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布《铁路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试行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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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铁路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试行办法》的通知
关于发布《铁路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试行办法》的通知
1995年11月10日，铁道部
部属各单位：
现将《铁路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试行办法》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向部报告。
铁路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试行办法
第一条 为落实铁路企业国有资产经营责任，促进企业建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经营机制，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根据《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及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财政部、劳动部颁发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试行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国有资产，是指国家（铁道部）对铁路企业以各种形式的投资和投资收益形成的或者依法认定取得的国家所有者权益（或铁路企事业单位以国有资产再投资形成的国有法人权益）。具体包括资本金、资本公积金、盈余公积金和未分配利润。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国有资产保值是指企业在考核期内，期末国家所有者权益等于期初国家所有者权益；国有资产增值是指企业在考核期内，期末国家所有者权益大于期初国家所有者权益。
第四条 铁路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一般以年度作为考核期，以考核期企业财务报告中的所有者权益价值量为依据，暂不考虑货币时间价值及物价变动因素的影响。
第五条 铁道部对铁路企业国有资产行使监督管理职责，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对铁路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进行考核。铁道部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具体负责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的行政管理工作。
第六条 铁路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工作依据企业财务隶属关系（或投资关系）确定考核层次：
1、铁道部作为部属企业的考核主体，对部属企业所辖全部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实行总体考核，核准并下达部属企业的考核指标值。
2、部属企业对其所属运输、工附业、工业、供销、施工及多经企业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以部属企业作为考核主体，依据本办法规定，逐级建立考核制度。
3、部属事业单位举办的各类企业法人实体，其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由各部属事业单位作为考核主体，在铁道部总体监督下，依据本办法规定和部核准的汇总考核指标值实施。
第七条 铁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指标为：
期末国家所有者权益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100％
期初国家所有者权益
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等于或大于100％，为国有资产保值或增值。企业考核期实际完成的保值增值指标值应等于或大于考核部门核定下达的指标值。
第八条 确定铁路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考核值，应结合企业近期经营水平和发展预测水平，扣除客观因素的影响，根据企业前两年主要经营指标的实际完成情况和考核期当年下达的企业财务计划中的盈亏指标等，具体分析对当年所有者权益增减构成影响因素，依照本办法规定核定。对于亏损企业，应具体分析原因，可暂以减亏额确定保值增值考核指标值。
第九条 铁路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值按下列程序申报和核定下达：
1．由企业提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考核值的申报方案和达到考核标准的具体实施方案，填制保值增值考核申报表（另行下发），连同必要的测算依据及分析说明资料报上级考核部门。
2．部属企业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指标，由铁道部审核并汇总，经报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财政部核定批复后下达。
部属企业下属企业的考核指标，由部属企业核定并下达。
3．部属各事业单位举办的各类法人实体的考核指标，由部属各事业单位审核并汇总报部批准后下达。
第十条 考核年度终了，企业按照批准的保值增值考核指标值及具体实施方案对实际执行情况和结果进行检查、分析和总结，编制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状况分析报告，连同企业财务报告一并报上级考核部门核定。其中，部属事业单位对其所属企业的考核结果，由部属事业单位提出汇总报告及处理意见报部核定。
第十一条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状况分析报告包括以下内容：
1、考核期末所有者权益扣除客观因素影响后，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的完成情况及因素分析；
2、具体客观因素影响考核指标值的调整情况；
3、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和问题；
4、进一步做好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工作的措施和建议。
第十二条 本办法第十一条所称客观因素具体指：
1、考核期内国家、铁道部对企业各种投资增加的资本金；
2、考核期内国家专项拨款、各项建设基金增加的资本公积；
3、考核期内因实行先征税后返还增加的资本金或资本公积；
4、考核期内按国家规定进行资产重估、评估增加或减少的资本公积；
5、考核期内因接受捐赠增加的资本公积；
6、铁路运输企业因折旧资金上缴下拨而减少或增加的资本金；
7、其他增加或减少所有者权益的客观因素。
第十三条 对铁路企业保值增值指标考核的完成情况，按照企业考核层次由考核部门进行检查监督，必要时可委托会计师事务所等机构进行检查验证。考核部门在考核年度工作结束后，应向上提交工作总结报告，对其考核企业的考核结果进行通报公布，并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对企业和企业经营者进行奖惩。
第十四条 企业法定代表人，对于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承担经营责任，并与其个人收入挂钩；实行工效挂钩的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作为提取新增效益工资的否定指标。具体奖惩措施部将依据国家有关配套法规另行制定。
第十五条 企业必须严肃考核纪律，如实提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分析报告，对于弄虚作假的行为，要坚决追究企业法人代表及责任者的经济、行政直至法律责任。
第十六条 本办法适用于铁路占有、使用国有资产的各类企业，包括国有独资公司。按照《公司法》改建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制公司以及外商投资企业和铁路事业单位暂不纳入考核范围。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五年一月一日起实行，由铁道部财务司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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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制度存在的合理性研究
——一个历史考察和对比分析的手法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高武平 430074
内容摘要：本文对中国古代的直诉制度、建国初的信访制度以及今日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信访制度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并对各时期信访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对比分析，从而为当前越访、京访不断的现象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也为我国信访制度的困境找到了症结所在。
关键词：直诉制度 信访制度 合理性
一、
为什么要研究信访制度存在的合理性问题呢？其实这有很大的偶然性。其一，笔者在不久前写了一篇《信访制度的存废辨——兼谈中国信访制度的变革之道》[1]的文章，但我在写文章的英文内容摘要时，发现英文里并没有“信访”这一词，随后我又查了牛津法律大词典，也没找到相应的词条，这让我感到特别奇怪。难道国外没有这种说法吗？怀着疑问，笔者对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进行了考证，发现国外确实不存在所谓的信访制度。这也与信访制度一向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发明，是共产党人所创造的新中国的法律传统一说相吻合。这就使笔者对这一制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即为什么同时期的外国法律制度中没有信访制度呢？这一制度为什么只在中国“生根发芽”；其二，在笔者写作《信访制度的存废辨——兼谈中国信访制度的变革之道》的过程中，查阅了相当多的材料，但笔者发现，现有学者的相关论文中更多的是谈及信访制度的弊端或者应如何完善，而对于信访制度存在的原因很少论及。不分析信访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我们就无法了解其存在的原因和意义，也就无法对其存废做出正确的判断，那么我们的研究可能就会陷入“坐而论道”的“空谈”境地，无法解决实际中出现的问题。因此，要解决今日中国信访制度的困境，就必须对信访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进行研究，这才是我们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发点，也是笔者写就本文的意义所在。其三，信访制度既然只是为中国所有，那么该制度就具有其自身特殊性。特殊性才是事物本身质的规定性，对这种特殊性的问题加以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理论联系实际，从而正确地解决中国法制进程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
作为一项法律制度，信访制度的出现并长期存在却不是偶然的。德国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曾说过“存在即是合理”，且不论这句话是否为绝对的真理，但一种新事物的出现并存在肯定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如果没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该新事物就不会出现并存在。信访制度的出现亦然。正如苏力所说，“一种制度得以长期且普遍地坚持，必定有其存在的理由，即具有语境化的合理性；因此首先应当得到后来者或外来者的尊重和理解。”[2]正是秉着这种后来者的“尊重和理解”的态度，笔者对信访制度存在于中国的合理性进行了历史的考察与对比分析，希望能够有助于时下学者们对这一制度的困境的出路的研究。
二、
一直以来信访制度都被认为是共产党人的一个发明，是新中国的一项新的法律传统。但笔者经过考察发现，在古代中国也存在一种类似于信访的制度——直诉制度，即我们通常所说“告御状”或者“京控”（顾名思义就是到北京去控诉，与今日到北京上访如出一辙）。根据《周礼》的记载，早在西周就已经出现了所谓的“路鼓”和“肺石”制度。路鼓之制，是申诉者打击宫门外所设之鼓，由专门受理路鼓的人先倾听申诉，再告之于周王，这是后来“登闻鼓”制度的前身。肺石之制，是指王宫门外设立暗红色的石头，有冤屈者在肺石上站立三日，司法官即受理此案。《周礼•秋官•大司寇》记载：“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在汉代，则出现了“诣阙上书”这种直诉制度。即老百姓一般应按照司法管辖逐级告劾，但若蒙受重大冤狱，也可越级上书中央司法机关申冤。但这一时期的直诉制度，其实只不过是司法制度中的特殊情况而已，并非定制。直诉作为一项正式的制度，确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晋武帝（公元265～290）时始设登闻鼓，悬于朝堂或都城内，百姓可击鼓鸣冤，有司闻声录状上奏，这就是所谓“登闻鼓”直诉制度，即冤枉者不服判决，可以不受诉讼审级的限制，直接诉冤于皇帝或钦差大臣。北魏、南梁均沿用此制。登闻鼓制度设立之后，一直沿用到清朝，成为直诉的途径之一。唐朝也允许被审人确有重大冤抑而不被平反的，可以直诉于皇帝。唐朝的直诉方式除了挝登闻鼓外，还有邀车驾（类似于今日的拦截领导的小车）、上表（类似于今日的写信给中央告状）和立肺石等。《唐六典》记载：“……经三司陈诉，又不伏者，上表，受表者又不答听，挝登闻鼓。若茕独老幼，不能自申者，乃立于肺石之下。”到了宋代，直诉制度更加完善，对于诣阙投诉，还设立了专门的机关（类似于今日的信访局）予以受理。宋代规定了“凡是有关公私利济、论诉本处不公、理雪抑屈等，均可经院进状。登闻鼓院不接收的，再向登闻检院进状。”宋代专门受理直诉的机关有登闻鼓院、登闻检院和理检院（类似于今日的各单位的信访接待部门）。当事人必须依照法定次序依次向这三个机构投诉，由皇帝指定官吏重新审理。如果这三个部门不受理，当事人还可以拦驾，由军头引见司转奏。明朝一代则是对于直诉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法律明确规定禁止越诉（类似于今日的越级上访，但范围较后者大），《大明律》规定越诉者“笞五十”。立法如此严厉，明代越诉现象仍屡禁不止。可见，直诉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是不可或缺的一种司法制度。明宪宗成化十七年（1481）更是将各地越诉人数纳入官吏政绩考核，一年越诉者过多，则罚主管官吏俸禄（类似于今日的各地建立的“各级信访工作领导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以及“信访一票否决制”，后者的惩罚则比前者要严厉得多）。清代关于越诉的规定与明代基本相同。如果地方司法机关审断不公，当事人可以赴京呈控，成为叩阍，又称京控，俗称告御状。叩阍的地方有通政司的登闻鼓厅、都察院、五城察院（类似于今天的各信访单位）等处。综观上述，自南北朝以降，均有登闻鼓直诉制度，各朝或有增补，比如邀车驾等等。即使是这些直诉制度之间，也是有高低之分的。如一般只有挝登闻鼓无效的时候才可以邀车驾等等。晚清法律制度改革，民国时期引入西方大陆法系模式，中华法系解体之后直诉制度便不复存在，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出现了类似于直诉制度的信访制度。根据现有材料，笔者无从断言，信访制度是否就是共产党人从中国古代的“直诉”制度受到启发而创造出来的。虽然今日的信访制度与直诉制度有一定的区别（笔者在《信访制度存废辨》一文有述及）但我们仍可以明显地看到现行信访制度与中国古代的“直诉”制度存在着密切的“血缘”关系，这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法的继承性和传统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因此，笔者倾向于认为今日信访制度是从古代的信访制度转化而来。）
