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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不仅是个案裁决的缩影，也是反映法官素能，彰显司法公正的重要有形载体，或者可以说，是展示人民法院良好形象的重要“窗口”。

　　近年来，各地各级法院为提升裁判文书水平和质量，扎实有效地推进了裁判文书改革，并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裁判文书质量有了明显提高。然而，从整体上来看，我国基层法院裁判文书制作水平仍然不高，还有相当数量的裁判文书制作的要求不够严，成文的质量不太高，文书裁判的公信力不够强，这与其应有的严谨性、准确性、规范性、权威性特征显得极不相称。今年3月，最高法院为加强司法能力建设决定开展“两评查” 专项活动，旨在强化司法能力的训练提高，进一步推进法院队伍建设，从而更好地适应当前形势与要求，更好地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和期待。笔者以当前“两评查”活动为契机，结合司法工作实际，对当前裁判文书中存在的共性问题进行简要的梳理与分析，同时也提出一些对策建议，期望对司法裁判文书制作有所裨益。

　　一、当前基层法院裁判文书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格式适用“混乱”

　　当前，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样式种类繁多，既有老式（93式）诉讼文书样式，也有新式诉讼文书样式，如（99式）《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2003式）《民事简易程序诉讼文书样式》、（2009式）《执行文书样式》等。然而，有些基层法院适用诉讼文书样式极不规范、也不统一，如“同庭不同式”、“同案不同式”的现象极为常见。

　　（二）文书“乱”象频发

　　1、错。第一，错写当事人的姓名、名称及称谓。如将王××写成黄××，“受害人”写成“加害人”，“被告人”写成“被害人”，“第三人”写成“被告”；第二，错列当事人或诉讼代理人。如将在诉讼中死亡的当事人仍错误将其列为当事人，或将原告的诉讼代理人错写为被告的诉讼代理人；第三，错用标点符号。实践中，标点符号使用不准确的现象相当普遍，多数同志往往不够重视。文书中，该停顿的没有停顿，该断句的不断句，一篇文书中很少见到有句号、顿号，使用较多的是逗号；第四，错写数字、时间、单元。如将涉案金额“10000元”写成“10000万元”，表述时间往往将“月”写成“日”，“一月”写成“元月”，将“2005年”写成“205年”；第五，错引法律条款。如判处抢劫罪的案件错误引用盗窃罪的条款。

　　2、别。文书中的“别”字也时有发生，如将“债”与“责”混为一用，如把“合同之债”（正确）写成“合同之责”（错误），“贷款”写成“代款”。

　　3、漏。第一，遗漏当事人或代理人。共同诉讼案件，遗漏了必要的共同诉讼原告或被告，当事人是未成年人或是精神病人，未将其监护人列为法定代理人；第二，漏写关键性的字。如将“增加到”写成“增加”，“1999年”写成“99年”；第三，漏引法律条款。如损害赔偿案件只引用《侵权法》中的相关条款，而漏引了《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及《民法通则》中关于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还有撤诉的民商事案件，大都只引用《民诉法》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而漏引了《民诉法》第十三条的规定。

　　4、多。第一，多写当事人的个人信息元素，如多写当事人的文化程度；第二，多引用法律条文。有的办案法官为了不漏引法律条款，便将一些与判决结果没有什么关联的条款引入文书中，如把《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条款引用到个案中去。

　　（三）案件定性不准。审判实践中易将法律关系混淆或适用错误，比如无效婚姻与离婚、承揽关系与雇佣关系相混淆，有的将债务承担关系定为借贷关系，合伙关系定为买卖合同关系。

　　（四）实体处理欠当。在一些侵权赔偿案件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行使不当，导致责任分担不妥，实体处理失当。

　　（五）审判言词不规范。有些办案法官语言文字功夫较差，文书中常出现病句、残句或审判用词不精炼，审判术语不规范；文书中有时使用方言、口语，使裁判用语不标准和规范，影响了裁判文书的严肃性。

