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县（市、区）为浦南高速公路建设营造良好施工环境的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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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平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县（市、区）为浦南高速公路建设营造良好施工环境的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
南平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县（市、区）为浦南高速公路建设营造良好施工环境的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
南政〔2005〕综342号
[ 2006-02-08 11:22:57 ]
延平、武夷山、建瓯、建阳、浦城县（市、区）人民政府：
经市政府研究，现将《关于县（市、区）为浦南高速公路建设营造良好施工环境的考核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关于县（市、区）为浦南高速公路建设
营造良好施工环境的考核办法（试行）
为了营造良好的施工条件和宽松的建设环境，确保浦南高速公路顺利建设，特制定本办法（试行）。
一、考核方式
考核实行百分制。根据省市信访部门、县（市、区）指挥部和业主驻地办事处、施工单位报送的报表、群众上访登记及其它需要报送的资料，市高指组织专人进行考评，按月评分，按季通报，年终汇总核实后统计总分值。
二、考核内容（100分）
（一）群众越级上访情况（15分）
群众越级上访是指浦南高速沿线县（市、区）群众因征迁等纠纷五人以上集体到设区市以上政府或部门上访。
群众因征地拆迁、民事协调等原因到南平市上访，县（市、区）高指领导及工作人员必须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理，劝导群众返回。经劝导当天返回扣一分，每推迟一天扣一分；到省级以上政府或部门上访，当天返回的扣三分，每推迟一天返回加扣一分。凡集体访人数超过50人的加倍扣分，直至本项分数扣完为止。
（二）沿线群众阻断施工情况（15分）
群众阻断施工是指因沿线群众阻挠而无法继续正常施工的情况（因施工单位违规施工而造成的阻工除外）。
群众因征地拆迁、民事协调等原因上路阻挠施工，县（市、区）高指领导及工作人员、所在乡镇领导必须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理，劝导群众离开工地恢复施工。若劝导无效，阻断施工半天扣一分，阻断一天扣二分，阻断一天以上扣三分，直至本项分数扣完为止。
（三）征地红线内交地进度（30分）
征地红线内交地进度是指用地红线内的建筑物、地面附作物的拆除、清理腾空、土地交付施工单位使用进度。
根据施工单位的施工用地计划书面通知要求，五天内交地，未能按时腾空交付的，每推迟一天扣一分，直至本项分数扣完为止。
（四）临时用地租用和交地进度（30分）
临时用地是指施工便道、施工工棚、料场、取弃土场等需要办理临时用地租用和报批手续的用地。
根据施工单位与县（市、区）高指共同协商同意的临时施工用地计划书面通知（含勘界图），按规定补偿标准在八天内谈成租用条件，签订《土地复垦整治协议书》、《临时用地合同》后，书面通知施工单位进场作业。超过八天的，每推迟一天扣一分。
利用乡村道路作为施工便道的在2006年1月5日前完成协议签订的加五分，2006年1月10日前完成的加三分。奖励分可计入总分。
（五）社会治安（10分）
社会治安是指为保证施工单位的人员和财物安全而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若发生群众殴打施工人员，或哄抢、偷盗施工设备材料等价值超过万元的，每发生一起扣一分，直至本项分数扣完为止。
三、奖惩标准
根据五项考核的评分结果确定年度名次，从高分到低分，第一名，奖励50万元；第二名，奖励35万元，第三名，奖励25万元，第四名，奖励20万元，第五名，奖励15万元。若出现并列名次，则相应名次的奖金由并列单位平均分配。该奖金主要用于奖励所在县（市、区）从事浦南高速公路征迁的各级领导和工作人员，奖励的范围、比例、金额、办法由各县（市、区）高指自行制定。
以上考核内容每扣一分，即扣该县（市、区）征地拆迁管理费1000元，并对该县（市、区）征迁补偿费节余调剂的剩余部分扣减1万元。
四、其他事项
本办法由南平市高指负责组织实施，自2006年1月1日起试行，暂定3年，每年期满后可视工作内容、考核情况作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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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分析未成年人犯罪诱因
刘成江
一、家庭环境因素
家庭结构残缺对子女的影响：家庭是人们以婚姻、血缘为纽带形成的生活共同体，它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未成年人生活和成长的第一个场所，是未成年人社会化过程的起点，家庭环境影响着未成年人的成长和发展，甚至可以其决定性的作用。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外来的思想、文化冲击着人们传统的价值观念，家庭同样经历着历史与现在、传统与外来摩擦之洗礼，各式各样的发展冲击着家庭领域，缩小了它的活动范围和功能，造成了代际间的紧张和疏远，其变化影响之大可能是史无前例的，而且现代社会发展，还引发了各种形式的懈怠行为、犯罪和流浪.这可以说是与传统的生态社区环境的破坏和家庭模式的解体同时而来的。在传统家庭模式解体的过程中，家庭失灵开始显露出来，同时催化了许多不正当的外在干扰，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未成年人犯罪的产生。社会的急剧变化造成残缺家庭大量出现，对未成年人产生重大影响。因父母离异、分居等导致的家庭结构残缺，破坏了健全家庭中父母角色的正常功能。心理学研究表明，父亲与母亲在家庭中的作用是不完全相同的，缺少任何一方对未成年人的成长都是不利的，会导致未成年人产生情绪与人格上的障碍。未成年人过早失去父母之爱、家庭之乐，感情上受到创伤，经济上缺乏保障，造成内心痛苦、精神忧郁，由于长期的心理失衡，渐渐地产生了心理偏差，而且残缺家庭不像健全家庭对子女会有严格的监督，往往会疏于对子女的管教，失去家庭温暖的子女对家庭的依附性逐渐减少，极易受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而做出违法犯罪之事。
家庭关系恶化对子女的影响：研究表明，和父母缺乏正常关系的少年更容易陷入青少年犯罪的生涯。家庭关系是人间最亲密的社会关系。即使家庭结构是完整的，如果父母感情不和，经常发生冲突，也容易导致子女有越轨行为。因为不顺利的婚姻生活往往使父母无暇顾及子女的事物，这种控制力量的消失正是未成年人越轨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它比父母离异对子女造成的负面影响还要大。子女夹在父母之间，心理会受到极大的损害和不良影响，慢慢会在个性上出现缺陷，容易养成空虚、烦躁、不安和失望的情绪，往往性格内向、孤僻自卑。为逃避紧张的家庭气氛，极易离家出走。如果子女在家庭中能和父母有良好的沟通，得到父母充分的关爱，他们会远离犯罪；如果亲子关系疏远，子女在家里得不到安全或情感上的满足和慰籍，就可能逃离家庭，在社会上寻求支持与认同. 实践中发现，未成年罪犯往往用不太喜欢的语气评价他们的父母，未成年罪犯的家庭中往往缺乏积极的交往和情感表达。而不少未成年罪犯也表示如果当初父母能够对自己多一点关心，自己也不会走上犯罪的道路。
家庭教育方式不当：积极、健康的家庭管教方式能弥补家庭结构和家庭功能的缺陷和不足，而消极甚至错误的家庭管教方式不仅不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而且可能成为促使未成年人走向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我国许多家庭的管教方式都存在不当之处，溺爱型、粗暴型可以说是我国最普遍的两种不良家庭管教方式。溺爱型家庭管教方式一味满足子女物质、生活上的任何要求，受溺爱的子女易形成自私、任性的性格，缺乏责任感，不懂得尊重别人，其社会化进程在相当的程度上受到阻碍。一旦此种不健全人格外化，又会受到家庭的纵容与包庇，从而使子女一步步走上犯罪道路。溺爱会形成子女畸形的需求，而当其习惯于多次无原则的被满足之后，若稍有不顺，就会不择手段甚至以身试法去满足自己的欲望。同时，此类家庭管教方式使子女易受伤害、敏感，社会适应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差，自控能力不强，因而易受坏人的引诱，导致犯罪。粗暴型家庭管教方式粗暴化、简单化，对子女干预过多，采取专制的手段使其绝对服从父母的目标与期望价值，稍有不从就对子女实行打骂体罚等粗暴手段。体罚这种教育方式的运用，只能使那些相信体罚有利于孩子教育的父母满足自身使用暴力的欲望，而不能起到正确教育的作用。经常使用体罚，会给未成年人提供一个攻击性的榜样，对其自尊心、自信心也产生不利影响。而且，体罚引起未成年人的认知不协调，对这种不协调所带来的焦虑，未成年人会采取抑制退缩或对抗发泄的方式。粗暴型管教方式使子女意识不到家庭的温暖，体罚可能使子女逐渐懂得“更有权威的力量可以操纵他人并能够成为一种维护高于他人的地位，满足欲望和实现目的的功能性手段”。在暴力家庭中长大的未成年人对家庭缺乏归属感，性格闭锁、孤僻、粗野、不顺从、残酷，没有通过家庭完成社会化，个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存在着重大的缺陷，一旦脱离家庭的束缚，非常容易演变为蔑视社会权威，行为反应过激，极端自我，在社会生活中一旦遭遇挫折容易把握不好分寸，甚至陷入犯罪泥潭。
家长素质低劣，言传身教失当：我国目前文盲、半文盲占人口比例还相当高，一些家长的文化素质相对较低。许多家长也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纵欲主义影响，狂热地追求金钱、追求物质享受。他们不但忽视了对子女的道德教育和遵纪守法教育，其本身的行为也把子女往相反的方向引导。未成年人正处在成长时期，差别交往能力强，辨别是非能力差，他们还不知道社会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①。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行为就是孩子学习的榜样这个学习过程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父母行为端庄正派，有助于子女养成良好的习惯和品德；父母形象不良、行为不轨，将误导子女走上歧途。有的家长缺乏社会责任感，道德意识差，自私自利，见利忘义，独断专行，心胸狭隘，为获取个人利益不择手段，对子女的教育与自己的言行不一致，其身不正，染有恶习，子女自然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不良影响，在难以辨别是非的情况下沾染不良习气，并为最终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打下了基础。