那么中国古代的“直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又是什么呢？为什么同时期的其他法系的国家并没有出现相类似的法律制度呢？这就是我们要探求的目标。笔者认为这与以下两个问题紧密相关：第一问题是为什么要直诉？也就是直诉产生的前提。关于这个问题答案很明确，那就是地方司法机关判案不公，造成冤狱，老百姓存在着冤屈。如果没有重大的冤屈，向来“怕官”的中国的老百姓是不会去告状的，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那些告御状的基本上都是人命官司或者要求雪冤平凡的。分析到这里，我们发现这只能说明直诉产生的客观性原因，司法不公造成的冤狱，在同时期的其他国家肯定也存在，可为什么他们就没有产生这样一种法律制度呢？这又与第二个问题紧密相关，即为什么要选择直诉这一方式，这是直诉制度产生的主观性原因，也是为什么只有中国有“直诉”制度而西方国家没有的决定性因素。百姓蒙受冤屈，可以采取很多种方式解决，比如你可以忍气吞声，或者到地方各级的司法机关告状寻求解决，不一定要采取直诉这一方式。对于当时的老百姓而言，由于当时的交通条件不便利，千里迢迢到京城去告御状就意味着要付出很大的经济和人身代价（在古代中国要告御状，必须经过“滚铁钉”等考验）。我们也发现在中国古代中存在着一套完善的诉讼司法制度。问题就产生了，既然有低成本和合法的洗冤途径，为什么老百姓还要去选择高代价和“越诉”这一为法律所严禁的渠道。用常人的理性，我们肯定很难解释这一相悖的行为。因此，要么所有的老百姓都有问题，要么就是司法程度存在问题。答案就是后者。由于中国古代的司法体制中司法、行政不分，地方官同时也是司法官。这就使司法公正得不到应有的保证。在被告人权高位重或者地方官接受当事人一方的贿赂时，受害人就会出现无处告诉或蒙受冤屈的司法不公。或许我们还会想到有受冤人还可以到上一级的地方司法机构要求复审，但由于中国古代特有的官僚体制——官官相护，这一渠道基本上也失效。这就使得老百姓通过循序的正规渠道解决问题的设想变得不可能，因此才导致了老百姓选择千方百计到京城去告御状这一不符合经济理性和惨重代价的方式。在这里，问题似乎已经清楚，但笔者也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古代中国的各朝代基本上只允许逐级告劾，而对“直诉”制度都进行了严厉的限制，以防止这一非常规渠道对司法权威的消解及给中央带来沉重的负担。如《大明律》就规定越诉者“笞五十”。明宣宗宣德六年（1431），皇帝甚至下令越诉者一律发往辽东充军。为什么不彻底禁绝或干脆取消这一制度呢？我们发现，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官僚体制和任用私人的圈子关系，使得中央很难准确地了解地方官员的行政能力、道德水平等情况，为了实现对地方封建官僚的控制以及塑造皇帝的爱民勤政形象，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就默许这一非常规制度的存在。前面所述就是中国古代直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之所在。
三、
新中国信访制度的确立，最早可以上溯到建国初。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迁到北平，当年8月就正式成立了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负责处理群众来信来访[3]。由于刚建国时来信来访很多，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几乎同时成立了三个单位受理群众来信来访，即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和总理办公室。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又设置了“人民接待室”，作为专门处理人民来信来访日常工作的具体办事机构。到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和直属机构大多建立了信访机构或配备了专、兼职信访干部，全国有很多省和县也按照中央的要求建立了相应机构。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了“分级负责，归口办理”原则。1954年至1957年，来信来访猛增，信访机构进一步完善，中央有接待任务的50多个机构都建立了信访机构，配备了信访干部。在接下来的运动中，更多的是上面的工作队下来，抛开各级党政机构，直接由上下访，然后是受到鼓励的农民再纷纷把“情况”（主要是对基层干部的不满）反映给他们，这如果算是信访的话，应该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信访。“文革”开始后，信访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文革”结束后，国家机关逐渐恢复了信访机构，并制定相关工作规程，如1980年6月20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处接待来访工作细则》，1986年12月10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发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细则》。1995年国务院颁布了《信访条例》，随后中央各政府部门、全国很多省市政府也陆续发布了条例、信访工作办法、暂行规定、守则等。作为一种制度，信访形成于建国之后不久。为什么信访制度会在这一时期形成？难道仅仅是出于偶然？下面我们将对建国后信访制度形成并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考察和分析。其一，建国初，信访制度被视为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人民的一种制度化形式和纽带。信访制度，通过群众反映问题，政府调查后予以解决，能实现“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它的行为手段本身能使人们看到党“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意识形态效果，这也是体现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的最好表征。1951年5月16日，毛主席作了《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的批示，指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4] 从领导人的意见中，我们可以看到，制度化的信访，一开始就被当成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这是信访制度的首要功能。其二，对各级党员干部进行监督，防止党的腐败堕落。在共产党政权建立初期，最高领导人就非常警惕党员干部的腐败和官僚化问题，并以各种方式各级监督党员干部，防止其腐败堕落、脱离群众。信访制度就是党发动人民群众监督地方基层干部的有效手段和途径。建国前夕，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关于如何能够跳出中国历史上治乱继替的周期率的问题时就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953年1月5日，毛泽东在党内指示《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中对官僚主义进行了有力批判，并要求结合整党建党及其它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工作入手，整顿官僚主义作风。[5]《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一系列社论批判官僚主义，鼓励人民信访。[6]其三，解决社会存在的矛盾，同时贯彻党的政策，实现社会动员。在信访过程中，可以使社会一些突出的问题得到重视和解决。同时在信访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回信、说服解释等方式向人民群众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实现社会动员的目的。[7]下面这段代表国家在“路线正确时期”信访观的社论或许正是这一时期信访制度存在的合理性的最佳阐释：
实践经验也证明，认真地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有很大好处：可以经常地同成千上万的群众建立联系，了解各阶级、阶层的情绪和要求；可以宣传政策，教育群众，可以根据这些情况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及时解决当前工作中一些突出的问题，这就能够帮助领导机关随时发现问题，克服官僚主义，改进工作。[8]
四、
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体制转轨过程中，各类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加剧，信访制度原有的联系群众、反映社情民意的功能基本上趋于弱化，而出现了“功能错位”——更多的被作为一种正常司法救济程序的补充程序，通过行政方式来解决纠纷和实现公民的权利救济。而且很多基层的群众都将信访看成了优于其他行政救济甚至国家司法救济的一种方式。这就导致了90年代以来，各类信访活动剧增，尤其是到中央各部门进行上访的人数逐年大幅度上涨，尽管中央出台了诸多措施、方法进行限制，但仍无法阻挡这一发展势头。据调查自去年7月份以来，北京出现“信访洪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访大军，每天流动在中央各部委之间。群众集体访、重复访和群众赴京上访幅度大、人数多、规模大、持续时间长、行为激烈，在一些地方和行业引起连锁反应，严重影响首都北京和局部地区的社会稳定。面对愈演愈烈的个人上访、集体上访、越级上访以及由此引发的干群关系紧张和诸多社会问题。很多学者纷纷主张取消“人治的信访”，例如学者于建嵘就认为信访制度由于功能错位，消解了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客观上造成了中央政治权威的流失，带来了严重的政治迫害和政治激进主义。[9]还有的学者认为在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下，法治仍不完善，如果取消了信访制度将使广大公民丧失了权利救济的手段，使民众陷入了一种求救无门的境地。面对信访制度今日的制度困境，学界提出了种种的意见和看法。现有学者大多集中于对信访制度的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进行阐述，并提出种种完善之策，而缺乏对信访制度进行一个比较全面地考证，因此很多做法是治标不治本的。笔者认为，要彻底取消“人治的信访”，我们就必须去探求其产生及存在的根源，只有找到它的“病灶”，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根除这个问题。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探究信访制度在转型期中国存在的合理性，通过对其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考察，能够有助于我们找到解决这一矛盾性问题的根本出路。
笔者将借用前述对古代中国直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进行分析的手法，对转型期中国的信访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进行分析。首先是为什么要信访？答案很简单，就是群众的利益遭受侵害。这种侵害既来自于地方行政权力对公民利益的侵犯，也来自于司法审判的不公（由于涉法的上访量相对其它类型较少，笔者后面的论述主要针对地方行政权力对公民利益的侵害来展开的）。根据有关调查，当前民众上访主要是有关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乱收费、地方官员腐败以及国有企业改制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等热点问题，这些问题基本上与地方行政权力的行使紧密相关。国家信访局周占顺局长接受采访时也承认：群众反映的问题80%以上是有道理的或者有一定实际困难应予以解决的。可见正是地方行政权力对人民群众利益的严重侵害，才导致了民众的大量上访。透过这一表象，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地方政府的违法行政现象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这与中央政府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大相径庭。
其次，为什么要越级上访、京访（民间俗称“到北京去找中央”）？公民的利益受到侵害，有很多途径可以选择来进行权利救济。比如可以忍气吞声，也可以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还可以到纪委、监察局去举报有关不法的公务人员，从而使自己的权利得到救济。应该说，我国规定的权利救济渠道还是比较多的。我国的相关法规也严厉禁止越级上访，那为什么还要去越级上访或者京访呢？大家都知道，虽然现在信访不用像过去告御状那样要“滚铁钉”，但是上访的成本还是非常的高，一旦走上上访的路，就意味着你必须付出大量的经济代价（你不仅要付出多次入京的费用，而且还可能面临失去现有的工作）甚至于人身安全的代价。当前各地政府为了博取上级政府的满意，出台了种种的措施来降低本地区的信访量，对上访者进行拦截、阻挠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很多地方政府甚至动用了国家司法机关采取了殴打、拘押等严重侵害公民人身权利和人身健康的暴力措施。如《我告程维高》一书的作者郭光允就曾被多次拘押并被判刑入狱。[10]前不久，笔者还看到某省的上访人员被当成精神病人强制送入精神病院进行管制。足可见上访、京访并非容易的事，甚至可以说是冒着生命的风险。分析到这里，问题又出现了，民众为什么不去选择那些合法的、低成本的渠道，比如在当地依照法律规定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而偏偏选择高风险、高成本而且为法律所严厉禁止的越级上访、京访呢？很多学者认为这是民众的所谓“青天情结”的封建意识残留所致，其实这种说法是严重抹杀了民众的理性。笔者认为除了极个别的无理瞎闹的人之外，更多地人是理智的。那理智的人为什么会做出不理性的行为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合法的、低成本的渠道失效或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为什么会失效呢？下面笔者将对此进行分析（我将根据一般民众可以选择救济方式的种类和成本高低进行论述）。