　　（六）裁判说理不科学。实践中，有相当多的裁判文书说理简单，缺乏信服力，主要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往往重实体、轻程序的说理。比如，很多法官对文书的认证说理不够重视，只注重认证结果，却忽视认证说理过程；第二，析理缺乏法理性。有些裁判文书说理僵化，或说一些套话、空话，没有从法理上来阐明案件的定性，只说些案件表象，使裁判说理缺乏法理性；第三，论证说理不够严谨。一些裁判文书论理层次不清晰，逻辑关联性不强，严重削弱了裁判的说服力和信服力。

　　（七）判后释明机制缺失。判后释明工作缺失在两个方面：第一，判后法律条文没有在附页上注释；第二，重要诉讼权利未在判决尾页部分予以释明，如申请执行权、申请再审权等权利的释明。

　　二、提升基层法院裁判文书水平和质量的对策建议

　　（一）内强素质，提升能力

　　观念决定方向，素质铸就能力，强化素质能力建设是提升司法水平的重要保障。基层法院要注重三个方面的素养修炼：一是要注重加强品德修养。法官的职业道德是法官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法官的职业特点，法官必须具备高于一般社会群体的道德素质，必须具有忠于职守，秉公办案，刚正不阿，不徇私情的理念，还要有惩恶扬善、弘扬正义的良知，正直善良、谦虚谨慎的品质，这既是法官职业的要求，也是社会的呼唤，人民群众的期盼。如要修炼好法官的“官德” 与“司德”，还必须从法官的政治信念、职业道德、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司法核心价值观等教育入手，通过教育再教育活动，更加坚定了干警的政治信念，更加明确了司法工作目标和方向，从而使广大司法工作者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权力观、地位观，切实解决好“为谁掌权，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的政治思想理论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筑牢法官的职业道德意识、司法公正意识、司法为民意识，也只有这样，法官才能在司法活动中忠实履行好自己的应然职责。具体而言，就是要求广大法官公正地审理好、执行好每一件诉讼案件，切实做到以公心断案，以良知写案。二是要注重加强业务能力的训练与提高。我们知道，一份优秀的裁判文书不仅反映出法官的智慧，更能反映出办案法官的业务能力，或者可以说，法官具备较强的法律业务素质是写好裁判文书的关键和基础。然而，“案多人少”矛盾十分突出，基层法官任务重、压力大，整天忙于开庭、调解、写文书，很难也无法抽出更多的时间来学习新知识、新业务。基层法院应着眼于审判事业未来发展，立足于部分法官业务能力不强、审判水平不高的实情出发，应精心组织广大法官，尤其是一线的法官集中学习、轮流培训。具体而言，各审执部门应于每周五下午开展一次疑难案件研讨分析会，或组织本庭（局）干警集中学习审判业务知识，就此也要形成长效机制。三是要注重强化责任意识。广大法官要清醒地认识到写好裁判文书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复杂性。实践证明，办案法官的责任意识强弱是写好裁判文书的重要前提，如果办案法官没有较强的政治责任感，就算法官的业务能力再强，也难以写出优秀裁判文书，由此看出，法官的责任是写好文书的第一要求，法官的能力参数是写好文书的硬指标，法官的正义良知是写好文书的硬道理。广大法官在司法工作中要不断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法治意识，始终要以务实的工作作风、严谨的写作思路、丰富的业务知识、扎实的写作功底、强烈的责任感公正对待个案的处理，写出令人叫绝的文书精品。