家庭道德教育缺失：正确的家庭早期教育是未成年人的良好习惯、品德、意识和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所在，是未成年人社会化过程中价值观形成的重要因素。家庭的道德引导和教育，曾在一个很长时期内被认为是家庭功能的主要方面。但在社会转型期，父母教育子女持“工具主义”观念，只关心子女成21，逼子女从小就学会竞争，忽略了对子女应有的道德启蒙教育，如教育子女如何做人，教育他们学会关心他人、孝敬父母、正直谦让等，而使子女变得自私、冷漠，缺乏真诚、善良，不会关爱包括父母在内的其他人。有些父母对子女“唯钱独尊”，时刻在子女面前说钱言物，无形中将子女的兴趣引到对吃喝玩乐的追求上，而缺少远大理想和抱负。这样，家庭文明的基础出现了空间，家庭进步的连环出现了裂痕，长期下去必然形成未成年消极的个性品质和不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这种不良品质一旦遇到一定的条件和时机，就会发展成为犯罪行。
二、学校教育因素
师资队伍中的不良品行对学生的影响：学校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实施系统教育的专门机构，是未成年人从家庭走向社会的中间环节.未成年人处于学校的阶段正是他们身体猛长、心理变化大、情绪反应强烈、精力充沛的阶段，这个时期，他们不仅对物质需求日益增长，而且对精神需求增长更快。“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为人师表，人之楷模，这样才能熏陶出一批又一批心灵净化，意志坚定，品学兼优的栋梁之才。但是有些教师的品行实不足以为人师表，直接影响到学生的成长。如上课不负责任,马虎了事,没有进取心,贪图玩乐,为了一些事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社会上流行的请客送礼办私事的风气也在这些老师身上表现出来。更有甚者有些人头上顶着教师的神圣光环，竟利用教师与学生接触的特殊之便实施违法犯罪行为，近年来有关这方面那的报道已是屡见不鲜。
学校教育内容失衡、不协调：部分地区教育经费投入、教育资源分配失衡，尤其是城乡差别大，认为地划分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不仅导致“择校费”问题产生，也容易使非重点学校的学生及其家长有自卑感，受到歧视，从而影响学生的正常发展。学校只注重升学率，偏重知识的填鸭式传授，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对未成年人成长的重要性。这种不恰当的做法往往会造成未成年人身心发展失去平衡，对于那些领悟力略差一些的学生，尤其有可能从中遭受升学的挫折和压力，继而被老师、同学、家长视为学习无能。久而久之，连学生本人也感到自己确实不如别人，难免遭受淘汰，从内心深处产生自卑感。这种否定自我的结果，有可能导致他们逃出校门，与社会上有不良行为或有违法犯罪行为的人混在一起。这种不良结合，不但影响了学生依恋学校、家庭，同时也影响了学生依恋正常同辈群体的可能，使其陷于违法犯罪的可能性大增。法制教育十分薄弱。因为学校的法制教育具有系统性、渐进性和集中性的特点，所以现代学校法制教育是教育学生知法守法，减少未成年人犯罪非常有效的途径。但目前中小学校的法制教育仅限于小学生的思想品德课程，初高中(含中专、技校)基本上没有开设。缺乏统一的法制教育教材，除初中开设的《思想政治》含少量法律知识外，小学和高中均无正式的法制教育教材，也较少根据学生年龄、文化程度的不同设置相应的教学内容。在师资方面，多由政治课教师讲授，法律专业水平相对有限，授课质量难以保证。兼职法制副校长或辅导员虽然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和实践经验，但是教学却并非他们的专长，同时受课程安排和时间、精力所限。由于法制教育不到位，部分中小学法制教育课形同虚设，学生不懂法、不守法、不会依法自我保护的局面难以得到根本改观。一些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反映在学校时几乎没有接触过法制方面的教育。有的学校的法制教育仅停留在法律知识的传授上，没有使学生形成与法律规范相适应的价值观，没有引导学生将法律规范的要求内化为自己的需要和行为动机，这样的法制教育不但不能对未成年人犯罪起到预防作用，反而可能让一部分未成年人由于了解法律的规定而钻法律的空子，进行犯罪行为。
学校教育方法缺陷：某些学校和老师习惯于按学习成绩的优劣，人为地将学生分为三六九等，并给予不同“待遇”。对“优等生”爱护有加，高度重视，其结果一方面可能使他们产生高人一等的骄傲自大心理，另一方面也可能使他们背上“优等生”的沉重包袱，如果再不注重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对挫折的心理承受力差，遇到失败、困难或逆境时飞则可能产生偏激行为。对所谓的“双差生”、“问题生”敷衍了事、任其自由发展，甚至视为包袱而讽刺、挖苦，动辄训斥，甚至打骂体罚.这不仅使后进生更为后进，而且还可能使有的学生“破罐破摔气有的教师对犯错误、有缺点的学生，只是简单、生硬地处罚了事，不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对敢于指出自己缺点的学生打击报复，等等.所有这些不适当的教育方法，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打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减弱学生对学校的依恋，甚至使某些学生产生消极情绪而厌学、弃学、逃学，加之许多学校借口“不能带坏一批学生”对“问题生”予以劝退或开除，这些流失生往往成为日后未成年入犯罪的根源。
学校对学生闲暇活动管理不足：一些学校为了追求升学率，也总是习惯于加班加点，延长学生的学习时间。一些家庭望子成龙，让学生参加各种各样的“技能班”或“补习班”，致使学生大量的闲暇时间被无休止的补课或活动所填满，苦不堪言。这样“闲而不暇”的生活会使未成年人经常处于疲劳状态，产生厌学情绪，不仅影响了教学实效，而且为了发泄，他们极有可能铤而走险，参与一些有害身心健康的活动，甚至走上邪路。同时，学生闲暇活动放任自流，一直以来没有得到学校应有的重视。一方面许多学生面对闲暇时间感到手足无措，闲暇生活普遍形式单调，单调的生活必然是一种无效的闲暇，会让学生感觉孤独、无聊、烦闷难耐，容易“无事生非”，导致犯罪行为。另一方面学生的闲暇活动内容庸俗，他们多沉迷于电视、游戏机、网络、闲逛，甚至沉迷于具有色情、暴力、赌博等内容的书刊、录像、游戏之中，还有为数不少的学生吸烟、酗酒、赌博、打架、斗殴。消极不当的闲暇活动严重损害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很容易诱使未成年人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三、社会环境因素
金钱万能、拜金主义观念盛行与未成年人犯罪的关系：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一些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受到极大的冲击，尤其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主义，对世界观尚未定型的未成年人造成了很坏的消极影响；社会竞争和矛盾加剧，就业就学跟不上社会福利和财富分配不均，社会转型期的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好，特别使消极腐败和黄赌毒、封建迷信等丑恶现象，极易诱发一些意志薄弱的未成年人的犯罪动机。金钱万能，追求过度享乐，拜金主义的盛行，私欲的膨胀，使有关黄、赌、毒犯罪滋生和蔓延。一些人为了追求金钱和享乐，大肆进行卖淫嫖娼犯罪。一些娱乐场所为追求经济利益，成为藏污纳垢的场所，使卖淫嫖娼屡禁不止。少数国家工作人员以权谋私、吃请受贿、追求享乐，一定程度上败坏了社会风气，也总是有形无形地给未成年人一种示范和暗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起了较大的变化，未成年人没有经济收人，而此种不良风气，却刺激了他们的“高消费”的意识，但“未成年人往往对满足需要的手段的意义缺乏了解，只要他们感到需要本身的无可非议的、合理的，他们就较少考虑满足实际需要的具体手段是否为社会道德和法律所允许，甚至不择手段地去满足自己的需要，以致犯罪①。
同时，过度的贫富差异也对未成年人犯罪造成了影响。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用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差异程度的指标，据官方统计，我国在1999年的基尼系数为0.39，也有资料显示为0.45，就已经超过了0.4的警戒线②。过度的贫富差异，会强化人们的贪婪心理、攀比心理、嫉妒心理、仇恨心理，这些都有可能转化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刺激犯罪的滋生，成为犯罪的诱因。
受消极文化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影响：一般认为，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指的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①。消极文化即通常所说的亚文化。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的带动下，世界不同文明相互交汇融合，彼此取长补短，成为大势所趋。但是全球化在加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接触的同时，也带来西方文化思潮和黄、赌、毒对社会主义文化的污染。西方的生活方式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模式”抉择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不但在行动中努力地模仿“西式”的家庭外表，如时髦的家具、流行的服饰等，好逸恶劳、爱慕虚荣、向往奢侈的生活，崇尚西方社会休闲娱乐观念和思潮，甚至追求“性开放”、“性自由”的没落生活方式。充满色情的淫秽物品所体现的黄色文化主要从精神和肉体两个方面来危害未成年人，使其身心不健康地成长。庸俗、低级、淫秽的录像、电影、书刊、印刷品的毒害信息量很大，刺激性特别强。未成年人正处在发育阶段，好奇心强，因此对这些“黄货”对他们特别具有吸引力。这些淫秽物品扭曲了未成年人的性观念，从精神上毒害未成年人，危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从而诱发未成年人走上性犯罪的道路。黄色文化产品的来源，绝大多数都是先从境外流入，再在境内出版部门复制印刷。据海关总署较早的统计资料，1980年进口的印刷品中没收淫秽色情印刷品19000多件，比1979年增加4.1倍；1989年海关共查获违禁印刷品和音像制品233万件，比1988年增加30倍。1989年8月的“扫黄”中，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90年底，全国共缴获封存违禁出版书刊约3200万册，音像制品240多万合，查获没收走私进口的违禁品出版物78万多件，依法查处违法分子近8万人②。