首先是行政复议。当公民权利受到行政权力侵害时，他最先可以采取向当地政府或上一级部门提起行政复议，这是成本最低的救济手段，也是最简单的。但在实践的操作中，我们发现，由于接受复议的部门与原有的行政部门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上下级或利益关系，更多的时候，公民的行政复议大多数都是被驳回，行政复议不能起到应有的行政监督作用。这就导致了这一渠道缺乏应有的公信力和公正性。
其次是行政诉讼，既然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起不了应有的作用，那么公民可以选择行政诉讼这一司法监督的方式，到行政部门所在地的法院提起诉讼。但我们又发现，虽然我们现在不像古代中国那样行政、司法不分，但是我们的法院仍缺乏足够的独立性。我国法律没有规定法官独立审判，只规定了法院独立审判，而这实际上是一句空话，人民法院受党的领导在实际上成了受地方党委领导，由地方政府财政供养，人、财、物均由地方管理，地方党委、人大机关和政府可以把法院视为同级地方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政法委可以通行无阻的给法院定调子、批条子。法院不仅要在审判工作中听命于地方党委及领导个人，而且还要直接作为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参与地方中心工作甚至为强制拆迁、违规征地等违法行政活动保驾护航。很多地方政府把司法机关配合政府工作作为衡量地方司法机关工作表现的标准之一。而这种司法不独立和法院官僚化，也加重了公民对于司法体系的不信任，只有采用“上访”这种诉诸政治权威的方式讨公道。一定程度上来讲，学者们批判信访制度消解国家的司法权威并不准确的，这是本末倒置或者片面的说法。真正消解国家的司法权威性的是司法本身的不公，正是司法的不公，才导致了民众选择上访而非“上法院”，而信访制度又反过来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当然，导致司法不公并非全是其自身的问题，更多的是体制上的问题。
再者就是按法律的规定进行上访。这是一种成本较高的方式，因为当事人要自己付出上访所需的费用，而且要寻找政府违法行政的材料。对于为了规范信访的行为，促使信访问题得到圆满地解决，国务院出台了《信访工作条例》，各省也纷纷制定了相应的地方性法规。中央还建立了“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制度”，各地也出台了一系列诸如“各级信访工作领导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以及“信访工作一票否决制”来促使地方领导重视并解决民众的信访问题，应该说这些措施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在现实的运作中，各级地方官员为了博取上级政府的好感，减轻来自上层的压力，营造一种政通人和的虚假政绩，往往不是解决信访的问题，而是采取捂着、盖着，大量的问题还是得不到应有的解决。前国家信访局周占顺局长2003年接受新华社《半月谈》杂志采访时谈到信访时说过：“80%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但地方政府却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这就迫使了民众只能向更高层的政府直至党中央、国务院反映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造成大量信访事件出现的责任主要不在上访的群众，而是在于某些地方的党委和政府，因为群众面临的具体问题未能在基层得到妥善解决，才造成大量的群众越级上访、京访。[11]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利益的这种极端漠视，与我们当前所大力提倡的“群众利益无小事”格格不入，也无法体现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最后是到当地或者上一级纪委监察部门去举报相关违法人员。相当多的违法行政都是跟腐败行为相关联，如有关国企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的上访。这种方式成本相当之高，而且存在很大的风险。因为，一般的民众很难得到有关官员腐败的信息，而且举报之后可能会遭受被举报人员的报复陷害（郭光允一案即是最好的说明）。然而这一方式在现实中的效果并不明显。我国的地方纪委、监察系统归同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缺乏必要的独立性。这就导致了现有的地方纪委监察系统很难对同级政府机关进行监督，即便是对下一级的监督也往往遭到同级政府领导的干涉。我们也发现现有的大部分厅局级干部涉案案件都是中纪委的介入才得以处理的，而省级纪委基本上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这在前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一案就可以看出，当地的纪委部门因为受制于当时的省领导无法进行监督查处）。
在上述诸多救济方式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时，为了保护自身的权益，越来越多的民众就只能选择踏上到北京去，到中央一级的部门甚至党中央、国务院去“告状”或者“要说法”。也正是如上种种的理由决定了信访制度在时下中国存在的合理性，也决定了越访、京访的现象必然出现。
五、
笔者之所以用大量的篇幅对中国古代的直诉制度、建国初的信访制度以及今日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信访制度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并对各时期信访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分析论证，目的在于让关注我国信访制度困境的学者们对于这一问题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了解，从而为我们最终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正确的思路。
[1]该文章发表在中国农村研究网上。
[2]苏力：《送法下乡》[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
[3]刁杰成：《人民信访史略》[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5页。
[4]转引自刘絮、聂玉春主编：《信访工作手册》[M]，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
[5]《毛泽东选集》[M]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72页。
[6]如《人民日报》1953年1月19日发表的“认真处理人民群众来信大胆揭发官僚主义罪恶”，1月23日发表的“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11月2日发表的“把处理人民来信工作向前推进一步”等。
[7]陈柏峰：《缠讼、信访与新中国法律传统》[J]，中外法学2004（2） 。
[8]如《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5日。
[9]参见于建嵘博士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国信访制度批判》，转载自中国农村研究网（http://www.ccrs.org.cn）2005年1月22日访问。
[10]祥见郭光允《我告程维高》一书，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自认属性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奚 玮
一、自认的属性：证据还是诉讼行为
关于自认的属性，理论界一直颇有争议。大陆法学者通常认为，诉讼上的自认是一种诉讼行为，该行为发生在民事诉讼法上的效果，为免除对方当事人就该事实的举证责任。英美法学者也认为，诉讼上的自认是当事人或其代理人在诉答文书或协议书中作出的正式让步，具有从争议点中撤销事实的效力，能够从整体上豁免对这一事实的证明责任。“诉讼上的自认应同证据上的自认区分开来，二者截然不同。除非法院予以撤销，诉讼上的自认在案件中具有最终效力，而证据上的自认则不具有结论性，它可能还要经过对质或解释。”①这种观点即非证据说，与之相对应的是特殊证据说。前苏联学者认为，当事人的承认是一种证据。②我国部分学者也认为，诉讼上的自认属于当事人陈述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种特殊证据。那么自认究竟是一种诉讼行为还是一种证据呢？这对于研究自认的法律效力问题十分关键，不可不察。
我国台湾学者认为，当事人在诉讼上的自认，其法律性质应解释为诉讼行为，从而使当事人自认的法律效果发生民事诉讼法的效果，即对方当事人对自认的事实无需举证。③“自认，既毋庸举证，因而消除该项自认事实证明责任的负担，除经法院准许撤销自认外，不再发生证据问题，……经对造自认的结果，民事法院即依自认的事实，认为实在、无可斟酌的余地，而一般证据能否证明真实可信，则由审理事实的法院衡情斟酌有关证据价值，然后判断讼争事实是否实在，其事实的认定，是由法院评估证据的结果；但自认以后，根本不须评估自认是否可信，显与证据不同，由此可见民事诉讼上的自认，根本不是证据。”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在第一部分“当事人举证”的第8条规定了自认制度，我们认为，这代表了立法者对自认属性的界定。结合该条所规定的自认成就的条件、范围及其法律效力，可以认为自认仅是当事人举证的一种特殊行为方式，性质上是当事人的一种诉讼行为，与当事人有利于自己的陈述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不属于证据种类。行为人的这种行为，发生在民事诉讼法上的效果，为免除对方当事人就该事实的举证责任。对于现行司法解释将自认作为一种诉讼行为的定位，我们认为是十分合理的，因为证据与自认毕竟存在着明显区别：
1、两者根本特征不同。证据的最根本特征是客观真实性，证据证明的事实是客观真实，而自认的根本特征却是主观性，自认的事实是一种形式上的真实，两者是截然相反的。“自认制度的设计实际上排除了法院对自认事实的认定权。既然排除了法院的对事实的认定权，也就必须容忍自认事实的非真实性。” ⑤至于一方承认他方所主张的不利于己的事实是否客观、真实,法院在所不问且受自认的拘束。只要符合自认的构成要件，不管自认事实是否属于客观事实，都会导致法院认可该事实。“谁为使自己不利而故意不说真相，他所说的就被认为是真相。”⑥
2、两者在诉讼中的作用不同。证据的效力为证明力，其作用是证实全部或部分事实。任何证据判断规则的设定都是为了保证证据本身的真实性，以查明案件事实。而行为人自认行为的作出，仅表示其对该事实的承认，并非意味着该事实被证明为真实，其效力表现为对方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免除，这与追求客观真实为最高价值目标的证据判断规则有着本质上的差别。
3、两者发生作用的原因不同。证据因其本身和案件的关联性而帮助法官认定事实，而自认的效力则来源于成文法条，法官可依诉讼规则直接推定事实而无须作逻辑推理。
4、两者在诉讼中的地位不同。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法院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查证属实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而对自认的事实，法官不能将其视为证据而对其进行查证属实，反而受到其约束。
基于上述差别，大陆法系国家都不把自认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方法规定在证据的章节中，而是将自认与自由处分原则和辩论原则结合起来，规定在言词辩论之中。
既然自认是一种诉讼行为，而非证据，那么自认的法律效力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二、自认的构成要件：是否必须是对自己不利事实的陈述
关于自认“须是对自己不利的事实的陈述”这一要件，由于判断“不利”之标准的不同，日本法学界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学说，分别是证明责任说与败诉可能性说。按照证明责任说的观点，不利的事实是指对方当事人负有证明责任的事实，只要一方当事人对于这样的事实作出承认，那么就可以视为自认成立。与之相比，败诉可能性说进一步扩大了不利事实的范围，即认为，只要基于作出自认事实的判决会给自己带来部分或全部败诉后果的，那么就属于不利事实。此外，还存在着主张无须将对自己不利之事实作为要件的不要说，认为只要双方当事人陈述一致就可以成立自认。在自认成立的范围上，败诉可能性说要大于证明责任说，不要说则进一步扩大了自认成立的范围。①
证明责任说与败诉可能性说均不能提供判断是否为不利益陈述之明确标准者，因此，该二说欲以不利益作为自认之本质的内涵，理论上即难周全。②自认事实对于当事人不利只不过是种结果现象，从而很难确定其有利或不利性，而且随着诉讼程序的发展，这种有利与不利甚至可能会发生转换。③例如，原告陈述的被告已归还部分借款的事实，被告对此加以援用，那么这一自认事实表面上似乎对被告有利（部分债务消灭），但是如果原告以此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那么这一事实对于原告是有利的，而对被告是不利的。因此，我们认为“不要说”更具有合理性，“尽管大部分自认在作出时都不利于作出者，但这并不是构成自认的要件之一”④主张取消将于己不利之事实作为自认成立的一个要件，只要双方当事人陈述一致就可以成立自认，以进一步扩大自认成立的范围，增强自认的可操作性，进而有助于简化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毕竟，民事诉讼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对抗，当事人在诉讼中进行陈述，应当持慎重的态度，赋予其行为以相当的法律效果，符合当事人自己责任的原则，尤其尊重当事人所作的一致性陈述，不但因作出陈述的当事人本身应受禁反言规则的限制，禁止其任意撤销，以保护对方当事人的信赖利益，同时减少法院的证据调查，并可达到简化诉讼、确保裁判中立、维持程序安定等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8条对自认制度的规定中并没有将“须是对自己不利的事实的陈述”列为自认的构成要件中，没有明确要求自认的对象必须为不利于己的事实。当事人对有利于自己事实的陈述，也可以构成诉讼上的自认。因此，我们不难看出，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采纳的也是“不要说”。
三、自认效力：应否予以必要限制