　　（二）精心运筹，提升品位

　　裁判文书是代表国家审判权的重要有形载体，也是代表国家和执政党的形象，它具有鲜明的严谨性、准确性、规范性和权威性特性。可见，制作文书是司法工作的重点，也是难点。在笔者看来，办案法官要写出优秀裁判文书，关键的一点，就是在提笔之前要精心运筹，细化操作，切实做到“三个到位”、“四个规范”、“五个不要”。所谓“三个到位”：一是要做到“责任心”到位。办案法官始终要带着责任、带着感情、带着方法去对待每个个案的文书写作，始终不放过文书中的任何“疑点”；二是要做到“静心”到位。办案法官写文书前必须保持良好的心态，绝不能有畏难、厌烦情绪，一定要把“心”静下来，理顺好工作思绪，俗话说得好，“静者”则“心灵”；三是要做到“公心”到位。办案法官无论是断案，还是写案，始终要恪守法官职业道德，保持中立和公正原则，带着正义与良知、责任与感情去写好裁判文书。所谓“四个规范”：一是要统一规范适用文书格式。各基层法院应统一适用最高法院新式文书样式；二是要统一规范诉讼文书技术操作规范要求。办案法官制作裁判文书时所需用的一切“文字”、“标点”、“数字”、“版式”、“纸面”、“印鉴”、“页码”、“ 装订　”等统一按照最高法院和国家标准的要求进行；三是要统一规范判后法律条文的注释。为增强裁判公信力，消除案件当事人的各种疑惑，基层法院应统一要求在裁判文书的附页上注释裁判依据所适用的法律条文全文，或法官据情写些寄语，通过法律释明或法官后语，让当事人熟法、知法、守法或从中感捂出人生哲理，进而认同法院裁判；四是要统一规范重要诉权在判后的释明。办案法官应将重要诉讼权利在判决书尾页部分适当予以释明，让当事人明知，增大抗风险能力。所谓“五个不要”：一是心态不稳定时不要写文书；二是案件事实未查清时不要写文书；三是法律关系难以认定时不要写文书；四是法律适用复杂且没有把握时不要写文书；五是合议庭成员意见有分歧或合议庭与主管领导意见不合时不要写文书。

　　（三）健全机制，狠抓落实

　　作为基层人民法院，必须以提高裁判文书质量为突破口，不断改进方法，积极创新举措，狠抓责任落实，努力提高裁判文书整体质量，让每一份裁判文书都能得到公众认同，不断提升司法公信力。为此，基层法院应建立如下工作机制：一是要建立裁判文书上网机制；二是要建立裁判文书专项评查机制。各基层法院应根据本院实际，在调研的基础上，认真制定好《裁判文书评查细则》，并采用普查、抽查、专查等方式，对文书评查过程中发现的共性问题，督促承办法官限期整改，审管办每季度要对裁判文书评查情况进行汇总、通报、讲评，对最好与最差的文书都要在内部的《审判动态》上定期公开，形成文书大评查、大监督格局；三是要建立裁判文书质效考评奖罚机制。基层法院应把裁判文书质效纳入年终目标管理，对优劣者给予奖罚；四是明细文书签收权限责任。基层法院要强化文书权限管理责任，比如文书出了重大差错，造成了极坏影响的，一定要将责任落实和处罚到具体责任人，以杜绝类似行为发生；五是要定期开展裁判文书评比活动。基层法院每半年从全院裁判文书中评定出优秀裁判文书若干篇进行奖励和通报，同时将评选结果计入承办人绩效考评档案内，作为年终考核的依据之一。