其次，帮会文化业也是造成未成年人犯罪的一支遗毒，“帮会”文化目前在文化市场上仍占据一席之地。许多地区播放的影视片所传播的“帮会”文化，刺激着黑社会的繁衍与扩展，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起着直接的教唆作用。那种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的黑风恶浪，给未成年人以极坏的影响。使有些未成年人认为，在社会上要混出个名堂来，没有几个哥们不行。他们为了“行帮”、团伙的利益合哥儿们的交情，根本不顾他人的利益、国家的法律，把“行帮” 、团伙、哥儿们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为了他们的私利和“友情”不惜践踏国家法律，以身试法。先进社会上相当一部分未成年人和一些“两劳”释放人员对黑道老大的人生准则、生活方式的顶礼膜拜、刻意模仿，从某种意义上讲，使帮会文化诱导的结果。此外，一些侦破文学为了追求真实，用纪实的手法把犯罪的过程无保留地“奉献”给读者，无形之中不仅教唆未成年人犯罪的手法，且还有意无意地使他们学会了一些反侦破的方法。
另外，沉溺于上网也是诱发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原因。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北京海淀检察院近期对海淀看守所在押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调查发现：73名有上网经历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中，39人承认自己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因上网引起或与上网有关，占53.4%①。网络中通过互发电子邮件或聊天、在线游戏等手段进行交往，可以向对方隐瞒真实身份、年龄甚至性别等特征。由于网络本身的这种隐蔽性，上网便成了很多处于心理闭锁期的未成年人缓解内心紧张、释放内心积郁的理想选择。网络游戏、网络聊天过程中，虚拟的人物可以不受法律和道德的规范，未成年人的心理随意性被无限放大。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矛盾时他们往往难以协调，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及时、正确的纠正和引导，就有可能导致未成年人为了满足自我需要而不择手段地侵犯他人的利益。有些未成年人长期痴迷于网络，由于他们没有经济来源，为了支付高昂的上网费用，很可能实施抢劫、盗窃等财产性犯罪。
四、个人因素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影响
孤独感和强烈的交往需要的矛盾：现在，未成年人的生理成熟年龄普遍提前, 生理上的突飞猛进，尤其是性器官的发育成熟，使他们的性意识、性冲动，性体验等接踵而至，这给他们带来了种种困惑或疑虑，产生各种神秘不安的复杂心理。与此同时，他们的心理成熟却明显滞后。他们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来为因为生理成熟产生的种种困惑解难释疑，无法合理地为自己减轻心理的重负。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成人感逐渐增强，对于内心的困惑和疑虑不愿轻易向他们吐露，于是表现出明显的心理闭锁。未成年人处于这种自我封闭之中在心理上与成年人产生隔阂，不愿相互交流思想、感情，因而产生孤独感。但是这种孤独感并不是他们所希望的，他们渴望被人理解，希望与人交往，希望在人际交往中有一定的地位，希望能在同龄人中出类拔萃，以维护自尊。因而人际交往的需要较为强烈，这种在心理上既感到孤独，又渴望交往的矛盾，可能使青少年陷于苦恼的境地。他们不愿与父母老师沟通，却希望与同龄伙伴拉帮结伙，有的甚至离家出走，出外寻找“友谊”。由于他们的社会阅历少，认知狭窄、片面，分不清是非美丑，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容易被人引诱，上当受骗，稀里糊涂地就加入犯罪团伙，不知不觉地就走上犯罪道路。
好奇心强和辨别是非能力低的矛盾：未成年人对一切感到新奇，对自己不了解的现象，不理解的问题都表现出十分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但由于他们社会经验不足，认识能力尚未发展成熟，对许多社会现象和科学的准则还没有自己定型的见解和观点，容易受暗示而模仿，自觉不自觉地受一些不良因素地影响，看问题时以偏概全、固执己见，自己认为正确符合自己兴趣爱好的知识就不加考虑的片面接受，以致受到不良的社会风气和一些宣扬暴力、色情的不良亚文化的影响而走上犯罪道路。
独立性和依赖性的矛盾：随着成人感的产生和增强，未成年人对自己估计过高强烈要求独立自主，想从心理上改变过去依赖成年人和受人监护的状态，即取得与成年人相同的地位，离开父母的管束，完全独立。但是，由于他们没有经济来源，且社会生活经验欠缺，不能适应错综复杂的社会，因此未成年人在生活上还要依赖于父母，在社会上还要依赖成年人。这种在心理上想独立，而实际生活中又不得不依赖父母的矛盾可能激发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冲突，加大代沟的裂痕。在现实社会中，有的因对父母的严格管束十分不满而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和报复心理，进而实施家庭暴力，甚至出现了弑亲现象。
强烈的情绪冲动和理智控制较弱的矛盾：未成年时期，情绪的兴奋性高，情绪的波动性大，具有极大的冲动性，既表现为热情活泼，又易急躁，激动，好感情用事。有时，当个人需要受到限制而不能得到满足时，就会产生挫折感，进而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这时理智的控制能力却显得无能为力，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计后果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向有关当事人或无辜群众实施攻击行为，进行报复。
自我意识的矛盾：自我意识是指个体对自己已经形成的心理特点和正在发生进行的全部心理活动的认识，以及自己与外界事物相互联系的认识。未成年人由于独立性意向的发展，开始将对外界及外界事物与自己的关系的关注转变为对自己心理活动的关注。这样自己既是观察者，同时又是被自己观察的被观察者，自我意识被分成两个处于不同地位的部分：前者为理想的自我；后者为现实的自我。一般来说，现实的自我总是落后于理想的自我这样一来，二者的不一致便产生了自我意识的矛盾.未成年人自我意识的矛盾通常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过高的自我评价，另一种则是过低的自我评价。过高或过低的自我评价往往导致个体自我意识确立过程中的过分自负或过分自卑这两大心理缺陷。
一方面，过低的自我评价。处于这种意识状态的未成年人，在把理想的自我与现实的自我进行比较时，对理想的自我期望较高，又无法达到，对现实的自我不满意，又无法改进。他们在心理上的一个特征就是自我排斥。由于在成长过程中，理想的自我与现实的自我的距离过大所导致的自我矛盾冲突，他们往往会产生否定自己、拒绝接纳自我的心理倾向。这类未成年人往往降低人的社会需求水平，对自我过分怀疑，压抑自我的积极性，并可能引发严重的挫折感和内心冲突。他们的心理体验常伴随较多的自卑感、盲目性、自信心丧失和情绪消沉、意志薄弱、孤僻、抑郁等现象，尤其是面对新的环境、挫折和重大生活事件时，常常会产生过激行为，酿成悲剧。近几年来发生的未成年人暴力事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由此类心理问题所导致的。
另一方面，过高的自我评价。这是一种与过低的自我评价相对立的自我意识状态。在这种自我概念的支配下，个体往往扩大现实的自我，形成错误的不切实际的理想的自我，并认为理想的自我可以轻易实现。这种类型的未成年人往往盲目乐观，以我为中心、自以为是，不易被周围环境和他人所接受与认可，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和不满。因此极易遭受失败和内心冲突，产生严重的挫折感，导致苦闷、自卑、自我放弃。有时会引发过激行为和反社会行为。
专家指出：“青少年犯罪是一个时代各个方面所存在的社会问题的集中反映之一，要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正确必须扎扎实实地解决社会存在的、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各种社会问题。”本论文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诱因从家庭、学校、社会和个人因素等方面做了分析研究，旨在揭露未成年人犯罪的规律，从而为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提供科学的依据。由于个人水平有限，论述的面不够全，以后的研究还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大方面进行研究、探索未成年人犯罪的诱因，研究未成年人犯罪规律，为综合治理未成年人犯罪提供更科学、全面的依据。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
从一案看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废
宋飞
一）案情简述
2004年5月29日县公安局以赌博为由将胡某刑事拘留，后市劳动教养委员会以同样理由对其作出劳动教养一年三个月的决定，胡某认为：该决定违反法律规定，是违法作出的，其违反了《立法法》第八条第五项之规定；而劳教委员会对其实施劳教适用的是《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该办法不是法律，故此，他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劳决字（2004）第44号劳动教养决定书。