在诉讼中，法院应当保障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在一方当事人作出自认后，法院必须免除对方当事人对自认的事实的举证责任，并且不能再动用职权，对自认的事实的真伪进行判断。“裁判上自认为不要证事实之立法缘由：乃系基于辩论主义而来，亦即法院仅须就当事人间有争执之事实而为认定，当事人间无争执之事实则无庸多加干涉，应径行采为判决之基础。当事人主张之事实，经对造于裁判上自认者，该主张之当事人就此事实无庸举证之理由，并非在于其主张之事实与真实相符，即使其主张之事实与真实不符，只须对造于裁判上自认，法院即应采为判决之基础。”①法院在作出判决时，即使认为自认的事实可能有伪，也不得否定自认的事实，并且应当以双方自认的事实作为判决的基础，不得作出与之相反的事实认定。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在现实中往往会出现当事人自认的事实与众所周知的事实或者其他显著之事实相矛盾的情况，此时，当事人自认的事实是否依然对法院产生拘束力?对此，有肯定和否定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作为通说的否定说认为，法院受自认约束的效力，应不得过于绝对。一般情况下，自认行为所指向的事实都不会改变自认行为的效力，因为即便是自认的事实并不是事实真相，也产生约束当事人和法院的法律效力。但是，由于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自认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诉讼行为所决定，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出于诉讼政策的需要，应当对自认的效力加以限制，规定自认规则的例外。我国台湾学者也认为，“自认有如下之例外：1、法院应依职权探知主义之事项，如人事诉讼事件，因事关公益，当事人纵经自认，法院仍不受拘束，而应依职权调查证据。2、在通常诉讼事件中，如系职权调查事项中之公益性较高者，如审判权、专属管辖权、回避原因、当事人能力、诉讼能力，则无自认之效力。3、必要共同诉讼中之一人所为之自认，因该自认之行为对全体共同诉讼人不利，故对全体不生效力。4、自认之事实系不可能或其不实于法院已显著者，仍不生自认之效力。” ②
我们认为，在下列情形下自认对法院通常不产生约束力：
(一)在自认作出之前，已经证明为非真实的事实。
自认规则主要针对当事人所主张的尚未查证属实的事实，所谓免除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的效果即来源于此。如果为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已被证据所证实，法官对此事实已产生了确切的心证，此时已无当事人就此再行举证之必要。因此，如再有当事人的自认，即使属于对其不利的另一事实，也不应产生任何效力。
(二)法律上应依职权调查事项。
在大陆法上，法院必须依职权进行调查的事项主要是案件判决所必须具备的诉讼要件，例如当事人能力、代理人的代理权、法院的管辖权、当事人适格、诉的利益等等。这些诉讼要件称为“职权调查事项”。“法院必须通过调查来审查案件是否具备这些要件，如果判断缺少某一项诉讼要件，则应该驳回起诉，从而使诉讼本身不能成立”③在德、日等国，自认的效力仅限于辩论原则所适用的案件和事实，一旦进入了法院应依职权审理的范围，自认便无适用的余地。如对于诉讼成立要件的管辖合意（即协议管辖），法律要求当事人必须以书面形式证明管辖合意的存在，当事人的自认不能替代书面证明。④一般而言，就当事人能力、代理人的代理权、法院的管辖权、当事人适格、诉的利益等诉讼成立要件为自认的，不发生自认的效力，法院仍应依职权进行调查，不受自认规则拘束。如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起诉条件规定事项，第五章当事人资格规定，第25条协议管辖约定事项等，法院不受当事人自认的约束而为职权调查，并依职权调查结果认定此类事实。
(三)人事诉讼事项。
“人事诉讼”一词在我国法律中并未使用。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规定，人事诉讼主要包括婚姻事件之程序、亲子关系事件程序、禁治产事件程序、宣告死亡之事件程序等。对于前三个诉讼程序，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适用普通民事诉讼程序，对第四个则作了专门的规定。由于人事诉讼涉及公共利益,与社会的公序良俗直接有关,且人身权是自然人的专属权利，不得由当事人的承认随意变更、减损，法律也就不能在这类案件中赋予自认以法律效力。当然，在这类案件中涉及到财产纠纷或债权债务纠纷的时候，当事人针对身份关系以外的案件事实进行的承认仍成就诉讼上的自认，只是自认的效力不影响身份关系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８条除了规定自认的后果外，还规定了自认的除外情形，即“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
（四）与显著的事实或其他法院应予司法认知的事实相反或根本为不可能的事实，或明显与真实情形不相符合的事实。
有学者认为，双方当事人既然对某一事实存在一致的认识，就表明当事人双方不希望法院对该事实的真实性等再作判定，因此，即便当事人自认的事实与众所周知的事实或者其他显著的事实相违背，只要该事实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也应当对法院产生拘束力。我们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法院的裁判，不应以明显虚构的事实为其基础。“荒唐的自认不具有任何拘束力，例如违反普遍承认的经验法则或违反明显的事实。”①如果当事人自认的事实明显不真实、不可能，或者与法院已认知、已查明的事实相违背，则应认定该自认无效，否则就会出现将任何第三人都不可能相信的事实作为判决基础的情况，长此以往必将破坏人们对法院的信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二）自然规律及定理；（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一）、（三）、（四）、（五）、（六）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对于第9条中所列事实，除发生第2款之情形外，即使一方当事人自认以致双方当事人主张趋于一致也不得产生约束法院的效力，即司法认知的显著事实不适用于自认。
（五）一般经验法则。
自认应就具体事实而言，而对于法律判断或一般经验法则，即使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相一致也不得产生约束法院的效力。“所谓的经验法则，系指根据经验归纳而成的知识、规律，包括日常生活法则、自然法则和专门学科的法则。经验法则不是具体的事实，而是相当于判断所用的三段论大前提的知识或规律。一般人都熟知的经验法则，法官在运用时可以不加任何证明，故不属于证明的对象。但是，属于专门的知识而不为一般人所知的经验法则就属于证明的对象。法官即使在该专门领域内造诣很深，也应给予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机会，以确保公平，完善证明的程序。” ②“根据属性不同,经验法则可分为一般经验法则与特别经验法则。由于一般经验法则是人们从日常社会生活或者法律生活中所体验、感知的一类事实,由于这类事实构成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经过长期的反复验证,代表着一种类型事物发展的通常趋势或规律,它是以事实的盖然性作为其内容,由此而形成的规则,其本身自无证明的必要,因此,一般经验法则可不作为利用其他证据加以证明的对象。但是,就特别经验法则而论,因其规则的形成是基于特别知识或经验所取得的事实,对这种事实本身在诉讼上仍可作为证明的对象,由其他证据加以证明或采取其他相应的证明方式如交付专家鉴定等。一般认为,对法官具有一般经验的,其依此经验所形成的规则可直接用以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的需要,但对于法官依据特别知识或经验所形成的规则,一般不得迳行作为认定事实的基础,而必须适用较为严格的证明程序,以使认识的内容更加客观。在证据的证明上,经验法则常指一般经验法则而言。”③我们认为，在建立和完善自认规则的过程中，应当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规定作为一般经验法则的事实不适用于自认。但对于特别经验法则，如果其内容非为社会一般人所知的，须经严格的证明程序，因适用辩论主义，适用于自认。
（六）和解、调解过程中当事人的承认或让步。
在和解、调解过程中，为求纠纷及早解决，当事人作出一些让步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和解与诉讼中的调解，以当事人相互作出让步，解决纠纷为目的，其与自认是显然有别的。当事人为达成和解、避免讼累、平息争端而作出的附条件承认或让步，不能视为自认，不发生自认的效果，也不影响调解不成继续进行诉讼时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即所谓的“让步不产生偏见”原则。在国外的立法例上不乏这样的规定。例如，《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08条规定：“关于在对一项诉讼主张进行和解或企图和解的过程中，（1）提出、表示或允诺提出；（2）接受，表示或允诺接受，一项有价值的考虑的证据，当该诉讼主张的效力或数额引起争议时，不能作为证明对该诉讼主张无效或其数额负有责任的证据采纳。有关在和解谈判中所作行为或陈述的证据同样也不能采纳。”《澳大利亚联邦1995年证据法》第131条规定：“（1）不得提出以下证据：（a）争议方之间、或者争议方与第三人之间进行的有关试图协商解决争议之交流；或者（b）有关试图协商解决争议而准备的文件（不论是否提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7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
四、自认的对象：是否包括间接事实和辅助事实
作为民事诉讼证明对象的实体法事实可以分为主要事实、间接事实和辅助事实三个层次。所谓主要事实是指发生法律效果所必要的直接事实，也即合于法律规定，产生一定法律效果之构成要件之事实。在诉讼中，法院是通过确定主要事实存在与否来确定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是否存在的。所谓间接事实是指用来推定主要事实是否存在的事实。辅助事实是指与要证事实无关之有关证据能力或证据价值之事实。如证人之诚实性、认识能力、记忆能力、表达能力等有关证人之信赖性等事实。间接事实和辅助事实就其性质及作用而言，与认定主要事实之证据资料无异。因此，当事人之主张责任及举证责任，应仅以主要事实为限。而间接事实或辅助事实，即使当事人未主张，法院亦得依自由心证，本于已明了之他事实，以推定应证事实之真伪。①
对于主要事实成为自认的对象，无论是学说还是判例都是无可争议的，“主要事实得为自认之对象者，乃通说所采，并无争议”。②对当事人主张的主要事实的自认一经成立，法院就将以该自认的主要事实作为裁判的依据，不再对该主要事实进行证据调查。问题是，一方当事人对于对方当事人主张的间接事实以及辅助事实作出的自认，能否产生自认的效力，也就是说，间接事实以及辅助事实能否成为自认的对象，值得研究。
在理论上，日本通说认为，自认的对象是成为判决基础的直接事实。间接事实、辅助事实不能成为自认对象。③日本法院的判例对于间接事实自认的成立也持否定的态度。④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法中的辩论主义是自认制度的基石。民事诉讼中的自认主要是基于辩论主义而建立的。而辩论主义仅仅适用于主要事实，间接事实、辅助事实原则上不适用辩论主义，即使当事人没有提出，法院亦可依职权调查，所以一般认为当事人对于间接事实、辅助事实的陈述不成立自认。我国学者也大多认为，自认是指当事人一方对对方主张的、并由对方负有证明责任的要件事实所作的承认的陈述。在具体的诉讼中，当事人一方承认对己不利的事实有可能是对方不负证明责任的案件事实。例如，在就是否存在转贷承诺发生争议时，一方当事人主张在转贷后，对方仍一如既往地收受租金这一事实，对方当事人若对此加以承认，这时不构成自认。因为这种事实是一种间接事实，是自由心证主义的作用范围，不属辩论主义的作用范围，法官仍可展开证据调查。就是说，只有要件事实，即一方负有证明责任的案件事实，才能构成自认的对象。⑤
在学理上，之所以当事人对间接事实的承认不具有等同主要事实自认那样的效力，完全是基于自由心证主义的要求。根据自由心证原则，法官在案件的主要事实存在争议或不明时，可以在不受强制的情况下依据法官自己的良心对该主要事实存在与否进行判断。如果承认间接事实的自认拘束力，就会因为间接事实的当然存在（当事人对间接事实自认后，就免除了法院对该事实的认定权），迫使法官不得不相应地认定相关的主要事实的存在与否。这实际上也就剥夺了法官对主要事实的自由心证权。①也有的学者对此持不同的观点，认为承认间接事实的自认效力并不违反自由心证原则，主张也应当认可间接事实自认的成立，即使主要事实存在争议，对作为表征的间接事实的自认，就免除了对其间接事实的证明。不过，与主要事实自认的不同，“法院可以依据自由心证进而基于其他的间接事实来对主要事实的存在与否作出认定”。“只要足以推翻该被自认间接事实的其他间接事实未获得认定（即使法官对该被自认间接事实存在着怀疑），让法官从被自认的间接事实（以此来作为前提）来推定主要事实也应当说是一种妥当的逻辑”。②
我们认为，无纠纷即无审判的原则也应适用于间接事实与辅助事实。法院如果就当事人之间没有争议的间接事实依职权进行审判，则不但存在因当事人不愿举证而在证据资料不全情况下作出错误判断的危险，且无异于挑起当事人之间本来并不存在的争端，破坏当事人之间法的和平，有违民事诉讼的目的。同时， “在民事诉讼中，主要事实与间接事实的区别是相对的，两者之间并无明确、一致性的界限”③，将主要事实与间接事实明确区别往往相当困难。而且，承认间接事实自认的效力对于促进当事人的自主性诉讼活动，简化对事实的认定，提高诉讼效率无疑是有意义的。当事人针对间接事实作出的与对方当事人主张一致的陈述，如无其他证据可以否定该经当事人自认的间接事实存在，法院原则上应受自认之拘束，以该经当事人自认的间接事实作为推断主要事实是否存在的基础。不过，这种自认毕竟不同于对主要事实的自认。因为由间接事实推断主要事实的过程，终究属于法官自由心证运用的范围。即使法官承认某一经自认的间接事实的存在，亦不表示法官必须承认依该间接事实，则某一主要事实亦存在。当法院通过其他的证据调查不能对该主要事实的存在形成心证时，就会妨碍将该主要事实作为裁判的事实依据。“在具体诉讼中，当欠缺证明主要事实之证据（直接证据）时，势必借间接证据证明间接事实，再以之以经验法则以推定主要事实之真伪。在此情形下，若当事人就主要事实虽有争执，而对于间接事实则出于自认。若认为间接事实之自认，对法院亦有拘束力时，在无其他经验法则之特殊情形下，当事人间虽就主要事实有争执，但法院仍须依自认之间接事实认定主要事实。……限制当事人自认间接事实之拘束力，其目的不外在保障法院自由心证之能力。因此若当事人于自认间接事实之后，即使再度予以订正，若法院认为该自认之事实，其内容较切合真实时，非不得以之为认定主要事实有无之判断资料。”④此外，“当足以否定被自认的间接事实的其他间接事实被认定时，（其他的间接事实作为一种证据或实际起着证据的作用，证明自认的间接事实不存在）该间接事实的自认将不会成立，间接事实的自认对法院没有拘束力。与此不同的是，当被自认的主要事实被其他间接事实否定时，主要事实自认的拘束力仍然存在（只有当主要事实有争议时，法官才有可能通过对间接事实的调查，判断主要事实的存在与否，自认成立表明主要事实已无争议）。”⑤
五、限制自认的法律效力
诉讼中的自认可分为完全自认与限制自认。当事人对于对方主张的事实为全部承认的，称为完全自认、单纯自认或无条件自认，对于自认附加了限制条件的，称为限制自认或复杂的自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自认并未区分完全自认与限制自认，对限制自认的效力亦未作规定，给实践操作带来了难度。按照我们的理解，所谓完全自认是指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毫无保留地予以全部承认，并产生使主张该事实的对方当事人免除举证责任的效果，具有自认的完全法律效力。而限制自认是附条件的、不充分的、不完全的自认，在对对方当事人陈述主要事实认可的同时，对其自认又有所附加或限制，试图减轻、抵销自认的法律效果。限制自认一般有两种情形：其一，当事人一方对于对方所主张的事实，承认其中一部分而否认其他部分，又称部分自认。部分自认不得扩及全部。如原告主张被告向其借款2万元，而被告自认只借款8000元，在别无证据时，其自认的效力仅及于8000元。其二，自认时附加独立的攻击或防御方法，又称为自认附加。“附限制之自认（自认之附加），乃指当事人对他造主张不利于己之事实，虽为承认，但附加提出对该事实反对之抗辩。”①