（作者单位：湖南省邵东县人民法院）
　　　　　　　　　　　　　　　　　探讨分析法官个性

　　　　　　　　　　　　　　　　北安市人民法院—崔文茂

　　法官在司法审判的过程中难免要进行主观的价值判断，这一点现在已经得到比较广泛的承认。现实主义法学家Jerome Frank（弗兰克）的司法判决公式很好地说明了非法律因素对法官自由裁量的影响，即：D（判决）＝S（围绕法官和案件的刺激）×P（个性）。弗兰克认为，法官的个性是法官自由裁量的中枢因素，判决结果可能要依碰巧审理个案的法官的个性而定，法官的自由裁量结果由情绪、直觉、预感、偏见、脾气以及其他非法律因素所决定。[1]到底什么是法官的个性呢？法官的个性可以概括为，在案件的审判过程中，法官自身的所固有的一些参与到判断中来的非法律因素的总称，包括法官个人的政治素质、文化底蕴、道德修养及一些不确定的情感因素。
　　那么，在审判过程中，判决到底是怎样做出的呢？首先，让我们来看普通人在日常事务中是如何做出判断的。其实，“判断的过程很少是从前提出发继而得出结论的”。“判断的起点正与之相反——先形成一个不很确定的结论；一个人通常是从这一结论开始，然后努力去发现能够导致出该结论的前提。”[2]在实际的审判过程中，决定判决内容的既不是法律规范也不是逻辑更不是概念。换言之，判决的作出总是先根据感觉大胆得出结论，然后到法律和学说中去小心求证，无非是东寻西找、各取所需，最后确定据以判决的法律规定（相关法律条文），在这个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法官的个性。法律的形式理性就是指这样一种状态：系统性的法典经职业法官通过正当程序加以职业化的解释、推理和适用。法官的个性在审判中发挥着“超级自由裁量”的作用。质言之，必须承认司法主观性的客观存在，而且在法官的个性突现即是司法主观性的表现。
　　法官的个性与法的局限性：法律具有规范、指引、评价、预测、教育的功能，法律的适用应当具有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就是体现在对相同或类似的行为，应当有相同或类似的处理。但是，法律始终是不确定的，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存在着漏洞。法律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和滞后性。普遍的法律规范和个案处理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距离，这是自由裁量权存在的现实基础[3]，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是法官个性的内在应有之义。对于法官的个性在审判中的作用这一客观存在视而不见，显然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规则完美主义态度，它完全忽视了法官在抽象法律规范的具体化过程中所起的决定作用。规则完美主义认为，立法者具备完全理性，对于立法所要解决的问题具有科学圆满的认识，对于社会的规范需求具有完全的把握，而且基于语言的确定性和形式逻辑的完备性，立法者同时兼有充分的表达能力和准确的表达手段。因此，立法者完全有能力制定一个足以应付实践中所有疑难问题的规范体系，保证其完美无缺、逻辑自足，能够自动适应个案事实。而法官就像自动售货机，毫无独立意义，他所能起到的充其量是担当一个规范的简单套用者角色的作用。拿破仑曾认为，法律可以变为简单的几何公式，任何一个能识字并能将两个思想连接在一起的人，都能做出法律上的裁决。在这一意义上，法官成为机械的操作者甚至成为机械本身。
　　在法律漏洞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显得很有必要，否则，法官在大量的纠纷面前束手无策，大量的社会冲突与纠纷得不到解决，这样的法院和法官多少是令人失望的，而民众一旦对法律的失望是通过对法院的失望表现和宣泄出来，这种危害就有可能扩大和加剧。所以，拉伦茨先生认为，不得拒绝审判的法官，无论如何有义务去解释法律，并且在法律有漏洞时，有义务去补充它，德国学者科因也指出，如果一个起诉的请求权的基础事实未为立法者所考虑到，那么，法院固然可以以该诉不能获得法律依据为由，予以驳回，但它可能因此违反正义和衡平裁判的义务，法律存在和法院存在的意义淡然无存。
　　法官的个性与法的发展：法官的个性（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另一意义是能促进法律的发展。具有普遍性特征的法律是根据社会典型情况而作的一般规定，换言之，法律规范不得不舍弃各个具体的社会关系的特征，而以抽象的一般人、社会生活中典型的场合、事件和关系作为对象来调整。在一般情况下这也能导致公平，但是，具体情况并非总是典型的，相对于典型情况存在许多变种，如果将其与典型情况一样，适用同一法律规定，必然会“削足适履”，导致不正义。法官的个性正是沟通一般正义和个别正义矛盾的桥梁，法官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时，行使自由裁置权，变通适用法律，以免因法律的规定与特殊情况不相宜而不公平地分配利益，力求每个案件都获得正当、合理地解决。