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称：原告胡某参与聚众赌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劳动教养是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它不同于一般的剥夺、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所以本委对胡某决定劳动教养一年三个月，适用法律正确，量处适当，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持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对胡某劳动教养一年三个月的决定。
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所举证据有：一、胡某的供述；二、证人李某的询问笔录；三、邻县公安局对朱某的询问笔录；四、县公安人员询问王某的笔录；五、方某的询问笔录，以上证据说明的是胡某开赌场并参与赌博的事实存在。六、《治安处罚条例》；七、公安部关于劳动教养的批复；八、公安部公复字（2002）第1号批复；九、《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三条；十、《行政诉讼法》，以上证据证明对胡某作出的处罚适用法律正确。
庭审质证时：原告对被告证据一至五、七、八、九、十没有异议，但对证据六有异议，认为《公安处罚条例》不能作出对劳动教养处罚的决定之一的理由。
原告没有举证。
一审法院合议庭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该处罚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恰当，应当予以维持；另一种意见认为，该处理决定书没有法律依据，仅仅就运用《公安处罚条例》和《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对人身采取强制措施，限制人身自由，适用法律错误，不符合《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应予以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了第一种意见，即认为该处罚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恰当，应当予以维持。在押的胡某又委托律师上诉。此案进入二审。近期，二审法院作出判决，认为《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是国务院公布的，在法律还未明确对其进行废止的情况下，该《办法》仍是有效的。因此，驳回了胡某的上诉，维持原判。
二）问题分析
关于劳动教养，历来存在主张废除与保留的两派观点。
外国学者和我国的一些比较西化的学者对我们的这项制度一直以来就非议很多，说劳教由公安机关提起，又由公安机关决定，又没有立法依据便剥夺人身自由。结合上述案例，持废除劳动教养理论的人会认为：
1、证据不足，被告提供证据一--五均为言词证据，在没有其他事实如物证、书证的情况下，只有言词证据不足以证明案件事实。
2、行政处罚过重，虽然目前劳动教养仍然是有效的行政管理措施，但在相对人无严重事实危害的情形下，仅凭言词证据就处以“一年三个月”的劳动教养过重。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辩称无有力事实佐证，而处以劳教，是违法的。
3、“县公安局以赌博为由将胡某刑事拘留”，之后“市劳动教养委员会以同样理由对其作出劳动教养”。此行为混淆的刑事侦查的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措施，公安局有滥用职权行为。
法律依据是：《行政处罚法》“第九条 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立法法》“第八条 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第九条 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通知》（二０００年六月八日国发〔２０００〕１１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已于２０００年３月１５日经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将于今年７月１日起施行。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全面、正确地贯彻实施立法法，进一步加强政府立法工作，提高政府立法工作质量，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既是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也是政府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对立法法的实施都要高度重视，切实做好各项实施工作。为此，特作如下通知：一、 充分认识贯彻实施立法法的重要意义，认真做好立法法的学习、宣传、培训工作。二、 深刻领会立法应当遵循的原则，并以此指导政府立法工作。三、 政府立法工作要符合立法法规定的权限。四、 政府立法工作要遵循立法法规定的程序。五、 加强法规规章备案审查工作力度，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六、 通过贯彻实施立法法，把政府法制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他们认为立法法出台后国务院是有准备的，只是地方各级政府没有及时扭转老的观念，仍然死守那“劳动教养”。《国务院关于转发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通知》“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及其《补充规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处理逃跑或者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结合劳动教养工作的具体经验，特制定本办法。第二条 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法。 ”《劳动教养试行办法》（１９８２年１月２１日国务院转发、公安部发布）“第二条 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 第三条 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教育、挽救、改造的方针，教育感化第一，生产劳动第二。在严格管理下，通过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文化技术教育和劳动锻炼，把他们改造成为遵纪守法，尊重公德，热爱祖国，热爱劳动，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用之材。” 他们认为劳动教养可谓是中国特色的改造教育办法了，其颁布实施有特定的历史条件，该部门规章的权限可大呀。但现在继续适用是有害的。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是执法机关，应当有这个素质，怎么还在沿用计划经济的手段呢，实在可悲。《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本来是公安部的规章，但国务院和全国人大的认可，具有法律的效力；立法法出台后国务院是有准备的，只是地方各级政府没有及时扭转老的观念，仍然死守那“劳动教养”。如该市政府的有关部门就没有及时落实《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行政处罚法＞通知（国发［１９９６］１３号）精神，违法行政，应承担法律责任。在立法法出台之后，劳动教养的决定法律依据不足，尽管目前并未废止，但已与新法即立法法、行政处罚法明显冲突，属明显越权，不应适用，应视为违法的。
4、对于“劳教”的行政措施的处罚力度明显超过刑罚，且法律依据不足，程序不严格的行政行为，在实践中广泛使用，说它的效果好，是由于“威慑力”很强，能起到暂时的强制作用，为各级政府所惯用。法学界已意识到劳教的危害性，国际上也有侵犯人权之说，从法学理论上讲，劳教在过去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由于社会的发展，对人权的要求也更多，如今收容遣送都废止了，劳动教养也不远了。 故对劳教的依据和程序提出质疑，故认为应取消劳教，削弱行政权力，加强司法改革，以更有利于教育违法的人同时保障人权。
主张保留的人则认为：废除论并不能抹杀劳动教养制度的巨大的社会作用。其理由有以下几点：
1、列宁有一句话：“我们需要国家，我们需要强制。法院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这种强制的机关。法院还应当担负起教育公民遵守劳动纪律的巨大任务。”劳教不可废。这是从我国国情考虑的。“劳教”搞了50多年，立法法出台其是有悖于立法法，是明显越权，也有许多人员反映，但是在没有明确废止前，他还是会“发挥”它的作用，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正如收容遣送办法，也只有等到被正式废止才可以做到真正无效。即便劳动教养制度要废除，也需要公安部批准。即使有哪个法官要从法阶去审查，各地法院也只有报请最高院，最高法再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效力与适用问题！如果走到这个程度那还不等于废止啊！如果要废止，应当提请人大常委会废止该条例。况且我国有众多劳动教养委员会和劳教所，劳教一旦废除，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的去留就成了一个问题，必须慎重考虑。在没被明示废止，在行政机关直至法院进行处理时，都可以直接适用，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适用这个条条并不是无依据！所以不存在违法问题！而法院进行审查时对法律法规只有直接适用。
2、劳教本身是法律上的灰色地带，无法严格进行司法审查，结合上述案例，对这类案件应适用宽泛审查的原则，只要认定的事实有证据支持，程序和适用法律的问题过得去就行了，当然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是不能作为劳教的法律依据的。 行政诉讼对证据的认定与认可是有别于刑事与民事诉讼的，行政诉讼中对询问笔录（包括当事人）是最具有证明效力的，因为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是审行政机关处理的过程与适用的法律而不是去真正审事实（当然会涉及到一些事实的查明过程）。所以只要行政机关作出行为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等一般都是没办法的！行政处理程序没有没有刑事处理程序那么严格，所以言辞证据就能定案。