各国立法对自认附加亦有不同规定，如《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289条规定：对于审判上的自认，附加有包含独立的攻击或防御方法的陈述者，并不影响自认的效力。按此种规定，当事人的自认附加亦构成自认，从而免除对方的举证责任，当事人应对所附的限制条件举证。而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279条第2款则规定，当事人对自认有所附加或限制者，应否视为自认，由法院斟酌情形断定之。依此条规定，限制自认并不一定产生自认的效力，应由法官根据陈述的具体情况综合加以判断。在英美法系，上述情形被称为“承认而又否定的抗辩”（pleas in confession and avoidance）。这种抗辩一方面免去了对方当事人关于被承认事实的证明责任，另一方面又使该当事人负担起关于新提出的抗辩事实的证明责任。②
正确认识和适用自认附加，有必要对其与间接否认、抗辩假定、附条件的承认等加以区分：
（一）间接否认。间接否认，又称附理由的否认，是指当事人从积极方面主张与相对方的主张事实毫不相关的事实，对相对方的主张事实予以间接否认。例如，被告针对原告主张的金钱借贷关系事实提出“这笔钱是你赠给我的”主张。由于赠与关系与借贷关系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因此，被告的主张属于否认而不是抗辩，进而原告仍须对借贷关系成立要件事实（权利成立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③德、日等国的民事诉讼理论将上述情形称为“附理由的否认”，这无疑是符合这种陈述的本质的。既然这种陈述的实质为否认，自然也就不能免除对方当事人的证明责任。④
（二）抗辩假定（预备性的抗辩）。如果被告提出“自己没有向原告借过钱，假设自己借过钱也已经偿还了”的主张，这种主张就是所谓的抗辩假定，其中的“自己借过钱”之部分并不成立自认。因此，在当事人作出假定抗辩时，法院必须基于证据调查及辩论的全趣旨来对该事实作出认定。⑤同时，各国证据法均以不可分性为自认的基本特征之一。如比利时民法第1356条规定：“自认不得予以分割而为不利之认定。”当事人的陈述是不是自认，应当从整体上加以观察，不能断章取义，而为其不利的断定。这种情形，法院不得选择前半句而认定被告已有自认。
（三）附条件的承认。所谓附条件的承认，是指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陈述事实的承认，建立在将来不确定事实之上。如原告诉被告归还欠款，被告表示只要原告能提交某证据便承认欠款事实。此时，被告即是附条件的承认。实际上，其对对方当事人的陈述并为承认，仍需对方当事人举证，因此，这种附条件的承认并未起到免除对方当事人举证责任的效力，故不能以自认对待。⑥
六、特殊情况下自认的法律效力
（一）共同诉讼中一人自认行为的效力能否及于其他共同诉讼人。
共同诉讼中的自认问题主要涉及到其中一人的自认的效力能否及于共同诉讼人。—些国家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在共同诉讼中，于全体共同诉讼人必须一起确定诉讼标的的情况下，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只有有利于全体时，才发生效力。如日本民事诉讼法第62条第1项规定：“在全体共同诉讼人必须合一确定诉讼标的的情况下，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只有有利于全体时才发生效力。”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1款规定：“共同诉讼人中—人之行为有利于共同诉讼人者，其效力及于全体，不利益者对全体不发生效力”。所谓不利益，依学者通说，是指撤回起诉或撤回上诉、认诺、含弃等情形，至于自认是否包含其中，法学家们未论及。比利时法学家德克斯认为，自认的客体须只与自认的当事人有关。按照该种观点，共同诉讼人中一人的自认既已逾越了只与其本人有关的范围，且依民事实体法，在未得到全体利害关系人的—致同意之前，没有单独免除对方义务的权利，所以，自认不发生一般的拘束力，而只是作为普遍意义上的证据。①可见，共同诉讼中的自认，不能当作适格的自认，因为在这里，欠缺自认的构成要件。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对共同诉讼中的自认问题没有规定，但是《民事诉讼法》第53条第2款规定："共同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对诉讼标的有共同权利义务的，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经其他共同诉讼人承认，对其他共同诉讼人发生效力；对诉讼标的没有共同权利义务的，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对其他共同诉讼人不发生效力。"在此前我们已经阐明我国现行法律认为自认是一种诉讼行为而非证据，因此，依据上述规定：
1、在普通的共同诉讼中，因共同诉讼人一人的行为对其他共同诉讼人不发生法律效力，所以，一人的自认对其他共同诉讼人始终不产生效力。
——一个历史考察和对比分析的手法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高武平 430074
内容摘要：本文对中国古代的直诉制度、建国初的信访制度以及今日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信访制度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并对各时期信访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对比分析，从而为当前越访、京访不断的现象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也为我国信访制度的困境找到了症结所在。
关键词：直诉制度 信访制度 合理性
一、
为什么要研究信访制度存在的合理性问题呢？其实这有很大的偶然性。其一，笔者在不久前写了一篇《信访制度的存废辨——兼谈中国信访制度的变革之道》[1]的文章，但我在写文章的英文内容摘要时，发现英文里并没有“信访”这一词，随后我又查了牛津法律大词典，也没找到相应的词条，这让我感到特别奇怪。难道国外没有这种说法吗？怀着疑问，笔者对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进行了考证，发现国外确实不存在所谓的信访制度。这也与信访制度一向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发明，是共产党人所创造的新中国的法律传统一说相吻合。这就使笔者对这一制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即为什么同时期的外国法律制度中没有信访制度呢？这一制度为什么只在中国“生根发芽”；其二，在笔者写作《信访制度的存废辨——兼谈中国信访制度的变革之道》的过程中，查阅了相当多的材料，但笔者发现，现有学者的相关论文中更多的是谈及信访制度的弊端或者应如何完善，而对于信访制度存在的原因很少论及。不分析信访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我们就无法了解其存在的原因和意义，也就无法对其存废做出正确的判断，那么我们的研究可能就会陷入“坐而论道”的“空谈”境地，无法解决实际中出现的问题。因此，要解决今日中国信访制度的困境，就必须对信访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进行研究，这才是我们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发点，也是笔者写就本文的意义所在。其三，信访制度既然只是为中国所有，那么该制度就具有其自身特殊性。特殊性才是事物本身质的规定性，对这种特殊性的问题加以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理论联系实际，从而正确地解决中国法制进程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
作为一项法律制度，信访制度的出现并长期存在却不是偶然的。德国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曾说过“存在即是合理”，且不论这句话是否为绝对的真理，但一种新事物的出现并存在肯定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如果没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该新事物就不会出现并存在。信访制度的出现亦然。正如苏力所说，“一种制度得以长期且普遍地坚持，必定有其存在的理由，即具有语境化的合理性；因此首先应当得到后来者或外来者的尊重和理解。”[2]正是秉着这种后来者的“尊重和理解”的态度，笔者对信访制度存在于中国的合理性进行了历史的考察与对比分析，希望能够有助于时下学者们对这一制度的困境的出路的研究。
二、
一直以来信访制度都被认为是共产党人的一个发明，是新中国的一项新的法律传统。但笔者经过考察发现，在古代中国也存在一种类似于信访的制度——直诉制度，即我们通常所说“告御状”或者“京控”（顾名思义就是到北京去控诉，与今日到北京上访如出一辙）。根据《周礼》的记载，早在西周就已经出现了所谓的“路鼓”和“肺石”制度。路鼓之制，是申诉者打击宫门外所设之鼓，由专门受理路鼓的人先倾听申诉，再告之于周王，这是后来“登闻鼓”制度的前身。肺石之制，是指王宫门外设立暗红色的石头，有冤屈者在肺石上站立三日，司法官即受理此案。《周礼•秋官•大司寇》记载：“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在汉代，则出现了“诣阙上书”这种直诉制度。即老百姓一般应按照司法管辖逐级告劾，但若蒙受重大冤狱，也可越级上书中央司法机关申冤。但这一时期的直诉制度，其实只不过是司法制度中的特殊情况而已，并非定制。直诉作为一项正式的制度，确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晋武帝（公元265～290）时始设登闻鼓，悬于朝堂或都城内，百姓可击鼓鸣冤，有司闻声录状上奏，这就是所谓“登闻鼓”直诉制度，即冤枉者不服判决，可以不受诉讼审级的限制，直接诉冤于皇帝或钦差大臣。北魏、南梁均沿用此制。登闻鼓制度设立之后，一直沿用到清朝，成为直诉的途径之一。唐朝也允许被审人确有重大冤抑而不被平反的，可以直诉于皇帝。唐朝的直诉方式除了挝登闻鼓外，还有邀车驾（类似于今日的拦截领导的小车）、上表（类似于今日的写信给中央告状）和立肺石等。《唐六典》记载：“……经三司陈诉，又不伏者，上表，受表者又不答听，挝登闻鼓。若茕独老幼，不能自申者，乃立于肺石之下。”到了宋代，直诉制度更加完善，对于诣阙投诉，还设立了专门的机关（类似于今日的信访局）予以受理。宋代规定了“凡是有关公私利济、论诉本处不公、理雪抑屈等，均可经院进状。登闻鼓院不接收的，再向登闻检院进状。”宋代专门受理直诉的机关有登闻鼓院、登闻检院和理检院（类似于今日的各单位的信访接待部门）。当事人必须依照法定次序依次向这三个机构投诉，由皇帝指定官吏重新审理。如果这三个部门不受理，当事人还可以拦驾，由军头引见司转奏。明朝一代则是对于直诉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法律明确规定禁止越诉（类似于今日的越级上访，但范围较后者大），《大明律》规定越诉者“笞五十”。立法如此严厉，明代越诉现象仍屡禁不止。可见，直诉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是不可或缺的一种司法制度。明宪宗成化十七年（1481）更是将各地越诉人数纳入官吏政绩考核，一年越诉者过多，则罚主管官吏俸禄（类似于今日的各地建立的“各级信访工作领导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以及“信访一票否决制”，后者的惩罚则比前者要严厉得多）。清代关于越诉的规定与明代基本相同。如果地方司法机关审断不公，当事人可以赴京呈控，成为叩阍，又称京控，俗称告御状。叩阍的地方有通政司的登闻鼓厅、都察院、五城察院（类似于今天的各信访单位）等处。综观上述，自南北朝以降，均有登闻鼓直诉制度，各朝或有增补，比如邀车驾等等。即使是这些直诉制度之间，也是有高低之分的。如一般只有挝登闻鼓无效的时候才可以邀车驾等等。晚清法律制度改革，民国时期引入西方大陆法系模式，中华法系解体之后直诉制度便不复存在，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出现了类似于直诉制度的信访制度。根据现有材料，笔者无从断言，信访制度是否就是共产党人从中国古代的“直诉”制度受到启发而创造出来的。虽然今日的信访制度与直诉制度有一定的区别（笔者在《信访制度存废辨》一文有述及）但我们仍可以明显地看到现行信访制度与中国古代的“直诉”制度存在着密切的“血缘”关系，这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法的继承性和传统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因此，笔者倾向于认为今日信访制度是从古代的信访制度转化而来。）
那么中国古代的“直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又是什么呢？为什么同时期的其他法系的国家并没有出现相类似的法律制度呢？这就是我们要探求的目标。笔者认为这与以下两个问题紧密相关：第一问题是为什么要直诉？也就是直诉产生的前提。关于这个问题答案很明确，那就是地方司法机关判案不公，造成冤狱，老百姓存在着冤屈。如果没有重大的冤屈，向来“怕官”的中国的老百姓是不会去告状的，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那些告御状的基本上都是人命官司或者要求雪冤平凡的。分析到这里，我们发现这只能说明直诉产生的客观性原因，司法不公造成的冤狱，在同时期的其他国家肯定也存在，可为什么他们就没有产生这样一种法律制度呢？这又与第二个问题紧密相关，即为什么要选择直诉这一方式，这是直诉制度产生的主观性原因，也是为什么只有中国有“直诉”制度而西方国家没有的决定性因素。百姓蒙受冤屈，可以采取很多种方式解决，比如你可以忍气吞声，或者到地方各级的司法机关告状寻求解决，不一定要采取直诉这一方式。对于当时的老百姓而言，由于当时的交通条件不便利，千里迢迢到京城去告御状就意味着要付出很大的经济和人身代价（在古代中国要告御状，必须经过“滚铁钉”等考验）。我们也发现在中国古代中存在着一套完善的诉讼司法制度。问题就产生了，既然有低成本和合法的洗冤途径，为什么老百姓还要去选择高代价和“越诉”这一为法律所严禁的渠道。用常人的理性，我们肯定很难解释这一相悖的行为。因此，要么所有的老百姓都有问题，要么就是司法程度存在问题。答案就是后者。由于中国古代的司法体制中司法、行政不分，地方官同时也是司法官。这就使司法公正得不到应有的保证。在被告人权高位重或者地方官接受当事人一方的贿赂时，受害人就会出现无处告诉或蒙受冤屈的司法不公。或许我们还会想到有受冤人还可以到上一级的地方司法机构要求复审，但由于中国古代特有的官僚体制——官官相护，这一渠道基本上也失效。这就使得老百姓通过循序的正规渠道解决问题的设想变得不可能，因此才导致了老百姓选择千方百计到京城去告御状这一不符合经济理性和惨重代价的方式。在这里，问题似乎已经清楚，但笔者也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古代中国的各朝代基本上只允许逐级告劾，而对“直诉”制度都进行了严厉的限制，以防止这一非常规渠道对司法权威的消解及给中央带来沉重的负担。如《大明律》就规定越诉者“笞五十”。明宣宗宣德六年（1431），皇帝甚至下令越诉者一律发往辽东充军。为什么不彻底禁绝或干脆取消这一制度呢？我们发现，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官僚体制和任用私人的圈子关系，使得中央很难准确地了解地方官员的行政能力、道德水平等情况，为了实现对地方封建官僚的控制以及塑造皇帝的爱民勤政形象，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就默许这一非常规制度的存在。前面所述就是中国古代直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之所在。
三、