　　大陆法系的法官，处在成文法的文化氛围中，其自由裁量权对法律发展之促进，不如英美法系法官这是事实。但是，大陆法系的法官们运用自由裁量权对法律发展的推进作用仍不可低估。解决法律与社会生活相协调的问题不仅属于立法者之职责，法官亦有许多事情要做。因为，立法机关过多地修改法律会损害法律的价值，因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立法步骤缓慢而麻烦，加之立法者的素质低下，社会转型的不确定因素的增加，都完全有可能难以完全从根本上修改或废除法律，指望通过更新立法的内容获得司法公正也不现实。因而，在法律运作过程中适当允许法官的个性发挥，使法律保持一定的开放性和灵活性，这种做法很是值得探讨的，如果立法与执法形成了这种良性的互动，法官就可根据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把经济、政治、哲学方面的要求及时补充到法律中去，法律由此被看作是由法官补充完成的未完成的作品，在机制上保障了法律的发展随时代与时俱进。
　　法官的个性与正义：“司法权与行政权独立，才会有自由的存在”。[4]司法权通过法院裁判权来体现。法院裁判权则是一种权威，即听审、裁判及决定的权威。[5]权威转化并不是否定个人或组织的魅力性权威，而是相对于法治，个人或组织的魅力性权威必须在法律之下。法院的权威裁判获得独立，是因为具有理性权威。在具体的案件中，究竟什么是认定某一具体案件的事实，究竟如何根据特定案件选择所适用的法律，在这一过程中不能不投入法官的主观因素甚至个人感情。[6]虽然社会和法律职业本身对法官的人格提出了高于一般人的道德要求，但是也有的法官会辜负人们对他在这一方面的期望。法官是掌握司法权的一个职业群体，而根据人们关于权力的认识，只要是存在权力的地方，就会有腐败产生，而且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自古不易的道理。如果法官手中的司法权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必然走向腐败。 “法官的人格是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换言之，如果法官也被腐化，不能够主持正义了，那么这个社会也没有什么正义可言了。
　　司法腐败说到底是司法主观性的泛滥。如何保证适当的司法主观性呢?首先是法官内心的道德约束。这要靠提高法官的素质来实现。在西方国家，任何人要想步入法官这一行业，都必须接受很高的学历教育。对于掌握权力者而言，仅仅靠他的内心约束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内心约束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约束，而道德并不总是能够发挥其抑制不良诱惑的威力。我们虽然在感情上对法官的人格寄予了神话般的希望，但是法官却并不因此而成为圣人，法官和任何普通公民一样，有着自己作为普通人的欲望和需求。既然如此，那么对法官的约束就不能仅仅通过其内心的约束，而是还必须通过来自法官外部的约束，这就是程序的约束。我国古代的法官中的绝大部分虽然来自于在科举考试中获胜的知识分子，但是仍然不能避免司法官吏腐败现象的产生，尤其是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屡禁屡腐，就是因为没有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程序制约机制。
　　程序制约是防止司法主观性泛滥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所谓程序制约，就是通过程序要件的满足，通过与程序的结果有切身利害关系的各方当事人的充分参与，形成对程序结果的制作者的外部约束，从而实现程序的公正。这种程序要件的满足，具体包括：第一，凡是利益受程序结果影响的人，应当有充分参与程序结果的形成过程的权利；第二，程序中相互对立的双方权利相同，义务对等，谁也不享有优于对方的诉讼地位；第三，制作程序结果的裁判者应当保持完全中立的立场，而不应当偏袒程序的任何一方；第四，法官的裁决必须产生于法庭审判活动全部结束之后，而不能在审判过程中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所形成的理性认识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他在审判活动之外所产生的预断、偏见或传闻的基础之上；第六，法官的裁判必须以程序的各方参与者在程序中所提出的有效意见、主张和证据为依据，而不能将一方或多方参与者的观点和证据任意地加以排除；第七，裁判者应当实现完全的个人独立，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来自与程序处理结果无关的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八，除非有法定不应当公开的情形，程序应当完全公开，使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充分了解程序结果的制作过程；第九，裁判者应当为其制定的程序结果进行充分的论证，也就是在裁判中详尽地说明判决的理由；等等。很显然，程序要件的满足要求程序的参与者通过平等地行使权利来实现对法官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它排除一切来自凌驾于程序之上的权力，也排除一切来自程序之外的干扰。
　　实现司法公开，实现对法官司法权力的制约，必须提高法官的素质及完善诉讼程序。只有当法官素质在整体上有了很大提高，而诉讼程序也有了长足进步的时候，才可以指望“公平如大水滚滚，正义如大河滔滔”的法治局面的出现。正义的防线将更加巩固。正如法社会学创始人爱尔维希说过一句名言：“法官的人格，是法律正义的最终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