3、现阶段如果废除劳教，对于有些违法难以起到震慑作用。如盗窃八百可判刑几年，而盗窃七百只能治案处罚，最多十五日。两者之间差距太大，不能责罚相当。劳教就是针对恶习教深，危害教大，危及政权的行为（顿号砸打 ），不从严打击，缺乏威慑力。为什么人们对劳教有争议，因为它不是立法机关设立的，又不是司法机关执行的，故劳动教养不应该是行政处罚而是一种准刑事处罚，之所以人们那么认为是因为我国行政权力过大，导致的司法错位。所以，我们不仅不应该撤销，还应该鼓励和完善。当然废除论者会反驳认为既然是一种边缘性的东西不要也罢！不错，行政职权越来越小这是事实，而司法权力却并不强大，如果废除劳教，两者之间的真空如何弥补，社会秩序如何维护。公安局有多少人，法检两院才有多少人？如果废除劳教，由司法权力来处理，公安局对有些行为无法打击，法检两院又无人力，财力，精力进行处理，这样一来一定会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还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法律制定要保障人权更要符合国情，如果废除劳教，对有些违法行为处理缺乏力度，必会造成社会不稳定。法律不完备，劳教废除了，行政权力没有了，司法权力又无法处理，之间真空无人弥补。
废除论者对保留论者的第三条辩护理由还是存有微词的，比如他们会说：为什么盗窃几百元，法官就要让行为人坐牢几年呢？感觉被劳教的人基本上都是社会上的小混混，偷点抢点吸点卖点，并且这些人还够不上犯罪。感觉对我们正常的秩序有干扰，不过还不至于危及政权。反而是违法乱纪的官员才是国家地基的蛀虫，但是没有看到谁因为贪贿构不成犯罪被劳教的。
废除了劳教就无法维护秩序么？即使无法维护又如何？须知法的价值中，自由最高，正义其次，秩序再次。是呀，公检法人手不够，所以要把精力放在危害性更大的职务犯罪上面。至于这些以前的劳教对象，要充分发动社区基层组织的作用进行帮教。这样应该效果更好。另外，一般认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在于贫富差距拉大和官员的严重腐败，劳教对象的行为还没有被认为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综上，主张废除与保留的两派似乎是各说各有理，从法理学角度来看，主张废除的人多站在
应然法角度分析问题，主张保留的人多站在实在法角度分析问题。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推出不同的行政法学命题，这是不是更值得人们去深思呢？
刘成江
一、家庭环境因素
家庭结构残缺对子女的影响：家庭是人们以婚姻、血缘为纽带形成的生活共同体，它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未成年人生活和成长的第一个场所，是未成年人社会化过程的起点，家庭环境影响着未成年人的成长和发展，甚至可以其决定性的作用。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外来的思想、文化冲击着人们传统的价值观念，家庭同样经历着历史与现在、传统与外来摩擦之洗礼，各式各样的发展冲击着家庭领域，缩小了它的活动范围和功能，造成了代际间的紧张和疏远，其变化影响之大可能是史无前例的，而且现代社会发展，还引发了各种形式的懈怠行为、犯罪和流浪.这可以说是与传统的生态社区环境的破坏和家庭模式的解体同时而来的。在传统家庭模式解体的过程中，家庭失灵开始显露出来，同时催化了许多不正当的外在干扰，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未成年人犯罪的产生。社会的急剧变化造成残缺家庭大量出现，对未成年人产生重大影响。因父母离异、分居等导致的家庭结构残缺，破坏了健全家庭中父母角色的正常功能。心理学研究表明，父亲与母亲在家庭中的作用是不完全相同的，缺少任何一方对未成年人的成长都是不利的，会导致未成年人产生情绪与人格上的障碍。未成年人过早失去父母之爱、家庭之乐，感情上受到创伤，经济上缺乏保障，造成内心痛苦、精神忧郁，由于长期的心理失衡，渐渐地产生了心理偏差，而且残缺家庭不像健全家庭对子女会有严格的监督，往往会疏于对子女的管教，失去家庭温暖的子女对家庭的依附性逐渐减少，极易受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而做出违法犯罪之事。
家庭关系恶化对子女的影响：研究表明，和父母缺乏正常关系的少年更容易陷入青少年犯罪的生涯。家庭关系是人间最亲密的社会关系。即使家庭结构是完整的，如果父母感情不和，经常发生冲突，也容易导致子女有越轨行为。因为不顺利的婚姻生活往往使父母无暇顾及子女的事物，这种控制力量的消失正是未成年人越轨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它比父母离异对子女造成的负面影响还要大。子女夹在父母之间，心理会受到极大的损害和不良影响，慢慢会在个性上出现缺陷，容易养成空虚、烦躁、不安和失望的情绪，往往性格内向、孤僻自卑。为逃避紧张的家庭气氛，极易离家出走。如果子女在家庭中能和父母有良好的沟通，得到父母充分的关爱，他们会远离犯罪；如果亲子关系疏远，子女在家里得不到安全或情感上的满足和慰籍，就可能逃离家庭，在社会上寻求支持与认同. 实践中发现，未成年罪犯往往用不太喜欢的语气评价他们的父母，未成年罪犯的家庭中往往缺乏积极的交往和情感表达。而不少未成年罪犯也表示如果当初父母能够对自己多一点关心，自己也不会走上犯罪的道路。
家庭教育方式不当：积极、健康的家庭管教方式能弥补家庭结构和家庭功能的缺陷和不足，而消极甚至错误的家庭管教方式不仅不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而且可能成为促使未成年人走向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我国许多家庭的管教方式都存在不当之处，溺爱型、粗暴型可以说是我国最普遍的两种不良家庭管教方式。溺爱型家庭管教方式一味满足子女物质、生活上的任何要求，受溺爱的子女易形成自私、任性的性格，缺乏责任感，不懂得尊重别人，其社会化进程在相当的程度上受到阻碍。一旦此种不健全人格外化，又会受到家庭的纵容与包庇，从而使子女一步步走上犯罪道路。溺爱会形成子女畸形的需求，而当其习惯于多次无原则的被满足之后，若稍有不顺，就会不择手段甚至以身试法去满足自己的欲望。同时，此类家庭管教方式使子女易受伤害、敏感，社会适应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差，自控能力不强，因而易受坏人的引诱，导致犯罪。粗暴型家庭管教方式粗暴化、简单化，对子女干预过多，采取专制的手段使其绝对服从父母的目标与期望价值，稍有不从就对子女实行打骂体罚等粗暴手段。体罚这种教育方式的运用，只能使那些相信体罚有利于孩子教育的父母满足自身使用暴力的欲望，而不能起到正确教育的作用。经常使用体罚，会给未成年人提供一个攻击性的榜样，对其自尊心、自信心也产生不利影响。而且，体罚引起未成年人的认知不协调，对这种不协调所带来的焦虑，未成年人会采取抑制退缩或对抗发泄的方式。粗暴型管教方式使子女意识不到家庭的温暖，体罚可能使子女逐渐懂得“更有权威的力量可以操纵他人并能够成为一种维护高于他人的地位，满足欲望和实现目的的功能性手段”。在暴力家庭中长大的未成年人对家庭缺乏归属感，性格闭锁、孤僻、粗野、不顺从、残酷，没有通过家庭完成社会化，个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存在着重大的缺陷，一旦脱离家庭的束缚，非常容易演变为蔑视社会权威，行为反应过激，极端自我，在社会生活中一旦遭遇挫折容易把握不好分寸，甚至陷入犯罪泥潭。
家长素质低劣，言传身教失当：我国目前文盲、半文盲占人口比例还相当高，一些家长的文化素质相对较低。许多家长也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纵欲主义影响，狂热地追求金钱、追求物质享受。他们不但忽视了对子女的道德教育和遵纪守法教育，其本身的行为也把子女往相反的方向引导。未成年人正处在成长时期，差别交往能力强，辨别是非能力差，他们还不知道社会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①。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行为就是孩子学习的榜样这个学习过程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父母行为端庄正派，有助于子女养成良好的习惯和品德；父母形象不良、行为不轨，将误导子女走上歧途。有的家长缺乏社会责任感，道德意识差，自私自利，见利忘义，独断专行，心胸狭隘，为获取个人利益不择手段，对子女的教育与自己的言行不一致，其身不正，染有恶习，子女自然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不良影响，在难以辨别是非的情况下沾染不良习气，并为最终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打下了基础。
家庭道德教育缺失：正确的家庭早期教育是未成年人的良好习惯、品德、意识和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所在，是未成年人社会化过程中价值观形成的重要因素。家庭的道德引导和教育，曾在一个很长时期内被认为是家庭功能的主要方面。但在社会转型期，父母教育子女持“工具主义”观念，只关心子女成21，逼子女从小就学会竞争，忽略了对子女应有的道德启蒙教育，如教育子女如何做人，教育他们学会关心他人、孝敬父母、正直谦让等，而使子女变得自私、冷漠，缺乏真诚、善良，不会关爱包括父母在内的其他人。有些父母对子女“唯钱独尊”，时刻在子女面前说钱言物，无形中将子女的兴趣引到对吃喝玩乐的追求上，而缺少远大理想和抱负。这样，家庭文明的基础出现了空间，家庭进步的连环出现了裂痕，长期下去必然形成未成年消极的个性品质和不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这种不良品质一旦遇到一定的条件和时机，就会发展成为犯罪行。
二、学校教育因素
师资队伍中的不良品行对学生的影响：学校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实施系统教育的专门机构，是未成年人从家庭走向社会的中间环节.未成年人处于学校的阶段正是他们身体猛长、心理变化大、情绪反应强烈、精力充沛的阶段，这个时期，他们不仅对物质需求日益增长，而且对精神需求增长更快。“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为人师表，人之楷模，这样才能熏陶出一批又一批心灵净化，意志坚定，品学兼优的栋梁之才。但是有些教师的品行实不足以为人师表，直接影响到学生的成长。如上课不负责任,马虎了事,没有进取心,贪图玩乐,为了一些事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社会上流行的请客送礼办私事的风气也在这些老师身上表现出来。更有甚者有些人头上顶着教师的神圣光环，竟利用教师与学生接触的特殊之便实施违法犯罪行为，近年来有关这方面那的报道已是屡见不鲜。