新中国信访制度的确立，最早可以上溯到建国初。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迁到北平，当年8月就正式成立了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负责处理群众来信来访[3]。由于刚建国时来信来访很多，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几乎同时成立了三个单位受理群众来信来访，即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和总理办公室。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又设置了“人民接待室”，作为专门处理人民来信来访日常工作的具体办事机构。到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和直属机构大多建立了信访机构或配备了专、兼职信访干部，全国有很多省和县也按照中央的要求建立了相应机构。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了“分级负责，归口办理”原则。1954年至1957年，来信来访猛增，信访机构进一步完善，中央有接待任务的50多个机构都建立了信访机构，配备了信访干部。在接下来的运动中，更多的是上面的工作队下来，抛开各级党政机构，直接由上下访，然后是受到鼓励的农民再纷纷把“情况”（主要是对基层干部的不满）反映给他们，这如果算是信访的话，应该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信访。“文革”开始后，信访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文革”结束后，国家机关逐渐恢复了信访机构，并制定相关工作规程，如1980年6月20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处接待来访工作细则》，1986年12月10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发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细则》。1995年国务院颁布了《信访条例》，随后中央各政府部门、全国很多省市政府也陆续发布了条例、信访工作办法、暂行规定、守则等。作为一种制度，信访形成于建国之后不久。为什么信访制度会在这一时期形成？难道仅仅是出于偶然？下面我们将对建国后信访制度形成并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考察和分析。其一，建国初，信访制度被视为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人民的一种制度化形式和纽带。信访制度，通过群众反映问题，政府调查后予以解决，能实现“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它的行为手段本身能使人们看到党“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意识形态效果，这也是体现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的最好表征。1951年5月16日，毛主席作了《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的批示，指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4] 从领导人的意见中，我们可以看到，制度化的信访，一开始就被当成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这是信访制度的首要功能。其二，对各级党员干部进行监督，防止党的腐败堕落。在共产党政权建立初期，最高领导人就非常警惕党员干部的腐败和官僚化问题，并以各种方式各级监督党员干部，防止其腐败堕落、脱离群众。信访制度就是党发动人民群众监督地方基层干部的有效手段和途径。建国前夕，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关于如何能够跳出中国历史上治乱继替的周期率的问题时就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953年1月5日，毛泽东在党内指示《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中对官僚主义进行了有力批判，并要求结合整党建党及其它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工作入手，整顿官僚主义作风。[5]《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一系列社论批判官僚主义，鼓励人民信访。[6]其三，解决社会存在的矛盾，同时贯彻党的政策，实现社会动员。在信访过程中，可以使社会一些突出的问题得到重视和解决。同时在信访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回信、说服解释等方式向人民群众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实现社会动员的目的。[7]下面这段代表国家在“路线正确时期”信访观的社论或许正是这一时期信访制度存在的合理性的最佳阐释：
实践经验也证明，认真地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有很大好处：可以经常地同成千上万的群众建立联系，了解各阶级、阶层的情绪和要求；可以宣传政策，教育群众，可以根据这些情况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及时解决当前工作中一些突出的问题，这就能够帮助领导机关随时发现问题，克服官僚主义，改进工作。[8]
四、
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体制转轨过程中，各类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加剧，信访制度原有的联系群众、反映社情民意的功能基本上趋于弱化，而出现了“功能错位”——更多的被作为一种正常司法救济程序的补充程序，通过行政方式来解决纠纷和实现公民的权利救济。而且很多基层的群众都将信访看成了优于其他行政救济甚至国家司法救济的一种方式。这就导致了90年代以来，各类信访活动剧增，尤其是到中央各部门进行上访的人数逐年大幅度上涨，尽管中央出台了诸多措施、方法进行限制，但仍无法阻挡这一发展势头。据调查自去年7月份以来，北京出现“信访洪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访大军，每天流动在中央各部委之间。群众集体访、重复访和群众赴京上访幅度大、人数多、规模大、持续时间长、行为激烈，在一些地方和行业引起连锁反应，严重影响首都北京和局部地区的社会稳定。面对愈演愈烈的个人上访、集体上访、越级上访以及由此引发的干群关系紧张和诸多社会问题。很多学者纷纷主张取消“人治的信访”，例如学者于建嵘就认为信访制度由于功能错位，消解了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客观上造成了中央政治权威的流失，带来了严重的政治迫害和政治激进主义。[9]还有的学者认为在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下，法治仍不完善，如果取消了信访制度将使广大公民丧失了权利救济的手段，使民众陷入了一种求救无门的境地。面对信访制度今日的制度困境，学界提出了种种的意见和看法。现有学者大多集中于对信访制度的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进行阐述，并提出种种完善之策，而缺乏对信访制度进行一个比较全面地考证，因此很多做法是治标不治本的。笔者认为，要彻底取消“人治的信访”，我们就必须去探求其产生及存在的根源，只有找到它的“病灶”，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根除这个问题。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探究信访制度在转型期中国存在的合理性，通过对其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考察，能够有助于我们找到解决这一矛盾性问题的根本出路。
笔者将借用前述对古代中国直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进行分析的手法，对转型期中国的信访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进行分析。首先是为什么要信访？答案很简单，就是群众的利益遭受侵害。这种侵害既来自于地方行政权力对公民利益的侵犯，也来自于司法审判的不公（由于涉法的上访量相对其它类型较少，笔者后面的论述主要针对地方行政权力对公民利益的侵害来展开的）。根据有关调查，当前民众上访主要是有关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乱收费、地方官员腐败以及国有企业改制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等热点问题，这些问题基本上与地方行政权力的行使紧密相关。国家信访局周占顺局长接受采访时也承认：群众反映的问题80%以上是有道理的或者有一定实际困难应予以解决的。可见正是地方行政权力对人民群众利益的严重侵害，才导致了民众的大量上访。透过这一表象，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地方政府的违法行政现象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这与中央政府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大相径庭。
其次，为什么要越级上访、京访（民间俗称“到北京去找中央”）？公民的利益受到侵害，有很多途径可以选择来进行权利救济。比如可以忍气吞声，也可以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还可以到纪委、监察局去举报有关不法的公务人员，从而使自己的权利得到救济。应该说，我国规定的权利救济渠道还是比较多的。我国的相关法规也严厉禁止越级上访，那为什么还要去越级上访或者京访呢？大家都知道，虽然现在信访不用像过去告御状那样要“滚铁钉”，但是上访的成本还是非常的高，一旦走上上访的路，就意味着你必须付出大量的经济代价（你不仅要付出多次入京的费用，而且还可能面临失去现有的工作）甚至于人身安全的代价。当前各地政府为了博取上级政府的满意，出台了种种的措施来降低本地区的信访量，对上访者进行拦截、阻挠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很多地方政府甚至动用了国家司法机关采取了殴打、拘押等严重侵害公民人身权利和人身健康的暴力措施。如《我告程维高》一书的作者郭光允就曾被多次拘押并被判刑入狱。[10]前不久，笔者还看到某省的上访人员被当成精神病人强制送入精神病院进行管制。足可见上访、京访并非容易的事，甚至可以说是冒着生命的风险。分析到这里，问题又出现了，民众为什么不去选择那些合法的、低成本的渠道，比如在当地依照法律规定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而偏偏选择高风险、高成本而且为法律所严厉禁止的越级上访、京访呢？很多学者认为这是民众的所谓“青天情结”的封建意识残留所致，其实这种说法是严重抹杀了民众的理性。笔者认为除了极个别的无理瞎闹的人之外，更多地人是理智的。那理智的人为什么会做出不理性的行为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合法的、低成本的渠道失效或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为什么会失效呢？下面笔者将对此进行分析（我将根据一般民众可以选择救济方式的种类和成本高低进行论述）。
首先是行政复议。当公民权利受到行政权力侵害时，他最先可以采取向当地政府或上一级部门提起行政复议，这是成本最低的救济手段，也是最简单的。但在实践的操作中，我们发现，由于接受复议的部门与原有的行政部门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上下级或利益关系，更多的时候，公民的行政复议大多数都是被驳回，行政复议不能起到应有的行政监督作用。这就导致了这一渠道缺乏应有的公信力和公正性。
其次是行政诉讼，既然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起不了应有的作用，那么公民可以选择行政诉讼这一司法监督的方式，到行政部门所在地的法院提起诉讼。但我们又发现，虽然我们现在不像古代中国那样行政、司法不分，但是我们的法院仍缺乏足够的独立性。我国法律没有规定法官独立审判，只规定了法院独立审判，而这实际上是一句空话，人民法院受党的领导在实际上成了受地方党委领导，由地方政府财政供养，人、财、物均由地方管理，地方党委、人大机关和政府可以把法院视为同级地方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政法委可以通行无阻的给法院定调子、批条子。法院不仅要在审判工作中听命于地方党委及领导个人，而且还要直接作为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参与地方中心工作甚至为强制拆迁、违规征地等违法行政活动保驾护航。很多地方政府把司法机关配合政府工作作为衡量地方司法机关工作表现的标准之一。而这种司法不独立和法院官僚化，也加重了公民对于司法体系的不信任，只有采用“上访”这种诉诸政治权威的方式讨公道。一定程度上来讲，学者们批判信访制度消解国家的司法权威并不准确的，这是本末倒置或者片面的说法。真正消解国家的司法权威性的是司法本身的不公，正是司法的不公，才导致了民众选择上访而非“上法院”，而信访制度又反过来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当然，导致司法不公并非全是其自身的问题，更多的是体制上的问题。
再者就是按法律的规定进行上访。这是一种成本较高的方式，因为当事人要自己付出上访所需的费用，而且要寻找政府违法行政的材料。对于为了规范信访的行为，促使信访问题得到圆满地解决，国务院出台了《信访工作条例》，各省也纷纷制定了相应的地方性法规。中央还建立了“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制度”，各地也出台了一系列诸如“各级信访工作领导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以及“信访工作一票否决制”来促使地方领导重视并解决民众的信访问题，应该说这些措施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在现实的运作中，各级地方官员为了博取上级政府的好感，减轻来自上层的压力，营造一种政通人和的虚假政绩，往往不是解决信访的问题，而是采取捂着、盖着，大量的问题还是得不到应有的解决。前国家信访局周占顺局长2003年接受新华社《半月谈》杂志采访时谈到信访时说过：“80%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但地方政府却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这就迫使了民众只能向更高层的政府直至党中央、国务院反映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造成大量信访事件出现的责任主要不在上访的群众，而是在于某些地方的党委和政府，因为群众面临的具体问题未能在基层得到妥善解决，才造成大量的群众越级上访、京访。[11]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利益的这种极端漠视，与我们当前所大力提倡的“群众利益无小事”格格不入，也无法体现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最后是到当地或者上一级纪委监察部门去举报相关违法人员。相当多的违法行政都是跟腐败行为相关联，如有关国企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的上访。这种方式成本相当之高，而且存在很大的风险。因为，一般的民众很难得到有关官员腐败的信息，而且举报之后可能会遭受被举报人员的报复陷害（郭光允一案即是最好的说明）。然而这一方式在现实中的效果并不明显。我国的地方纪委、监察系统归同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缺乏必要的独立性。这就导致了现有的地方纪委监察系统很难对同级政府机关进行监督，即便是对下一级的监督也往往遭到同级政府领导的干涉。我们也发现现有的大部分厅局级干部涉案案件都是中纪委的介入才得以处理的，而省级纪委基本上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这在前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一案就可以看出，当地的纪委部门因为受制于当时的省领导无法进行监督查处）。
