理情况。
（七）包头市推进企业股票上市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包头市证券业安全和风险防范的组织、指导、监管工作；监督证券机构健全内控制度，强化内部管理，降低和控制各类风险；建立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和风险应对处理机制，及时识别、有效化解、控制证券机构经营风险；发现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严重影响证券业稳定的突发事件，要及时向包头市领导小组反映，并通报其对突发事件的处理情况。
（八）各金融机构：各金融机构应当在其内部建立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针对不同原因导致的突发事件制定应急预案，与内部领导小组成员名单一并报包头市金融工作办公室备案；要在包头市领导小组和监管机构的指导和监督下，切实加强内部控制，完善各方面管理制度，建立并完善风险防范预警系统和风险应对处理机制，保证本级及所辖各分支机构的安全运行，切实有效地防范和化解经营风险；及时向人民银行、银监分局提供真实、准确的金融风险数据和资料；发生金融突发事件时，要于接报后4小时内、事发后24小时内将有关情况向包头市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并随时关注事态发展，及时报送后续情况。
（九）各新闻媒体：要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和实事求实的原则，把握好金融宣传的舆论导向；要认真听取包头市领导小组对于金融宣传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防止不恰当、不准确的新闻宣传和过多的负面渲染对金融和社会稳定带来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关于金融风险问题、金融机构反面典型事例和假币案件等新闻稿件，要慎重处理。
3 预防预警
3.1 金融突发事件的预警和防范机制
3.1.1 建立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例会和金融稳定联席办公会议制度。
市领导小组至少每半年召开一次会议，研究解决金融突发事件中遇到的问题，总结应急处置的经验与教训。市政府与人民银行、银监分局、各金融机构建立金融稳定联席办公会议制度，按季召开会议，沟通情况，交流监管经验；研究金融综合监管、金融风险预警和应对处理突发事件的具体措施，不断提升紧急救助反应速度和协调水平。
3.1.2 建立金融信息通报和联络制度
各成员单位金融突发事件信息联络办公室要及时了解本系统、本单位相关信息，并及时报送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市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处理各行业的信息，分类及时报送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信息定期通报、日常报告和突发事件特别报告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召开联络员会议，沟通有关情况，协调解决日常工作中的信息传递等问题。出现金融突发事件时，各成员单位要建立联络员24小时联络制度。
3.1.3 建立风险预警监测指标和警示制度
相关成员单位要设置有重点、分层次的量化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建立全市金融系统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加强对本辖区的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以及跨行业的金融风险监测，尤其要加大对可能引发系统性或区域性金融风险的不稳定因素的监测力度；由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全面收集、处理有关信息，进行风险识别、分析、评估，并定期公布；建立金融风险警示信息传导渠道，及时向金融机构、金融监管部门和市政府通报经济金融运行中潜在的风险，以遏制风险扩散。
4 应急响应
事发金融机构启动本机构预案自救，同时上报市金融工作办公室；市金融工作办公室启动本级应急处置预案，并立即上报自治区人民政府。
5 处置与救助措施
5.1 建立突发事件快速报告制度。
发生重大、突发经济金融案件的单位，要于接报后4小时内、事发后24小时内将有关情况以快报和专题形式向市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并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及时报送后续情况；市领导小组办公室立即启动突发事件特别报告制度，向市领导小组报告突发事件有关情况；市领导小组对重大事项报告进行核实后，及时沟通、协调成员单位；成员单位要迅速启动本预案，按预案所确定的责任分工迅速采取行动，控制事态发展，并在第一时间报送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上级机构。同时建立重大突发事件的报告问责制，对违反规定，迟报、漏报、瞒报、误报重大事件造成严重后果的直接责任人和相关负责人，将按规定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还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2 适时采取紧急救助措施
当金融机构出现突发性金融事件，导致支付困难时，可以采取包括清收债权、组织存款、系统内调度资金、同业拆借、资产变现等多渠道调剂资金自救，向人民银行申请批准动用法定存款准备金，对存款人进行风险补偿，向中央银行申请紧急贷款，申请财政性救助等措施。
5.3 建立新闻报导和保密制度
定期或不定期报导金融业的改革、创新、发展的最新动态、金融形势。发布金融突发事件有关情况，要认真听取市领导小组对于金融宣传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严格执行保密制度，防止不恰当、不准确的新闻宣传和过多的负面渲染对金融和社会稳定带来的不利影响。
5.4 做好突发事件的善后处理工作
认真做好舆论引导工作，防止媒体片面炒作，耐心做好政策的宣传解释、说服劝导工作，使投资者能真正了解、理解政策意图，以恢复正常的金融市场交易活动和投资者的信息；做好突发事件的起因、事态发展、应急措施的启动及其效果等处理过程的经验总结和教训工作，切实防止事态出现反复；做好突发事件发生过程中各类信息的收集、整理、统计分析工作；以突发事件的处理为契机完善相关的制度、规则和监管机制。
6 附则
6.1 本预案由包头市金融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
6.2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