学校教育内容失衡、不协调：部分地区教育经费投入、教育资源分配失衡，尤其是城乡差别大，认为地划分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不仅导致“择校费”问题产生，也容易使非重点学校的学生及其家长有自卑感，受到歧视，从而影响学生的正常发展。学校只注重升学率，偏重知识的填鸭式传授，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对未成年人成长的重要性。这种不恰当的做法往往会造成未成年人身心发展失去平衡，对于那些领悟力略差一些的学生，尤其有可能从中遭受升学的挫折和压力，继而被老师、同学、家长视为学习无能。久而久之，连学生本人也感到自己确实不如别人，难免遭受淘汰，从内心深处产生自卑感。这种否定自我的结果，有可能导致他们逃出校门，与社会上有不良行为或有违法犯罪行为的人混在一起。这种不良结合，不但影响了学生依恋学校、家庭，同时也影响了学生依恋正常同辈群体的可能，使其陷于违法犯罪的可能性大增。法制教育十分薄弱。因为学校的法制教育具有系统性、渐进性和集中性的特点，所以现代学校法制教育是教育学生知法守法，减少未成年人犯罪非常有效的途径。但目前中小学校的法制教育仅限于小学生的思想品德课程，初高中(含中专、技校)基本上没有开设。缺乏统一的法制教育教材，除初中开设的《思想政治》含少量法律知识外，小学和高中均无正式的法制教育教材，也较少根据学生年龄、文化程度的不同设置相应的教学内容。在师资方面，多由政治课教师讲授，法律专业水平相对有限，授课质量难以保证。兼职法制副校长或辅导员虽然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和实践经验，但是教学却并非他们的专长，同时受课程安排和时间、精力所限。由于法制教育不到位，部分中小学法制教育课形同虚设，学生不懂法、不守法、不会依法自我保护的局面难以得到根本改观。一些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反映在学校时几乎没有接触过法制方面的教育。有的学校的法制教育仅停留在法律知识的传授上，没有使学生形成与法律规范相适应的价值观，没有引导学生将法律规范的要求内化为自己的需要和行为动机，这样的法制教育不但不能对未成年人犯罪起到预防作用，反而可能让一部分未成年人由于了解法律的规定而钻法律的空子，进行犯罪行为。
学校教育方法缺陷：某些学校和老师习惯于按学习成绩的优劣，人为地将学生分为三六九等，并给予不同“待遇”。对“优等生”爱护有加，高度重视，其结果一方面可能使他们产生高人一等的骄傲自大心理，另一方面也可能使他们背上“优等生”的沉重包袱，如果再不注重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对挫折的心理承受力差，遇到失败、困难或逆境时飞则可能产生偏激行为。对所谓的“双差生”、“问题生”敷衍了事、任其自由发展，甚至视为包袱而讽刺、挖苦，动辄训斥，甚至打骂体罚.这不仅使后进生更为后进，而且还可能使有的学生“破罐破摔气有的教师对犯错误、有缺点的学生，只是简单、生硬地处罚了事，不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对敢于指出自己缺点的学生打击报复，等等.所有这些不适当的教育方法，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打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减弱学生对学校的依恋，甚至使某些学生产生消极情绪而厌学、弃学、逃学，加之许多学校借口“不能带坏一批学生”对“问题生”予以劝退或开除，这些流失生往往成为日后未成年入犯罪的根源。
学校对学生闲暇活动管理不足：一些学校为了追求升学率，也总是习惯于加班加点，延长学生的学习时间。一些家庭望子成龙，让学生参加各种各样的“技能班”或“补习班”，致使学生大量的闲暇时间被无休止的补课或活动所填满，苦不堪言。这样“闲而不暇”的生活会使未成年人经常处于疲劳状态，产生厌学情绪，不仅影响了教学实效，而且为了发泄，他们极有可能铤而走险，参与一些有害身心健康的活动，甚至走上邪路。同时，学生闲暇活动放任自流，一直以来没有得到学校应有的重视。一方面许多学生面对闲暇时间感到手足无措，闲暇生活普遍形式单调，单调的生活必然是一种无效的闲暇，会让学生感觉孤独、无聊、烦闷难耐，容易“无事生非”，导致犯罪行为。另一方面学生的闲暇活动内容庸俗，他们多沉迷于电视、游戏机、网络、闲逛，甚至沉迷于具有色情、暴力、赌博等内容的书刊、录像、游戏之中，还有为数不少的学生吸烟、酗酒、赌博、打架、斗殴。消极不当的闲暇活动严重损害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很容易诱使未成年人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三、社会环境因素
金钱万能、拜金主义观念盛行与未成年人犯罪的关系：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一些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受到极大的冲击，尤其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主义，对世界观尚未定型的未成年人造成了很坏的消极影响；社会竞争和矛盾加剧，就业就学跟不上社会福利和财富分配不均，社会转型期的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好，特别使消极腐败和黄赌毒、封建迷信等丑恶现象，极易诱发一些意志薄弱的未成年人的犯罪动机。金钱万能，追求过度享乐，拜金主义的盛行，私欲的膨胀，使有关黄、赌、毒犯罪滋生和蔓延。一些人为了追求金钱和享乐，大肆进行卖淫嫖娼犯罪。一些娱乐场所为追求经济利益，成为藏污纳垢的场所，使卖淫嫖娼屡禁不止。少数国家工作人员以权谋私、吃请受贿、追求享乐，一定程度上败坏了社会风气，也总是有形无形地给未成年人一种示范和暗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起了较大的变化，未成年人没有经济收人，而此种不良风气，却刺激了他们的“高消费”的意识，但“未成年人往往对满足需要的手段的意义缺乏了解，只要他们感到需要本身的无可非议的、合理的，他们就较少考虑满足实际需要的具体手段是否为社会道德和法律所允许，甚至不择手段地去满足自己的需要，以致犯罪①。
同时，过度的贫富差异也对未成年人犯罪造成了影响。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用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差异程度的指标，据官方统计，我国在1999年的基尼系数为0.39，也有资料显示为0.45，就已经超过了0.4的警戒线②。过度的贫富差异，会强化人们的贪婪心理、攀比心理、嫉妒心理、仇恨心理，这些都有可能转化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刺激犯罪的滋生，成为犯罪的诱因。
受消极文化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影响：一般认为，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指的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①。消极文化即通常所说的亚文化。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的带动下，世界不同文明相互交汇融合，彼此取长补短，成为大势所趋。但是全球化在加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接触的同时，也带来西方文化思潮和黄、赌、毒对社会主义文化的污染。西方的生活方式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模式”抉择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不但在行动中努力地模仿“西式”的家庭外表，如时髦的家具、流行的服饰等，好逸恶劳、爱慕虚荣、向往奢侈的生活，崇尚西方社会休闲娱乐观念和思潮，甚至追求“性开放”、“性自由”的没落生活方式。充满色情的淫秽物品所体现的黄色文化主要从精神和肉体两个方面来危害未成年人，使其身心不健康地成长。庸俗、低级、淫秽的录像、电影、书刊、印刷品的毒害信息量很大，刺激性特别强。未成年人正处在发育阶段，好奇心强，因此对这些“黄货”对他们特别具有吸引力。这些淫秽物品扭曲了未成年人的性观念，从精神上毒害未成年人，危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从而诱发未成年人走上性犯罪的道路。黄色文化产品的来源，绝大多数都是先从境外流入，再在境内出版部门复制印刷。据海关总署较早的统计资料，1980年进口的印刷品中没收淫秽色情印刷品19000多件，比1979年增加4.1倍；1989年海关共查获违禁印刷品和音像制品233万件，比1988年增加30倍。1989年8月的“扫黄”中，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90年底，全国共缴获封存违禁出版书刊约3200万册，音像制品240多万合，查获没收走私进口的违禁品出版物78万多件，依法查处违法分子近8万人②。
其次，帮会文化业也是造成未成年人犯罪的一支遗毒，“帮会”文化目前在文化市场上仍占据一席之地。许多地区播放的影视片所传播的“帮会”文化，刺激着黑社会的繁衍与扩展，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起着直接的教唆作用。那种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的黑风恶浪，给未成年人以极坏的影响。使有些未成年人认为，在社会上要混出个名堂来，没有几个哥们不行。他们为了“行帮”、团伙的利益合哥儿们的交情，根本不顾他人的利益、国家的法律，把“行帮” 、团伙、哥儿们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为了他们的私利和“友情”不惜践踏国家法律，以身试法。先进社会上相当一部分未成年人和一些“两劳”释放人员对黑道老大的人生准则、生活方式的顶礼膜拜、刻意模仿，从某种意义上讲，使帮会文化诱导的结果。此外，一些侦破文学为了追求真实，用纪实的手法把犯罪的过程无保留地“奉献”给读者，无形之中不仅教唆未成年人犯罪的手法，且还有意无意地使他们学会了一些反侦破的方法。
另外，沉溺于上网也是诱发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原因。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北京海淀检察院近期对海淀看守所在押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调查发现：73名有上网经历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中，39人承认自己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因上网引起或与上网有关，占53.4%①。网络中通过互发电子邮件或聊天、在线游戏等手段进行交往，可以向对方隐瞒真实身份、年龄甚至性别等特征。由于网络本身的这种隐蔽性，上网便成了很多处于心理闭锁期的未成年人缓解内心紧张、释放内心积郁的理想选择。网络游戏、网络聊天过程中，虚拟的人物可以不受法律和道德的规范，未成年人的心理随意性被无限放大。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矛盾时他们往往难以协调，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及时、正确的纠正和引导，就有可能导致未成年人为了满足自我需要而不择手段地侵犯他人的利益。有些未成年人长期痴迷于网络，由于他们没有经济来源，为了支付高昂的上网费用，很可能实施抢劫、盗窃等财产性犯罪。