在上述诸多救济方式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时，为了保护自身的权益，越来越多的民众就只能选择踏上到北京去，到中央一级的部门甚至党中央、国务院去“告状”或者“要说法”。也正是如上种种的理由决定了信访制度在时下中国存在的合理性，也决定了越访、京访的现象必然出现。
五、
笔者之所以用大量的篇幅对中国古代的直诉制度、建国初的信访制度以及今日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信访制度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并对各时期信访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分析论证，目的在于让关注我国信访制度困境的学者们对于这一问题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了解，从而为我们最终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正确的思路。
[1]该文章发表在中国农村研究网上。
[2]苏力：《送法下乡》[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
[3]刁杰成：《人民信访史略》[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5页。
[4]转引自刘絮、聂玉春主编：《信访工作手册》[M]，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
[5]《毛泽东选集》[M]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72页。
[6]如《人民日报》1953年1月19日发表的“认真处理人民群众来信大胆揭发官僚主义罪恶”，1月23日发表的“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11月2日发表的“把处理人民来信工作向前推进一步”等。
[7]陈柏峰：《缠讼、信访与新中国法律传统》[J]，中外法学2004（2） 。
[8]如《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5日。
[9]参见于建嵘博士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国信访制度批判》，转载自中国农村研究网（http://www.ccrs.org.cn）2005年1月22日访问。
[10]祥见郭光允《我告程维高》一书，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自认属性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奚 玮
一、自认的属性：证据还是诉讼行为
关于自认的属性，理论界一直颇有争议。大陆法学者通常认为，诉讼上的自认是一种诉讼行为，该行为发生在民事诉讼法上的效果，为免除对方当事人就该事实的举证责任。英美法学者也认为，诉讼上的自认是当事人或其代理人在诉答文书或协议书中作出的正式让步，具有从争议点中撤销事实的效力，能够从整体上豁免对这一事实的证明责任。“诉讼上的自认应同证据上的自认区分开来，二者截然不同。除非法院予以撤销，诉讼上的自认在案件中具有最终效力，而证据上的自认则不具有结论性，它可能还要经过对质或解释。”①这种观点即非证据说，与之相对应的是特殊证据说。前苏联学者认为，当事人的承认是一种证据。②我国部分学者也认为，诉讼上的自认属于当事人陈述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种特殊证据。那么自认究竟是一种诉讼行为还是一种证据呢？这对于研究自认的法律效力问题十分关键，不可不察。
我国台湾学者认为，当事人在诉讼上的自认，其法律性质应解释为诉讼行为，从而使当事人自认的法律效果发生民事诉讼法的效果，即对方当事人对自认的事实无需举证。③“自认，既毋庸举证，因而消除该项自认事实证明责任的负担，除经法院准许撤销自认外，不再发生证据问题，……经对造自认的结果，民事法院即依自认的事实，认为实在、无可斟酌的余地，而一般证据能否证明真实可信，则由审理事实的法院衡情斟酌有关证据价值，然后判断讼争事实是否实在，其事实的认定，是由法院评估证据的结果；但自认以后，根本不须评估自认是否可信，显与证据不同，由此可见民事诉讼上的自认，根本不是证据。”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在第一部分“当事人举证”的第8条规定了自认制度，我们认为，这代表了立法者对自认属性的界定。结合该条所规定的自认成就的条件、范围及其法律效力，可以认为自认仅是当事人举证的一种特殊行为方式，性质上是当事人的一种诉讼行为，与当事人有利于自己的陈述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不属于证据种类。行为人的这种行为，发生在民事诉讼法上的效果，为免除对方当事人就该事实的举证责任。对于现行司法解释将自认作为一种诉讼行为的定位，我们认为是十分合理的，因为证据与自认毕竟存在着明显区别：
1、两者根本特征不同。证据的最根本特征是客观真实性，证据证明的事实是客观真实，而自认的根本特征却是主观性，自认的事实是一种形式上的真实，两者是截然相反的。“自认制度的设计实际上排除了法院对自认事实的认定权。既然排除了法院的对事实的认定权，也就必须容忍自认事实的非真实性。” ⑤至于一方承认他方所主张的不利于己的事实是否客观、真实,法院在所不问且受自认的拘束。只要符合自认的构成要件，不管自认事实是否属于客观事实，都会导致法院认可该事实。“谁为使自己不利而故意不说真相，他所说的就被认为是真相。”⑥
2、两者在诉讼中的作用不同。证据的效力为证明力，其作用是证实全部或部分事实。任何证据判断规则的设定都是为了保证证据本身的真实性，以查明案件事实。而行为人自认行为的作出，仅表示其对该事实的承认，并非意味着该事实被证明为真实，其效力表现为对方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免除，这与追求客观真实为最高价值目标的证据判断规则有着本质上的差别。
3、两者发生作用的原因不同。证据因其本身和案件的关联性而帮助法官认定事实，而自认的效力则来源于成文法条，法官可依诉讼规则直接推定事实而无须作逻辑推理。
4、两者在诉讼中的地位不同。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法院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查证属实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而对自认的事实，法官不能将其视为证据而对其进行查证属实，反而受到其约束。
基于上述差别，大陆法系国家都不把自认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方法规定在证据的章节中，而是将自认与自由处分原则和辩论原则结合起来，规定在言词辩论之中。
既然自认是一种诉讼行为，而非证据，那么自认的法律效力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二、自认的构成要件：是否必须是对自己不利事实的陈述
关于自认“须是对自己不利的事实的陈述”这一要件，由于判断“不利”之标准的不同，日本法学界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学说，分别是证明责任说与败诉可能性说。按照证明责任说的观点，不利的事实是指对方当事人负有证明责任的事实，只要一方当事人对于这样的事实作出承认，那么就可以视为自认成立。与之相比，败诉可能性说进一步扩大了不利事实的范围，即认为，只要基于作出自认事实的判决会给自己带来部分或全部败诉后果的，那么就属于不利事实。此外，还存在着主张无须将对自己不利之事实作为要件的不要说，认为只要双方当事人陈述一致就可以成立自认。在自认成立的范围上，败诉可能性说要大于证明责任说，不要说则进一步扩大了自认成立的范围。①
证明责任说与败诉可能性说均不能提供判断是否为不利益陈述之明确标准者，因此，该二说欲以不利益作为自认之本质的内涵，理论上即难周全。②自认事实对于当事人不利只不过是种结果现象，从而很难确定其有利或不利性，而且随着诉讼程序的发展，这种有利与不利甚至可能会发生转换。③例如，原告陈述的被告已归还部分借款的事实，被告对此加以援用，那么这一自认事实表面上似乎对被告有利（部分债务消灭），但是如果原告以此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那么这一事实对于原告是有利的，而对被告是不利的。因此，我们认为“不要说”更具有合理性，“尽管大部分自认在作出时都不利于作出者，但这并不是构成自认的要件之一”④主张取消将于己不利之事实作为自认成立的一个要件，只要双方当事人陈述一致就可以成立自认，以进一步扩大自认成立的范围，增强自认的可操作性，进而有助于简化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毕竟，民事诉讼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对抗，当事人在诉讼中进行陈述，应当持慎重的态度，赋予其行为以相当的法律效果，符合当事人自己责任的原则，尤其尊重当事人所作的一致性陈述，不但因作出陈述的当事人本身应受禁反言规则的限制，禁止其任意撤销，以保护对方当事人的信赖利益，同时减少法院的证据调查，并可达到简化诉讼、确保裁判中立、维持程序安定等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8条对自认制度的规定中并没有将“须是对自己不利的事实的陈述”列为自认的构成要件中，没有明确要求自认的对象必须为不利于己的事实。当事人对有利于自己事实的陈述，也可以构成诉讼上的自认。因此，我们不难看出，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采纳的也是“不要说”。
三、自认效力：应否予以必要限制
在诉讼中，法院应当保障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在一方当事人作出自认后，法院必须免除对方当事人对自认的事实的举证责任，并且不能再动用职权，对自认的事实的真伪进行判断。“裁判上自认为不要证事实之立法缘由：乃系基于辩论主义而来，亦即法院仅须就当事人间有争执之事实而为认定，当事人间无争执之事实则无庸多加干涉，应径行采为判决之基础。当事人主张之事实，经对造于裁判上自认者，该主张之当事人就此事实无庸举证之理由，并非在于其主张之事实与真实相符，即使其主张之事实与真实不符，只须对造于裁判上自认，法院即应采为判决之基础。”①法院在作出判决时，即使认为自认的事实可能有伪，也不得否定自认的事实，并且应当以双方自认的事实作为判决的基础，不得作出与之相反的事实认定。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在现实中往往会出现当事人自认的事实与众所周知的事实或者其他显著之事实相矛盾的情况，此时，当事人自认的事实是否依然对法院产生拘束力?对此，有肯定和否定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作为通说的否定说认为，法院受自认约束的效力，应不得过于绝对。一般情况下，自认行为所指向的事实都不会改变自认行为的效力，因为即便是自认的事实并不是事实真相，也产生约束当事人和法院的法律效力。但是，由于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自认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诉讼行为所决定，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出于诉讼政策的需要，应当对自认的效力加以限制，规定自认规则的例外。我国台湾学者也认为，“自认有如下之例外：1、法院应依职权探知主义之事项，如人事诉讼事件，因事关公益，当事人纵经自认，法院仍不受拘束，而应依职权调查证据。2、在通常诉讼事件中，如系职权调查事项中之公益性较高者，如审判权、专属管辖权、回避原因、当事人能力、诉讼能力，则无自认之效力。3、必要共同诉讼中之一人所为之自认，因该自认之行为对全体共同诉讼人不利，故对全体不生效力。4、自认之事实系不可能或其不实于法院已显著者，仍不生自认之效力。” ②
我们认为，在下列情形下自认对法院通常不产生约束力：
(一)在自认作出之前，已经证明为非真实的事实。
自认规则主要针对当事人所主张的尚未查证属实的事实，所谓免除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的效果即来源于此。如果为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已被证据所证实，法官对此事实已产生了确切的心证，此时已无当事人就此再行举证之必要。因此，如再有当事人的自认，即使属于对其不利的另一事实，也不应产生任何效力。
(二)法律上应依职权调查事项。
在大陆法上，法院必须依职权进行调查的事项主要是案件判决所必须具备的诉讼要件，例如当事人能力、代理人的代理权、法院的管辖权、当事人适格、诉的利益等等。这些诉讼要件称为“职权调查事项”。“法院必须通过调查来审查案件是否具备这些要件，如果判断缺少某一项诉讼要件，则应该驳回起诉，从而使诉讼本身不能成立”③在德、日等国，自认的效力仅限于辩论原则所适用的案件和事实，一旦进入了法院应依职权审理的范围，自认便无适用的余地。如对于诉讼成立要件的管辖合意（即协议管辖），法律要求当事人必须以书面形式证明管辖合意的存在，当事人的自认不能替代书面证明。④一般而言，就当事人能力、代理人的代理权、法院的管辖权、当事人适格、诉的利益等诉讼成立要件为自认的，不发生自认的效力，法院仍应依职权进行调查，不受自认规则拘束。如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起诉条件规定事项，第五章当事人资格规定，第25条协议管辖约定事项等，法院不受当事人自认的约束而为职权调查，并依职权调查结果认定此类事实。
(三)人事诉讼事项。
“人事诉讼”一词在我国法律中并未使用。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规定，人事诉讼主要包括婚姻事件之程序、亲子关系事件程序、禁治产事件程序、宣告死亡之事件程序等。对于前三个诉讼程序，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适用普通民事诉讼程序，对第四个则作了专门的规定。由于人事诉讼涉及公共利益,与社会的公序良俗直接有关,且人身权是自然人的专属权利，不得由当事人的承认随意变更、减损，法律也就不能在这类案件中赋予自认以法律效力。当然，在这类案件中涉及到财产纠纷或债权债务纠纷的时候，当事人针对身份关系以外的案件事实进行的承认仍成就诉讼上的自认，只是自认的效力不影响身份关系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８条除了规定自认的后果外，还规定了自认的除外情形，即“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
（四）与显著的事实或其他法院应予司法认知的事实相反或根本为不可能的事实，或明显与真实情形不相符合的事实。
