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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应加强对“另案处理”的法律监督

肖景炎 张玉玲

“另案处理”是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中经常遇到的一种情况。而“另案处理”意味着被“另案”的犯罪嫌疑人涉嫌某种共同犯罪，只是由于某种原因，被列入“另案处理”。然而，在办案实践中，在对某些案件进行“另案处理”上，常存在着一些问题，有的涉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甚至于借“另案处理”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为此，笔者认为：人民检察院有必要对“另案处理”加强法律监督：
一、“另案处理”的情形
从检察实践看，“另案处理”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1、地域管理方面的因素。（1）“另案处理”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在本地、异地均有共同犯罪事实发生。若在异地处理更为合适的，可以列入“另案处理”。（2）一般情况下，刑事案件是按照犯罪地管辖的原则进行处理，但在嫌疑人居住地进行处理比较合适的，可由其居住地处理，也可以列入“另案处理”。（3）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侦查完毕，可先行进行处理，而对未侦查终结的犯罪嫌疑人可作“另案处理”。2、级别管辖方面的因素。某一犯罪嫌疑人共同犯罪事实既涉及到地域，又有级别管辖问题，因考虑案件处理的需要，可以将其中某一个或几个犯罪嫌疑人列入“另案处理”。3、职能管辖方面的因素。因某一犯罪嫌疑人在共同犯罪中，对其犯罪事实的侦查管辖问题具有双重性：既有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管辖，又有检察机关立案的管辖。为了工作方便，有时可以在侦查阶段将某一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作为“另案处理”。4、专门管辖方面的因素。在共同犯罪中，某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涉及专门司法部门的管辖问题，由专门司法部门对此进行处理更为有利，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分开将某一犯罪嫌疑人列入“另案处理”。
二、对“另案处理”的监督范围
人民检察院对“另案处理”的监督，实质上是对侦查部门的“立案”和“处理”结果的监督。根据司法实践，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对“另案处理”进行监督的范围，主要是两个方面：其一是监督“另案处理”中涉案人的犯罪事实是否涉及本案的共同犯罪事实。如果“另案处理”的犯罪事实与共同犯罪事实不相符，那么这种“另案处理”的背后就有可能隐藏着执法不公的问题。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在对案件进行审查中，发现此类情况必须提出纠正意见。其二是依法监督“另案” 的处理结果。对涉案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另案后，监督其是否被依法“处理了”。如果把刑事案件作为非刑事案件处理，对此种情况，检察机关就应该通过启动法律监督程序予以纠正。
三、对“另案处理”的监督程序
检察机关对“另案处理”进行监督的程序，笔者认为， 1、侦查机关应将对此类案进行处理情况向检察机关报送书面材料，说明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7条之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另案处理”的情况应让侦查部门形成书面材料加以说明，并装入卷宗。如果说明理由不成立，检察机关应立即提出纠正。2、人民检察院应对“另案处理”进行跟踪监督。如对侦查机关作出“另案处理”的案件进行审查时，应该将监督贯穿于“另案处理”的全过程，要自始自终地检查，并把跟踪的情况形成书面材料。




为了共和国刑事法治的完善——访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博士生导师赵秉志教授

2001年2月9日 14:07 本报记者　晏向华
　　赵教授的声名，在法学界可以说是如雷贯耳。对赵教授的采访计划，也是列于“法学英才”栏开办之初。遗憾的是，几次与赵教授联系未果。对于这次迟到的采访，我深有对名家不恭的忐忑，而赵教授根本不以为意，并且以最快的速度给我提供了所需资料。
　　对于这样一位知名教授，一篇短短的采访文章实在是难以表其丰硕。这里仅以素描方式建立起其基本形象：赵秉志，新中国首届刑法学博士，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刑法学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等多种全国性学术职务，发表论文400余篇，出版个人专著、主编及合著书籍150余部，人们常以“著作等身”形容一个人的成果斐然，可是赵教授早已是著作超身了。对于一个年富力强的学者，你可以想见其中的勤勉和渊博。
　　对于中国刑法学的发展，赵教授可谓是倾尽心血。1988年至1997年，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修改小组主要成员之一，他始终参与了中国刑法典的修改工作。他主张对刑法观念进行更新和变革，树立经济刑法观、效益刑法观、民主刑法观、平等刑法观和开放刑法观。对于刑法中的一系列问题，他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这里仅择要予以介述：
　　其一，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与类推的废止问题。我国1979年刑法典没有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且在第七十九条规定了类推制度。要不要废除类推制度?这一问题曾经在学者之中产生过诸多争议。赵教授旗帜鲜明地认为，类推不利于法治和人权的保障，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符合世界刑法发展潮流，有利于刑事立法的不断完善，有利于强化刑事司法。赵教授和其他一些学者力倡的这一主张得到了立法者的采纳，1997年修订的刑法典第三条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
　　其二，关于死刑的立法完善。赵教授认为，重刑主义思想是同态复仇报应观念的反映，立法者对死刑的作用应有冷静、客观的认识。过分崇尚和依赖死刑，则必然会使法律失去正义性和合理性，从而失去公众的尊重和支持。他提出坚持以总则和分则相结合控制死刑，对经济犯罪和财产型犯罪原则上可考虑删除死刑，从尊重人的生命权利，推进刑罚文明与进步等诸方面看，尽量减少甚至在将来条件成熟时逐渐废除死刑，应是我国立法、司法的指导思想。
　　其三，对犯罪主体的研究。赵教授认为，犯罪主体通过影响刑事责任程度进而对刑罚产生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因犯罪主体情况的影响而从宽、从严适用刑罚或者是限制刑种的适用。他早在1987年即明确主张刑法对已满14岁不满16岁未成年人负刑事责任的罪种范围应当明确限定，并主张对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这些主张在我国新刑法典中都得到了立法的采纳与体现。
　　其四，关于妨害司法活动的立法完善。1979年的刑法典分则对这类犯罪没有集中规定，而是分散地规定于若干章节中。1988年应国家立法机关邀请参加修改刑法典的起草与论证工作后，赵教授提出了增设妨害司法活动罪专章的建议。随后，他又以此为题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并推出了有相当深度的研究成果《妨害司法活动罪研究》。在他的倡导下，1997年修订的刑法典分则第六章第二节设立了“妨害司法罪”专节，并增设了妨害证据罪、破坏监管秩序罪等新罪名。
　　多年来，赵教授在异常繁忙的教学科研工作之余，还抽出相当精力参与许多重大学术活动。这里简列如下：参与中国刑法典的修改和研拟工作；参与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司法解释创制、疑难案件的咨询工作；参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北京市学位委员会的学科评议工作；参与全国刑法学科的学术组织与协调工作；参与国家港澳台事务主管部门的有关法律研究与咨询工作。
　　在我与赵教授联系采访事宜时，他又即将赴法国、德国讲学和研究。透过赵教授永远匆匆的身影，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法学建设繁荣而光辉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