四、个人因素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影响
孤独感和强烈的交往需要的矛盾：现在，未成年人的生理成熟年龄普遍提前, 生理上的突飞猛进，尤其是性器官的发育成熟，使他们的性意识、性冲动，性体验等接踵而至，这给他们带来了种种困惑或疑虑，产生各种神秘不安的复杂心理。与此同时，他们的心理成熟却明显滞后。他们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来为因为生理成熟产生的种种困惑解难释疑，无法合理地为自己减轻心理的重负。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成人感逐渐增强，对于内心的困惑和疑虑不愿轻易向他们吐露，于是表现出明显的心理闭锁。未成年人处于这种自我封闭之中在心理上与成年人产生隔阂，不愿相互交流思想、感情，因而产生孤独感。但是这种孤独感并不是他们所希望的，他们渴望被人理解，希望与人交往，希望在人际交往中有一定的地位，希望能在同龄人中出类拔萃，以维护自尊。因而人际交往的需要较为强烈，这种在心理上既感到孤独，又渴望交往的矛盾，可能使青少年陷于苦恼的境地。他们不愿与父母老师沟通，却希望与同龄伙伴拉帮结伙，有的甚至离家出走，出外寻找“友谊”。由于他们的社会阅历少，认知狭窄、片面，分不清是非美丑，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容易被人引诱，上当受骗，稀里糊涂地就加入犯罪团伙，不知不觉地就走上犯罪道路。
好奇心强和辨别是非能力低的矛盾：未成年人对一切感到新奇，对自己不了解的现象，不理解的问题都表现出十分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但由于他们社会经验不足，认识能力尚未发展成熟，对许多社会现象和科学的准则还没有自己定型的见解和观点，容易受暗示而模仿，自觉不自觉地受一些不良因素地影响，看问题时以偏概全、固执己见，自己认为正确符合自己兴趣爱好的知识就不加考虑的片面接受，以致受到不良的社会风气和一些宣扬暴力、色情的不良亚文化的影响而走上犯罪道路。
独立性和依赖性的矛盾：随着成人感的产生和增强，未成年人对自己估计过高强烈要求独立自主，想从心理上改变过去依赖成年人和受人监护的状态，即取得与成年人相同的地位，离开父母的管束，完全独立。但是，由于他们没有经济来源，且社会生活经验欠缺，不能适应错综复杂的社会，因此未成年人在生活上还要依赖于父母，在社会上还要依赖成年人。这种在心理上想独立，而实际生活中又不得不依赖父母的矛盾可能激发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冲突，加大代沟的裂痕。在现实社会中，有的因对父母的严格管束十分不满而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和报复心理，进而实施家庭暴力，甚至出现了弑亲现象。
强烈的情绪冲动和理智控制较弱的矛盾：未成年时期，情绪的兴奋性高，情绪的波动性大，具有极大的冲动性，既表现为热情活泼，又易急躁，激动，好感情用事。有时，当个人需要受到限制而不能得到满足时，就会产生挫折感，进而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这时理智的控制能力却显得无能为力，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计后果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向有关当事人或无辜群众实施攻击行为，进行报复。
自我意识的矛盾：自我意识是指个体对自己已经形成的心理特点和正在发生进行的全部心理活动的认识，以及自己与外界事物相互联系的认识。未成年人由于独立性意向的发展，开始将对外界及外界事物与自己的关系的关注转变为对自己心理活动的关注。这样自己既是观察者，同时又是被自己观察的被观察者，自我意识被分成两个处于不同地位的部分：前者为理想的自我；后者为现实的自我。一般来说，现实的自我总是落后于理想的自我这样一来，二者的不一致便产生了自我意识的矛盾.未成年人自我意识的矛盾通常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过高的自我评价，另一种则是过低的自我评价。过高或过低的自我评价往往导致个体自我意识确立过程中的过分自负或过分自卑这两大心理缺陷。
一方面，过低的自我评价。处于这种意识状态的未成年人，在把理想的自我与现实的自我进行比较时，对理想的自我期望较高，又无法达到，对现实的自我不满意，又无法改进。他们在心理上的一个特征就是自我排斥。由于在成长过程中，理想的自我与现实的自我的距离过大所导致的自我矛盾冲突，他们往往会产生否定自己、拒绝接纳自我的心理倾向。这类未成年人往往降低人的社会需求水平，对自我过分怀疑，压抑自我的积极性，并可能引发严重的挫折感和内心冲突。他们的心理体验常伴随较多的自卑感、盲目性、自信心丧失和情绪消沉、意志薄弱、孤僻、抑郁等现象，尤其是面对新的环境、挫折和重大生活事件时，常常会产生过激行为，酿成悲剧。近几年来发生的未成年人暴力事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由此类心理问题所导致的。
另一方面，过高的自我评价。这是一种与过低的自我评价相对立的自我意识状态。在这种自我概念的支配下，个体往往扩大现实的自我，形成错误的不切实际的理想的自我，并认为理想的自我可以轻易实现。这种类型的未成年人往往盲目乐观，以我为中心、自以为是，不易被周围环境和他人所接受与认可，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和不满。因此极易遭受失败和内心冲突，产生严重的挫折感，导致苦闷、自卑、自我放弃。有时会引发过激行为和反社会行为。
专家指出：“青少年犯罪是一个时代各个方面所存在的社会问题的集中反映之一，要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正确必须扎扎实实地解决社会存在的、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各种社会问题。”本论文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诱因从家庭、学校、社会和个人因素等方面做了分析研究，旨在揭露未成年人犯罪的规律，从而为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提供科学的依据。由于个人水平有限，论述的面不够全，以后的研究还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大方面进行研究、探索未成年人犯罪的诱因，研究未成年人犯罪规律，为综合治理未成年人犯罪提供更科学、全面的依据。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
从一案看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废
宋飞
一）案情简述
2004年5月29日县公安局以赌博为由将胡某刑事拘留，后市劳动教养委员会以同样理由对其作出劳动教养一年三个月的决定，胡某认为：该决定违反法律规定，是违法作出的，其违反了《立法法》第八条第五项之规定；而劳教委员会对其实施劳教适用的是《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该办法不是法律，故此，他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劳决字（2004）第44号劳动教养决定书。
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称：原告胡某参与聚众赌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劳动教养是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它不同于一般的剥夺、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所以本委对胡某决定劳动教养一年三个月，适用法律正确，量处适当，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持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对胡某劳动教养一年三个月的决定。
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所举证据有：一、胡某的供述；二、证人李某的询问笔录；三、邻县公安局对朱某的询问笔录；四、县公安人员询问王某的笔录；五、方某的询问笔录，以上证据说明的是胡某开赌场并参与赌博的事实存在。六、《治安处罚条例》；七、公安部关于劳动教养的批复；八、公安部公复字（2002）第1号批复；九、《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三条；十、《行政诉讼法》，以上证据证明对胡某作出的处罚适用法律正确。
庭审质证时：原告对被告证据一至五、七、八、九、十没有异议，但对证据六有异议，认为《公安处罚条例》不能作出对劳动教养处罚的决定之一的理由。
原告没有举证。
一审法院合议庭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该处罚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恰当，应当予以维持；另一种意见认为，该处理决定书没有法律依据，仅仅就运用《公安处罚条例》和《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对人身采取强制措施，限制人身自由，适用法律错误，不符合《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应予以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了第一种意见，即认为该处罚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恰当，应当予以维持。在押的胡某又委托律师上诉。此案进入二审。近期，二审法院作出判决，认为《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是国务院公布的，在法律还未明确对其进行废止的情况下，该《办法》仍是有效的。因此，驳回了胡某的上诉，维持原判。
二）问题分析