有学者认为，双方当事人既然对某一事实存在一致的认识，就表明当事人双方不希望法院对该事实的真实性等再作判定，因此，即便当事人自认的事实与众所周知的事实或者其他显著的事实相违背，只要该事实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也应当对法院产生拘束力。我们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法院的裁判，不应以明显虚构的事实为其基础。“荒唐的自认不具有任何拘束力，例如违反普遍承认的经验法则或违反明显的事实。”①如果当事人自认的事实明显不真实、不可能，或者与法院已认知、已查明的事实相违背，则应认定该自认无效，否则就会出现将任何第三人都不可能相信的事实作为判决基础的情况，长此以往必将破坏人们对法院的信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二）自然规律及定理；（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一）、（三）、（四）、（五）、（六）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对于第9条中所列事实，除发生第2款之情形外，即使一方当事人自认以致双方当事人主张趋于一致也不得产生约束法院的效力，即司法认知的显著事实不适用于自认。
（五）一般经验法则。
自认应就具体事实而言，而对于法律判断或一般经验法则，即使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相一致也不得产生约束法院的效力。“所谓的经验法则，系指根据经验归纳而成的知识、规律，包括日常生活法则、自然法则和专门学科的法则。经验法则不是具体的事实，而是相当于判断所用的三段论大前提的知识或规律。一般人都熟知的经验法则，法官在运用时可以不加任何证明，故不属于证明的对象。但是，属于专门的知识而不为一般人所知的经验法则就属于证明的对象。法官即使在该专门领域内造诣很深，也应给予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机会，以确保公平，完善证明的程序。” ②“根据属性不同,经验法则可分为一般经验法则与特别经验法则。由于一般经验法则是人们从日常社会生活或者法律生活中所体验、感知的一类事实,由于这类事实构成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经过长期的反复验证,代表着一种类型事物发展的通常趋势或规律,它是以事实的盖然性作为其内容,由此而形成的规则,其本身自无证明的必要,因此,一般经验法则可不作为利用其他证据加以证明的对象。但是,就特别经验法则而论,因其规则的形成是基于特别知识或经验所取得的事实,对这种事实本身在诉讼上仍可作为证明的对象,由其他证据加以证明或采取其他相应的证明方式如交付专家鉴定等。一般认为,对法官具有一般经验的,其依此经验所形成的规则可直接用以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的需要,但对于法官依据特别知识或经验所形成的规则,一般不得迳行作为认定事实的基础,而必须适用较为严格的证明程序,以使认识的内容更加客观。在证据的证明上,经验法则常指一般经验法则而言。”③我们认为，在建立和完善自认规则的过程中，应当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规定作为一般经验法则的事实不适用于自认。但对于特别经验法则，如果其内容非为社会一般人所知的，须经严格的证明程序，因适用辩论主义，适用于自认。
（六）和解、调解过程中当事人的承认或让步。
在和解、调解过程中，为求纠纷及早解决，当事人作出一些让步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和解与诉讼中的调解，以当事人相互作出让步，解决纠纷为目的，其与自认是显然有别的。当事人为达成和解、避免讼累、平息争端而作出的附条件承认或让步，不能视为自认，不发生自认的效果，也不影响调解不成继续进行诉讼时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即所谓的“让步不产生偏见”原则。在国外的立法例上不乏这样的规定。例如，《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08条规定：“关于在对一项诉讼主张进行和解或企图和解的过程中，（1）提出、表示或允诺提出；（2）接受，表示或允诺接受，一项有价值的考虑的证据，当该诉讼主张的效力或数额引起争议时，不能作为证明对该诉讼主张无效或其数额负有责任的证据采纳。有关在和解谈判中所作行为或陈述的证据同样也不能采纳。”《澳大利亚联邦1995年证据法》第131条规定：“（1）不得提出以下证据：（a）争议方之间、或者争议方与第三人之间进行的有关试图协商解决争议之交流；或者（b）有关试图协商解决争议而准备的文件（不论是否提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7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
四、自认的对象：是否包括间接事实和辅助事实
作为民事诉讼证明对象的实体法事实可以分为主要事实、间接事实和辅助事实三个层次。所谓主要事实是指发生法律效果所必要的直接事实，也即合于法律规定，产生一定法律效果之构成要件之事实。在诉讼中，法院是通过确定主要事实存在与否来确定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是否存在的。所谓间接事实是指用来推定主要事实是否存在的事实。辅助事实是指与要证事实无关之有关证据能力或证据价值之事实。如证人之诚实性、认识能力、记忆能力、表达能力等有关证人之信赖性等事实。间接事实和辅助事实就其性质及作用而言，与认定主要事实之证据资料无异。因此，当事人之主张责任及举证责任，应仅以主要事实为限。而间接事实或辅助事实，即使当事人未主张，法院亦得依自由心证，本于已明了之他事实，以推定应证事实之真伪。①
对于主要事实成为自认的对象，无论是学说还是判例都是无可争议的，“主要事实得为自认之对象者，乃通说所采，并无争议”。②对当事人主张的主要事实的自认一经成立，法院就将以该自认的主要事实作为裁判的依据，不再对该主要事实进行证据调查。问题是，一方当事人对于对方当事人主张的间接事实以及辅助事实作出的自认，能否产生自认的效力，也就是说，间接事实以及辅助事实能否成为自认的对象，值得研究。
在理论上，日本通说认为，自认的对象是成为判决基础的直接事实。间接事实、辅助事实不能成为自认对象。③日本法院的判例对于间接事实自认的成立也持否定的态度。④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法中的辩论主义是自认制度的基石。民事诉讼中的自认主要是基于辩论主义而建立的。而辩论主义仅仅适用于主要事实，间接事实、辅助事实原则上不适用辩论主义，即使当事人没有提出，法院亦可依职权调查，所以一般认为当事人对于间接事实、辅助事实的陈述不成立自认。我国学者也大多认为，自认是指当事人一方对对方主张的、并由对方负有证明责任的要件事实所作的承认的陈述。在具体的诉讼中，当事人一方承认对己不利的事实有可能是对方不负证明责任的案件事实。例如，在就是否存在转贷承诺发生争议时，一方当事人主张在转贷后，对方仍一如既往地收受租金这一事实，对方当事人若对此加以承认，这时不构成自认。因为这种事实是一种间接事实，是自由心证主义的作用范围，不属辩论主义的作用范围，法官仍可展开证据调查。就是说，只有要件事实，即一方负有证明责任的案件事实，才能构成自认的对象。⑤
在学理上，之所以当事人对间接事实的承认不具有等同主要事实自认那样的效力，完全是基于自由心证主义的要求。根据自由心证原则，法官在案件的主要事实存在争议或不明时，可以在不受强制的情况下依据法官自己的良心对该主要事实存在与否进行判断。如果承认间接事实的自认拘束力，就会因为间接事实的当然存在（当事人对间接事实自认后，就免除了法院对该事实的认定权），迫使法官不得不相应地认定相关的主要事实的存在与否。这实际上也就剥夺了法官对主要事实的自由心证权。①也有的学者对此持不同的观点，认为承认间接事实的自认效力并不违反自由心证原则，主张也应当认可间接事实自认的成立，即使主要事实存在争议，对作为表征的间接事实的自认，就免除了对其间接事实的证明。不过，与主要事实自认的不同，“法院可以依据自由心证进而基于其他的间接事实来对主要事实的存在与否作出认定”。“只要足以推翻该被自认间接事实的其他间接事实未获得认定（即使法官对该被自认间接事实存在着怀疑），让法官从被自认的间接事实（以此来作为前提）来推定主要事实也应当说是一种妥当的逻辑”。②
我们认为，无纠纷即无审判的原则也应适用于间接事实与辅助事实。法院如果就当事人之间没有争议的间接事实依职权进行审判，则不但存在因当事人不愿举证而在证据资料不全情况下作出错误判断的危险，且无异于挑起当事人之间本来并不存在的争端，破坏当事人之间法的和平，有违民事诉讼的目的。同时， “在民事诉讼中，主要事实与间接事实的区别是相对的，两者之间并无明确、一致性的界限”③，将主要事实与间接事实明确区别往往相当困难。而且，承认间接事实自认的效力对于促进当事人的自主性诉讼活动，简化对事实的认定，提高诉讼效率无疑是有意义的。当事人针对间接事实作出的与对方当事人主张一致的陈述，如无其他证据可以否定该经当事人自认的间接事实存在，法院原则上应受自认之拘束，以该经当事人自认的间接事实作为推断主要事实是否存在的基础。不过，这种自认毕竟不同于对主要事实的自认。因为由间接事实推断主要事实的过程，终究属于法官自由心证运用的范围。即使法官承认某一经自认的间接事实的存在，亦不表示法官必须承认依该间接事实，则某一主要事实亦存在。当法院通过其他的证据调查不能对该主要事实的存在形成心证时，就会妨碍将该主要事实作为裁判的事实依据。“在具体诉讼中，当欠缺证明主要事实之证据（直接证据）时，势必借间接证据证明间接事实，再以之以经验法则以推定主要事实之真伪。在此情形下，若当事人就主要事实虽有争执，而对于间接事实则出于自认。若认为间接事实之自认，对法院亦有拘束力时，在无其他经验法则之特殊情形下，当事人间虽就主要事实有争执，但法院仍须依自认之间接事实认定主要事实。……限制当事人自认间接事实之拘束力，其目的不外在保障法院自由心证之能力。因此若当事人于自认间接事实之后，即使再度予以订正，若法院认为该自认之事实，其内容较切合真实时，非不得以之为认定主要事实有无之判断资料。”④此外，“当足以否定被自认的间接事实的其他间接事实被认定时，（其他的间接事实作为一种证据或实际起着证据的作用，证明自认的间接事实不存在）该间接事实的自认将不会成立，间接事实的自认对法院没有拘束力。与此不同的是，当被自认的主要事实被其他间接事实否定时，主要事实自认的拘束力仍然存在（只有当主要事实有争议时，法官才有可能通过对间接事实的调查，判断主要事实的存在与否，自认成立表明主要事实已无争议）。”⑤
五、限制自认的法律效力
诉讼中的自认可分为完全自认与限制自认。当事人对于对方主张的事实为全部承认的，称为完全自认、单纯自认或无条件自认，对于自认附加了限制条件的，称为限制自认或复杂的自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自认并未区分完全自认与限制自认，对限制自认的效力亦未作规定，给实践操作带来了难度。按照我们的理解，所谓完全自认是指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毫无保留地予以全部承认，并产生使主张该事实的对方当事人免除举证责任的效果，具有自认的完全法律效力。而限制自认是附条件的、不充分的、不完全的自认，在对对方当事人陈述主要事实认可的同时，对其自认又有所附加或限制，试图减轻、抵销自认的法律效果。限制自认一般有两种情形：其一，当事人一方对于对方所主张的事实，承认其中一部分而否认其他部分，又称部分自认。部分自认不得扩及全部。如原告主张被告向其借款2万元，而被告自认只借款8000元，在别无证据时，其自认的效力仅及于8000元。其二，自认时附加独立的攻击或防御方法，又称为自认附加。“附限制之自认（自认之附加），乃指当事人对他造主张不利于己之事实，虽为承认，但附加提出对该事实反对之抗辩。”①
各国立法对自认附加亦有不同规定，如《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289条规定：对于审判上的自认，附加有包含独立的攻击或防御方法的陈述者，并不影响自认的效力。按此种规定，当事人的自认附加亦构成自认，从而免除对方的举证责任，当事人应对所附的限制条件举证。而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279条第2款则规定，当事人对自认有所附加或限制者，应否视为自认，由法院斟酌情形断定之。依此条规定，限制自认并不一定产生自认的效力，应由法官根据陈述的具体情况综合加以判断。在英美法系，上述情形被称为“承认而又否定的抗辩”（pleas in confession and avoidance）。这种抗辩一方面免去了对方当事人关于被承认事实的证明责任，另一方面又使该当事人负担起关于新提出的抗辩事实的证明责任。②
正确认识和适用自认附加，有必要对其与间接否认、抗辩假定、附条件的承认等加以区分：
（一）间接否认。间接否认，又称附理由的否认，是指当事人从积极方面主张与相对方的主张事实毫不相关的事实，对相对方的主张事实予以间接否认。例如，被告针对原告主张的金钱借贷关系事实提出“这笔钱是你赠给我的”主张。由于赠与关系与借贷关系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因此，被告的主张属于否认而不是抗辩，进而原告仍须对借贷关系成立要件事实（权利成立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③德、日等国的民事诉讼理论将上述情形称为“附理由的否认”，这无疑是符合这种陈述的本质的。既然这种陈述的实质为否认，自然也就不能免除对方当事人的证明责任。④
（二）抗辩假定（预备性的抗辩）。如果被告提出“自己没有向原告借过钱，假设自己借过钱也已经偿还了”的主张，这种主张就是所谓的抗辩假定，其中的“自己借过钱”之部分并不成立自认。因此，在当事人作出假定抗辩时，法院必须基于证据调查及辩论的全趣旨来对该事实作出认定。⑤同时，各国证据法均以不可分性为自认的基本特征之一。如比利时民法第1356条规定：“自认不得予以分割而为不利之认定。”当事人的陈述是不是自认，应当从整体上加以观察，不能断章取义，而为其不利的断定。这种情形，法院不得选择前半句而认定被告已有自认。
（三）附条件的承认。所谓附条件的承认，是指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陈述事实的承认，建立在将来不确定事实之上。如原告诉被告归还欠款，被告表示只要原告能提交某证据便承认欠款事实。此时，被告即是附条件的承认。实际上，其对对方当事人的陈述并为承认，仍需对方当事人举证，因此，这种附条件的承认并未起到免除对方当事人举证责任的效力，故不能以自认对待。⑥
六、特殊情况下自认的法律效力
（一）共同诉讼中一人自认行为的效力能否及于其他共同诉讼人。
共同诉讼中的自认问题主要涉及到其中一人的自认的效力能否及于共同诉讼人。—些国家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在共同诉讼中，于全体共同诉讼人必须一起确定诉讼标的的情况下，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只有有利于全体时，才发生效力。如日本民事诉讼法第62条第1项规定：“在全体共同诉讼人必须合一确定诉讼标的的情况下，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只有有利于全体时才发生效力。”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1款规定：“共同诉讼人中—人之行为有利于共同诉讼人者，其效力及于全体，不利益者对全体不发生效力”。所谓不利益，依学者通说，是指撤回起诉或撤回上诉、认诺、含弃等情形，至于自认是否包含其中，法学家们未论及。比利时法学家德克斯认为，自认的客体须只与自认的当事人有关。按照该种观点，共同诉讼人中一人的自认既已逾越了只与其本人有关的范围，且依民事实体法，在未得到全体利害关系人的—致同意之前，没有单独免除对方义务的权利，所以，自认不发生一般的拘束力，而只是作为普遍意义上的证据。①可见，共同诉讼中的自认，不能当作适格的自认，因为在这里，欠缺自认的构成要件。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对共同诉讼中的自认问题没有规定，但是《民事诉讼法》第53条第2款规定："共同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对诉讼标的有共同权利义务的，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经其他共同诉讼人承认，对其他共同诉讼人发生效力；对诉讼标的没有共同权利义务的，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对其他共同诉讼人不发生效力。"在此前我们已经阐明我国现行法律认为自认是一种诉讼行为而非证据，因此，依据上述规定：
1、在普通的共同诉讼中，因共同诉讼人一人的行为对其他共同诉讼人不发生法律效力，所以，一人的自认对其他共同诉讼人始终不产生效力。