关于劳动教养，历来存在主张废除与保留的两派观点。
外国学者和我国的一些比较西化的学者对我们的这项制度一直以来就非议很多，说劳教由公安机关提起，又由公安机关决定，又没有立法依据便剥夺人身自由。结合上述案例，持废除劳动教养理论的人会认为：
1、证据不足，被告提供证据一--五均为言词证据，在没有其他事实如物证、书证的情况下，只有言词证据不足以证明案件事实。
2、行政处罚过重，虽然目前劳动教养仍然是有效的行政管理措施，但在相对人无严重事实危害的情形下，仅凭言词证据就处以“一年三个月”的劳动教养过重。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辩称无有力事实佐证，而处以劳教，是违法的。
3、“县公安局以赌博为由将胡某刑事拘留”，之后“市劳动教养委员会以同样理由对其作出劳动教养”。此行为混淆的刑事侦查的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措施，公安局有滥用职权行为。
法律依据是：《行政处罚法》“第九条 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立法法》“第八条 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第九条 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通知》（二０００年六月八日国发〔２０００〕１１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已于２０００年３月１５日经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将于今年７月１日起施行。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全面、正确地贯彻实施立法法，进一步加强政府立法工作，提高政府立法工作质量，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既是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也是政府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对立法法的实施都要高度重视，切实做好各项实施工作。为此，特作如下通知：一、 充分认识贯彻实施立法法的重要意义，认真做好立法法的学习、宣传、培训工作。二、 深刻领会立法应当遵循的原则，并以此指导政府立法工作。三、 政府立法工作要符合立法法规定的权限。四、 政府立法工作要遵循立法法规定的程序。五、 加强法规规章备案审查工作力度，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六、 通过贯彻实施立法法，把政府法制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他们认为立法法出台后国务院是有准备的，只是地方各级政府没有及时扭转老的观念，仍然死守那“劳动教养”。《国务院关于转发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通知》“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及其《补充规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处理逃跑或者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结合劳动教养工作的具体经验，特制定本办法。第二条 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法。 ”《劳动教养试行办法》（１９８２年１月２１日国务院转发、公安部发布）“第二条 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 第三条 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教育、挽救、改造的方针，教育感化第一，生产劳动第二。在严格管理下，通过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文化技术教育和劳动锻炼，把他们改造成为遵纪守法，尊重公德，热爱祖国，热爱劳动，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用之材。” 他们认为劳动教养可谓是中国特色的改造教育办法了，其颁布实施有特定的历史条件，该部门规章的权限可大呀。但现在继续适用是有害的。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是执法机关，应当有这个素质，怎么还在沿用计划经济的手段呢，实在可悲。《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本来是公安部的规章，但国务院和全国人大的认可，具有法律的效力；立法法出台后国务院是有准备的，只是地方各级政府没有及时扭转老的观念，仍然死守那“劳动教养”。如该市政府的有关部门就没有及时落实《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行政处罚法＞通知（国发［１９９６］１３号）精神，违法行政，应承担法律责任。在立法法出台之后，劳动教养的决定法律依据不足，尽管目前并未废止，但已与新法即立法法、行政处罚法明显冲突，属明显越权，不应适用，应视为违法的。
4、对于“劳教”的行政措施的处罚力度明显超过刑罚，且法律依据不足，程序不严格的行政行为，在实践中广泛使用，说它的效果好，是由于“威慑力”很强，能起到暂时的强制作用，为各级政府所惯用。法学界已意识到劳教的危害性，国际上也有侵犯人权之说，从法学理论上讲，劳教在过去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由于社会的发展，对人权的要求也更多，如今收容遣送都废止了，劳动教养也不远了。 故对劳教的依据和程序提出质疑，故认为应取消劳教，削弱行政权力，加强司法改革，以更有利于教育违法的人同时保障人权。
主张保留的人则认为：废除论并不能抹杀劳动教养制度的巨大的社会作用。其理由有以下几点：
1、列宁有一句话：“我们需要国家，我们需要强制。法院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这种强制的机关。法院还应当担负起教育公民遵守劳动纪律的巨大任务。”劳教不可废。这是从我国国情考虑的。“劳教”搞了50多年，立法法出台其是有悖于立法法，是明显越权，也有许多人员反映，但是在没有明确废止前，他还是会“发挥”它的作用，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正如收容遣送办法，也只有等到被正式废止才可以做到真正无效。即便劳动教养制度要废除，也需要公安部批准。即使有哪个法官要从法阶去审查，各地法院也只有报请最高院，最高法再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效力与适用问题！如果走到这个程度那还不等于废止啊！如果要废止，应当提请人大常委会废止该条例。况且我国有众多劳动教养委员会和劳教所，劳教一旦废除，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的去留就成了一个问题，必须慎重考虑。在没被明示废止，在行政机关直至法院进行处理时，都可以直接适用，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适用这个条条并不是无依据！所以不存在违法问题！而法院进行审查时对法律法规只有直接适用。
2、劳教本身是法律上的灰色地带，无法严格进行司法审查，结合上述案例，对这类案件应适用宽泛审查的原则，只要认定的事实有证据支持，程序和适用法律的问题过得去就行了，当然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是不能作为劳教的法律依据的。 行政诉讼对证据的认定与认可是有别于刑事与民事诉讼的，行政诉讼中对询问笔录（包括当事人）是最具有证明效力的，因为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是审行政机关处理的过程与适用的法律而不是去真正审事实（当然会涉及到一些事实的查明过程）。所以只要行政机关作出行为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等一般都是没办法的！行政处理程序没有没有刑事处理程序那么严格，所以言辞证据就能定案。
3、现阶段如果废除劳教，对于有些违法难以起到震慑作用。如盗窃八百可判刑几年，而盗窃七百只能治案处罚，最多十五日。两者之间差距太大，不能责罚相当。劳教就是针对恶习教深，危害教大，危及政权的行为（顿号砸打 ），不从严打击，缺乏威慑力。为什么人们对劳教有争议，因为它不是立法机关设立的，又不是司法机关执行的，故劳动教养不应该是行政处罚而是一种准刑事处罚，之所以人们那么认为是因为我国行政权力过大，导致的司法错位。所以，我们不仅不应该撤销，还应该鼓励和完善。当然废除论者会反驳认为既然是一种边缘性的东西不要也罢！不错，行政职权越来越小这是事实，而司法权力却并不强大，如果废除劳教，两者之间的真空如何弥补，社会秩序如何维护。公安局有多少人，法检两院才有多少人？如果废除劳教，由司法权力来处理，公安局对有些行为无法打击，法检两院又无人力，财力，精力进行处理，这样一来一定会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还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法律制定要保障人权更要符合国情，如果废除劳教，对有些违法行为处理缺乏力度，必会造成社会不稳定。法律不完备，劳教废除了，行政权力没有了，司法权力又无法处理，之间真空无人弥补。
废除论者对保留论者的第三条辩护理由还是存有微词的，比如他们会说：为什么盗窃几百元，法官就要让行为人坐牢几年呢？感觉被劳教的人基本上都是社会上的小混混，偷点抢点吸点卖点，并且这些人还够不上犯罪。感觉对我们正常的秩序有干扰，不过还不至于危及政权。反而是违法乱纪的官员才是国家地基的蛀虫，但是没有看到谁因为贪贿构不成犯罪被劳教的。
废除了劳教就无法维护秩序么？即使无法维护又如何？须知法的价值中，自由最高，正义其次，秩序再次。是呀，公检法人手不够，所以要把精力放在危害性更大的职务犯罪上面。至于这些以前的劳教对象，要充分发动社区基层组织的作用进行帮教。这样应该效果更好。另外，一般认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在于贫富差距拉大和官员的严重腐败，劳教对象的行为还没有被认为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综上，主张废除与保留的两派似乎是各说各有理，从法理学角度来看，主张废除的人多站在
应然法角度分析问题，主张保留的人多站在实在法角度分析问题。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推出不同的行政法学命题，这是不是更值得人们去深思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